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目前对于澄清社会保障的含义及其应当实现的“必要属性”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详细阐述在选择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方案中的各种折中，回顾了有关基本概念，强调了任何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要的必要特征。通过建立度量任何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要的标准，提供了可以帮助决策者分析任何建议优劣之处的范式。
社会保障的讨论
那种社会保障必须由政府进行提供的命题，反映了传统保障思想的一个方面，并开始在对改革的各种讨论中黯然失色。
本质上，如果不是基于自由主义的观点，政府有责任保障居民，不能因老致贫。
显然，所谓“贫穷”的界定是有争议的，但是政府必须为贫穷老人提供保障或者保证对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生活条件，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不断增加的贫穷老人需要政府提供住房、看护以及医疗服务。否则，由于贫穷老年阶层的存在，将会降低年轻人的生活质量。很多提倡实行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政策建议忽视了这个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目的是将养老费用从挥霍的政府中隔离开，或者迎合每人都有权选择他们的养老方式的观念。
然而，最终还是由政府实施，个人还是不得不交纳高额的税负。在一些国家，社会保障是同伤残保险、生存保险和老年医疗计划结合在一起的。
一旦政府必须提供社会保障的观点被接受，不论多么小的退休金计划，对于社会保障体系而言建立一系列宏观和微观经济“必要属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即使有效的资本市场对于长期的养老金改革的成功非常重要，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完善养老金的目标也是次要的。
即便如此，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的必要属性可能是主观性的。
研究发现，虽然各个国家的居民，均可能在其生命周期内表现出相同的储蓄行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倾向于具有高储蓄率。
根据“储蓄和增长的良性循环理论”，对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长期投资而言，较高的长期储蓄可能为其进行融资。
除此以外，国民储蓄可以防止被继任的政府错误使用，以及为退休后留出资金以获得选择权的方式，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福利得到了提高，财富的不均衡受到了控制。
高储蓄率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只要多余的部分被借贷给政府或者用于政府债券的投资，受益者就会像其他债权人那样受到保护。社会保障债务与其他债务并无不同。
只要现金流出与现金流入合理地相匹配，该项计划就是可持续性的。当仍然存在拥有充足资金并且可以平滑各期波动的保险公司时，可持续性就会得到实现。
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现收现付制体系就失效了。该体系同样会遭受到多种国际风险的影响。这些风险包括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的表现。
对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运行的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言，从本世纪中期以来缴费水平不得不戏剧性地提高，或者给付不得不下降。
固定收益计划（DB）具有一个内在的上述风险代际分摊作用。设计良好的DB计划经得起短期的冲击。只要其资助者（例如，银行）没有债务限制，DB计划可以通过不定额给付、缴费和投资政策的结合实现可持续性。
但是一旦允许给付中变异的出现，该体系就不再具有“固定收益计划”的标签。另一方面，固定缴费计划（DC）之所以是可持续性的，是因为支付是直接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
但是可持续性必须从养老金支付的水平中进行识别，因为DC计划可能大大地增加不确定性，并降低养老金水平。
与政治风险隔离——政府对基金的滥用。在社保体系的设计中避免政府恣意行为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能保证居民对社保体系的信任，并且不会因此而逃避参加计划。
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养老金的历史是由政府逐渐写成的，政府为了老年人摆脱其生活中的困难或者实现所谓的发展计划将资金留置起来。
在一些非洲或者亚洲国家，准备基金资产的投资是受到政府限制的，这就使它们以较低的成本自由地获得稀缺的资源。
对养老金操纵的可能性已经引起了诸如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注意他们建议个人账户的DC计划要与私有资产管理相结合，因为政府不能挪用这些资产的产权。
一些学者对世界银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旧体系下腐败的政府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转变成新的私有制下的慈善政府。
养老金收益是否确定？
最终的收益受到整个在职期间工资、缴费和收益比率的增长的影响，而不管承诺的支付是实际的还是名义的。
除此以外，给付既可以在退休时一次性地支付，也可以以年金的形式在部分或全部退休期间支付。
其中的一些争论与悬而未决的问题相联系，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里，这些问题则是关于在没有私人年金市场的国家，年金是如何被提供和交易的。
最好的结果就是到死亡时会有一个确定的、实际的给付，因为这样明确了养老金的规模和防范两种主要风险——通货膨胀和过度长寿——的保证。
一些专家认为通货膨胀调整是不够的，主张使用保险的方式防止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就将实际值同生活水平指数联系起来因素，完全的保险可能是不可行的。例如，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以一定的最低养老金的形式应对工资的低增长（因为市场中可能缺乏有效的对冲风险的工具）。
这种保护措施是必要的，因为一个养老金体系，虽然可能防范多种风险，但是如果基本养老金数量，由于工资增长速度太低而数量太少，退休人员将会面临因通货膨胀或者生活成本上升而引发的致贫风险。
一些国家考虑了防止养老金购买力遭受通货膨胀风险的革新方法。至此，一些拉丁美洲的监管者曾希望提供比索和美元之间的养老金选择权，但是因为有阿根廷失败的例子在先这项措施也就没有什么可行性了。
