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有趣的是，荀子本人发展了儒家学说，而他最著名的两位弟子，李斯和韩非，却是法家的代表。不得不说，这和荀子的学说是有关系的。
《劝学》是《荀子》中的名篇，高一语文课本中，节选了其中学习要持之以恒的论述。《劝学》原文对于“学”，从学习内容、学习途径、学习目的等方面，有更完整的阐述，我们从《劝学》中，可以看出一点法家的蛛丝马迹。
一、荀子大大提高了礼的地位
荀子认为：学习的途经从诵读《诗经》、《尚书》开始，到读《礼经》结束。
《劝学》中荀子写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意思是，礼是法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所以学习到明礼就停止了。这（明礼）就是道德的极致。
对于孔子来说，最核心的价值是“仁”。《论语》中109次提到“仁”。
对于孟子来说，最核心的价值是“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舍生取义”。
对于荀子来说，礼是实践仁义的“经纬蹊径”。
从春秋到战国，儒家越来越务实了。
二、礼的本质，是对行为的约束，学习要落实到行动上
荀子在《劝学》中说：“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意思是，学习最方便的途径是跟随明师，其次是重视礼仪。
为什么要跟随明师呢？因为《礼经》和《乐经》，都是对世人行为的规范，但是却不够详尽；《诗经》、《尚书》是古人的心声和制度，与现实脱节；《春秋》微言大义，学者却不能迅速有收获。但如果跟随明师，就可以从明师的言行和待人接物中，学习到学问的精髓了。
为什么要重视礼仪呢？因为只有礼，才能把仁义落实到行动中。不去行动，即使聪明机智、能言善辩，也是浅薄的书生；如果重视礼的践行，即使不能融会贯通，也是有法度的书生。
圣贤学说，不能纸上谈兵，而要知行合一。礼，正是知与行之间的桥梁，是践行仁义的最佳途径。
三、礼与法的异同
礼与法都是对行为的规范和约束，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
礼，最初是对士大夫行为的约束，是有血缘关系的贵族之间，相对温情和宽松的规范。因此，有“礼不下庶人”的说法。
法，是“刑”的另一种说法，最初是对平民的惩罚，常常是肉刑，因此“刑不上大夫”。随着秦国的强盛和法家思想的成熟，法的地位提高，才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
礼更倾向于道德约束，法是强制性规范。荀子注意到仅仅隆礼是不够的，因此有时候礼法并举。
四、隆礼重法，荀子不是孔孟那样纯粹的儒家
荀子在《强国》中阐述道：铸剑的模子正，金属质量好，就能铸出好剑，然而不磨砺，剑也不会锋利。人民要教育，国家要磨砺，礼义法度就是国家的磨刀石。国君隆礼尊贤，则王天下；国君重法爱民，则霸天下。
当孔子的弟子问孔子：“卫君如果请你主政，你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正名吧！”
孟子见梁惠王，对他说：“王何必言利，只要实行仁义就可以了。”
孔孟谈的是理念，是价值观，是以德治国。
而荀子谈的，更多是制度。他说：“礼乐制度完善，道义名分明确，各种措施切合时宜，爱护百姓和有利百姓的行动都表现出来了 ，百姓就会敬重王。”这就是以制度治国嘛！
五、当然，荀子之所以培养出法家弟子，其理论基础还是性恶论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伪，不是现代人说的虚伪，而是指人为，即后天教化。
《劝学》中荀子也谈到：“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不同地方的人，生下来是一样的，长大了却习俗不同，这是教化的原因。
荀子还认为：因为人性恶，如果顺其性而为，必生争夺和*乱暴**，只有通过圣贤的感召和法度的完备，天下才能得到治理。因此，才会有圣贤“起仁义，制法度”。
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制度特别重要，这为法家实行严刑峻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结语：单纯讲以德治国，除非是人人皆圣贤的国度，否则不太现实；单纯讲以法治国，未免又太冷冰冰，少了些温情和人性的光辉。所以，荀子所倡导的，用制度来施行和保障德政，其实是最佳治理方案
他的弟子李斯、韩非子，在荀子开辟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过于强调法治，反对道德教化，结果秦朝二世而亡。
后世强大的王朝，多是儒法并重。因此当汉宣帝的太子柔仁好儒，汉宣帝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人性啊，就像猛虎，还是关在笼子里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