第一个故事：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旧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富人们占有了一个国家有限财富的过多份额因而应该受到谴责。亚当·斯密则说：“人们很容易把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人视为‘社会害虫、凶残的巨兽和吞噬所有小鱼的大鱼’。但是，他们错了，因为社会的财富并非是有限的，只要实业家和贸易商有雄心且有毅力，社会的整体财富总是能够无限地扩大。大鱼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小鱼，而非吞噬小鱼。大鱼不断地花钱，这样，小鱼才有了工作。大鱼也许倨傲无理，他们的种种劣迹通过市场的运作却变成了善行。”
斯密在下面的这段文字里作出了解释，而这段话也许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一段话：“无论富人们怎么天性自私，怎么贪得无厌，尽管他们的惟一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以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充填他们无底的私欲，但实际结果是富人和穷人们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那些富人们可以放手从事实业，开展贸易的社会里，商品是如此丰富，不仅富有的上层人的奢欲能得以满足，而且能充分照顾农民和手工艺者的需求。”
对富人而言，这个故事无疑令他们喜出望外。在以前，富人在经济理论的表述里一直就是近乎恶棍的反面形象；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摇身一变，成了经济学家笔下的英雄人物——是他们一直在照顾地位比他们低下的各个社会阶层，也是他们为穷人提供住房和口粮。必须指出的是，即便他们的人品令人厌恶，他们仍在完成上述的这一切使弱势群体受惠。富人愈贪婪，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愈大。反之，这个故事中穷人的形象就不那么美好了。既然富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穷人在社会结构中只承担着逆来顺受、功能性的角色，甚至因为他们基数庞大，享受社会福利，依赖慈善机构，有过多消耗社会资源之嫌。物质上本已相当匮乏，而今这个故事还要让穷人在精神上因富有阶层的轻侮而难以抬头。
第二个故事：精英崇拜，身份同德行相关
长期以来，人的身份同德行无关。一个人可能聪明善良、思维敏捷且富有创意，但他可能是一位扫地工人；而一个人也可能懦弱无能、颓废堕落、残忍成性且愚不可及，他却是一国之君。
现在的人们开始更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念，即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涵义。过去，社会上的财富是依据血亲关联世代相袭，金钱的涵义自然只是昭示某人有幸而生于富贵之家，因而，人们自然也不会将金钱视为一个人智识和才能的指标。但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正因为精英崇拜思想的发展，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千百年来，受制于僵化的种姓般的等级制度，许多天份极高的饱学之士只能被埋没。现今我们社会中的精英们却能在基本公平的环境里尽情挥洒他们的才情，至于他们的身世、性别、种族或年龄已不足以成为他们通向成功的绊脚石。社会财富的分配终于有了公正的因素。对那些身份低微的人，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负面影响。既然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失败者就理应失败。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们致富无可厚非，同理，人们挨穷也不是没有缘由。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这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第三个故事：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穷是因为他们蠢。
在19和20世纪倒是有不少人愿意代表穷人来探究导致他们贫穷的症结。答案虽是众说纷纭，但在那些思想激进人士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而且从学理上也可以解释），那就是导致穷人社会地位低下之根源便是他们的愚昧和堕落。
因为经济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兴起，在世界不少地区，穷人已不再是不幸的人、需要慈善救济且让富人怀有负罪感的人，而变成了人生的失败者、让那些凭着积极心态自我进取的精英阶层所不齿的人。富人们已然不再因为他们奢华的生活而觉得羞愧，也不会对曾经和他们同伍、而今已被他们远抛在身后的穷人们施与同情。
现今社会，不论一个人身世如何卑微，他都清楚自己的生活充满着无限机遇……如果在旁人眼里，他一再被认为是‘笨蛋’，那么他恐怕真的就是个笨蛋……更为残酷的是，他们将注定身份低微，而且，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如此直白：因为他智识低下，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被剥夺了成功的机会。他应该清楚这一切，不是吗？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