在允许不定额缴费率的情况下，我们将证明最终收益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即使实际收益是波动的。在“完美模型”中，期权的投资组合包含了在有保证的收益率之*体下**现市场组合回报的看涨和看跌期权。实际上，参与者通过购买看跌期权，防止市场业绩低于有保证回报率，而出售看涨期权放弃市场业绩高于这个比率的收益。
进一步地，一个人可以选择确定的年金形式，或者选择购买不确定年金以产生确定的一次性给付。如果在退休时购买年金，由于现行利率以及未来的人口结构的假定，那么年金数量将是不确定的。
假定从退休到死亡的年数是确定的，只要年金的成本等于个人确定性等价，那么个人对于选择退休时确定还是不确定的年金，就无所谓了在非集合资金安排中，保证个人具有确定性收入的保险费可能会高于确定性等价。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供给者向那些比平均水平高的并且寻求长期年金的人们收取较多费用，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可能会比平均寿命活得更长。在集合资金安排中，如果资金池中有大量的参与者，那么保险产品的供给者有平等的机会获取平均水平。
进一步地，当实际给付需要进行支付时，比如在那些遭受温和或者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不能有效地反映在合约利率中），缺乏有效的可以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的资本市场将导致无法获得这些产品，或者私营市场成本飙升，或者以上两者同时发生。
如果风险广泛存在，那么风险可能就更容易发生。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一个社会保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担保了一定水平的给付，如果投资风险被基金所保留而不是转向投资者，那么这些给付可以以一个较低的成本提供。
当死亡时间不确定时，最后的问题是退休时的最终财富是只能覆盖一个固定的期限，还是可以覆盖终身。
再次，对冲寿命过长的保险公司的个人安排可能比资金集合安排成本更高。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通常是缺乏良好的数据或者小样本），集合资金与非集合资金安排之间成本差距越大。
实际上，较高比率的养老金计划是那些低再分配因素和低管理成本的计划，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股票市场中投资才能获利。虽然这在长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会有不是这样的时期存在。
进一步讲，资产的回报率越高，其变动和风险就越大，这样一个特定的回报可能不会实现。这种风险可能通过保证或者代际间的风险分散进行减轻，就像在传统的DB计划中一样。
养老金的微观属性
广泛地看，养老基金或者社会保障安排是对一个人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的平滑。
它们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对于个人而言，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收入，但是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都需要生活费用。
很多学者认为劳动供给决策是获得这种平滑的另一种方式。在某种限度内，如果未来财富积累不充分，那么劳动者可以提高其劳动供给量，反之亦然。但是，这种方法到了退休的时候就不再可行了。
在一个养老金架构中，弹性的劳动供给决策（劳动与闲暇的边际替代率）是弹性缴费政策或动态工资税的等价。
还有其他选择。个人财富积累的可选择媒介的种类越多，他们的福利就越多。这些选择至少包括资产选择、缴费数量、最终财富或者目标替代率，以及在积累期间暂时的资金撤出。
如果所有这些都能在养老金水平或者其风险水平无损失的情况下，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那么个人或者社会的福利就会增加。
在生命周期假说下，个人存款的目的是以备退休之需。但是，假定工作期间会发生消费和投资方式的一些波动，例如家庭费用、高额的医疗成本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好的设计将会在无需降低已有生活水平或者减少退休后消费的情况下允许为这类波动进行平滑，并且这种设计对提供个人消费和投资需要的对冲是很有价值的。
针对准备金余额的家庭*款贷**是普遍的，美国的一些公众养老金计划也提供了针对DB余额的家庭净值*款贷**。
另一项替代策略就是针对积累下的余额发行信用卡。在提供了合适的支付违约保护的情况下，这种增加可以给个人带来重要的价值。不幸的是，美国的一些政客正在试图阻止这项计划——以牺牲选民利益的代价来满足一系列商业利益。
相关学者认为过早地允许动用基金是一个坏主意，因为作为政府应提供给付的替代，这样将会允许政府对其进行提取。因此，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存在重要风险——尤其是这些基金未在参与者退休之前受到替换。
替代率、缴费率与投资组合的选择（与风险偏好搭配）。在一定的工资增长路径下，缴费政策与投资政策的结合决定了替代率。同一个国家的居民具有相同的预期代率或风险偏好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却在改革的设计中根深蒂固。
例如，在拉丁美洲实行的改革中，强制性投资组合——尤其是那些100%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投资组合——意味着风险厌恶，而不能满足年轻人或者富裕阶层的需要。进一步的，在资金集合安排中（澳大利亚和牙利），个人具有选择养老基金公司但没有选择养老金产品的权利。
强制性缴费也具有这个不利的特征。很多人可能喜欢通过缴费进行更多的储蓄，却不得不寻求昂贵的自愿私人计划。一个好的设计不需要使这些选项成为必要，而澳大利亚和智利允许在政府强制数量之外对其基金进行自愿缴费。选择的自由越大，参与者的福利就越多。
允许职工在强制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免除社保基金的缴费，并且使参与者获得与其非工作时间同比例的退休金。允许个人选择退休和工作收入之间的最佳结合就是这种弹性制度的价值所在。
管理计划和投资基金的低成本，以较高的费后回报为养老金节省了更多资金。在美国，个人账户的管理成本大概为回报的1%，而集合资金计划，例如节俭储蓄计划的成本仅仅为0.10%。
因此，仅仅从成本的角度，集合资金安排是令人满意的。匈牙利已经创造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参与者的议价能力通过他们在养老基金中的登记得到提升。
一些学者试图在他们的私有计划版本中对成本进行整合，即要求所有公司提供相同的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方式，也就是一个全球市场资本化加权指数，然而对客户的竞争显然会使基金经理遭受高昂的市场成本。
显然，集合资金安排比基于个人的计划提供了更好的投资结构。
进一步的，在管制是短视的或者投资经理可以从投资组合的总回报中扣除市场或广告费用的国家，对附属部分的替代率可能会较低，这种实践在拉丁美洲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