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物文**，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作家、纪录片导演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其新书《故宫*物文**南迁》选取了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尤为可贵的是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宫旧藏117万件*物文**归国家所有。1931年 “九一八”事变，沈阳故宫及所藏*物文**全部被日军控制。1933年2月，故宫人带着*物文**精华13000多箱紧急撤离，穿越大半个中国，辗转迁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他们以书生意志，延续文化命脉。1950年—1958年，8000余箱*物文**重返北京。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物文**损失惨重，唯故宫*物文**损失甚微。
“2023年是故宫*物文**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这正是我们在首席专家郑欣淼先生带领下进行‘故宫*物文**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这一课题研究，以及我写作本书的意义所在。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身为著名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祝勇怀着这样的心情，用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以翔实的考证重建南迁之路，写下了新书《故宫*物文**南迁》，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今天，人们一说到祝勇，脑海中第一时间联想到的便是故宫。没错，祝勇近年来一直坚持着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故宫的历史风云变幻，展现出了一名深入社会肌理和时代脉搏的行走型作家的不俗实力。2011年，祝勇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供职于故宫学研究所，担任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故宫里的空间，故宫里的时间，一直滋养着祝勇的写作。他充分运用“近水楼台”，从书画、建筑、器物等多个面向入手，写出大量关于故宫的文章。截至目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除新书《故宫*物文**南迁》外，祝勇已经出版了包括《故宫六百年》《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故宫的隐秘角落》《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旧宫殿》等10多本书，形成了名声在外的“祝勇故宫系列”。“故宫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其实我想表达的许多内容，都可以收纳在故宫这个主题之下，所以我目前没有打算偏离以故宫为主题的写作。其实大家可以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我的故宫写作——我写故宫，写的其实不只是故宫。故宫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它是世界的缩影。”谈及自己的故宫写作，祝勇如是说道。
颇为有趣的是，作为一名作家，祝勇早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参与北京电视台纪录片主创。自此他进入了文学写作和纪录片创作两种艺术形式的互动阶段。他先后创作出不少纪录片好作品，也得过多项纪录片大奖。其中，他曾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还曾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于是，一度他的朋友担心，祝勇就此走上转型导演的康庄大道，会偏离了写作。但是祝勇并没有放弃写作。他对文学的初心依然不改。“拍摄纪录片和写作都是我的所爱，但我更重视写作。一个作家，可以依凭最简单的工具——文字的世界来表现世界，甚至是塑造世界，在我眼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神奇的事了。”
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在《故宫*物文**南迁》一书中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他将写作的宽度拉开了，跟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政治紧密相连，那些好像跟故宫不相干的历史写作，最终都巧妙地都跟故宫*物文**南迁、*物文**保护紧密关联。尽管此前祝勇对故宫*物文**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八十多年前的*物文**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逐渐展开，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在写作种中，祝勇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物文**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物文**，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这样的挑战，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在空调房里坐而论道的书生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也不禁扪心自问，假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把它扛起来？ 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在后记中，祝勇掩饰不住内心的那份感动与崇敬。
其实，在这本《故宫*物文**南迁》出版之前，祝勇曾作为大型纪录片《故宫*物文**南迁》的总导演、总编剧。该纪录片于2020年启动。2020年12月末，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纪录片《故宫*物文**南迁》5分钟先导预告片视频。在先导片中，首先就出现画面强调该片“献给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再现了一群故宫人于千钧一发之际奋力守护国宝南迁的经历。抗日战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故宫人以书生意志延续文化命脉。”
作品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尤为可贵的是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比如，在《从皇宫到博物院》一文中，文绣与溥仪的悲剧婚姻让人唏嘘徐：“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以散心为由，悄然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天津静园，几天后向法院起诉，与溥仪离婚。这一天，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只有二十四天。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给溥仪，从此开始了‘孤灯伴泪夜难眠’的‘皇妃’生涯，那一年，她只有十三岁。她在大婚时穿用过的两件礼服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织绣藏品中。九年后，她在给妹妹文珊的信中这样评述她的婚姻生活：‘姊受*制专**家庭非人类待遇已九载矣！无日不以泪洗面，薄命如斯，夫复何言！惟逆来顺受、苟延残喘而已……世界之大，姊之所受压迫、虐待可为。’10月22日，文绣与溥仪宣告离婚，溥仪因此成为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帝制史上位离婚的皇帝（逊帝）。当时媒体称之为：‘皇妃革命’。十九天后，溥仪在郑孝胥、郑垂父子以及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后为溥仪的警卫官工藤忠）等十几个日本人的陪伴下，乘汽艇偷渡白河，又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奔赴已经沦陷的东北，在那里，他将开启他的第三次‘皇帝’生涯。在此之前，他的‘宠臣’郑孝胥已经为他描述了他未来‘帝国’的宏伟图景：‘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直到几个月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板垣征四郎把事先拟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放到他的面前，他才如梦初醒：郑孝胥描述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虚拟图景，这个在日本人‘帮助’下建立的‘新国家’，只不过是殖民地的一种好听叫法而已，连他自己，也是日本人羽翼下的傀儡皇帝，连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离他而去的文绣，却从此过上了平民的生活，成为北平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学的国文和图画老师，不仅没有跟随溥仪走上背叛祖国的命运，更避免了婉容的悲惨结局。”
当然，作者在本书中不仅仅只是关注人物的命运，还有那些*物文**的颠沛流离：“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太妃（同治皇帝的瑜妃，1913年被宣统帝尊为敬懿皇贵太妃）将乾隆皇帝爱的‘三希’中的‘两希’——王献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远帖》携带出宫，后来通过娘家侄孙，以低价卖给后门桥外的古玩店——品古斋。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仪带出紫禁城。溥仪仓皇辞庙，来不及带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宝熙回养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时晴帖》塞进衣物中，出神武门时，警官白桂亮见宝熙神色有异，上去检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见《快雪时晴帖》，当场扣下，交给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为确保安全，将《快雪时晴帖》存入保险柜中。被乾隆皇帝时时把玩、昼夕观览的三件晋人法书，从此开启了各自飘零的旅程。”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表示，对于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志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南迁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李文儒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原副院长，对南迁这段历史也饱含深情：故宫*物文**南迁的壮举和成就，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它是历史上时间最长、最壮阔、最壮烈、影响最大的一次文化保护。“相信由于祝勇这本书的出版，这个意义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知和记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则认为《故宫*物文**南迁》用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以翔实的考证重建南迁之路，既有一种学术的研究姿态，同时又是一种文学的书写。祝勇严谨地爬梳史料、考稽典章，最后把它点化为自己的创作，过程实属艰难不易，其学者与作家的身份也在故宫的书写上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结合。而祝勇对本书背后所承载的那段历史岁月有着独特的感受和思考：“两年中，我除了调查和拍摄，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我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物文**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