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上映首七天，票房即超过18亿人民币，预料将比之前的票房冠军《战狼二》更加卖座。有别于民族主义诉求，《我不是药神》诉说普通百姓面对高药价之痛，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也折射了中国医疗改革远远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健康这一领域美好生活的需求。
中国老百姓面对的医疗问题，最表面的是：看病难，看病贵；往深一点看，牵涉的就相当复杂，有医药分家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及社会福利问题等等；再深一点，最深层次的，则是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的体制改革，在民生这一部分，通常是把住房、教育、医疗一块儿谈，这是因为这三者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一种东西如果是纯私有产品，像食与衣，最好全都交给市场与民企；如果是纯公共产品，像国防与外交，则交给政府由政府全盘处理；“准公共产品”介乎于纯私有产品与纯公共产品之间，如住房、教育、医疗，当然就一部分交给市场一部分交给政府，关键在“这一部分”（市场）与“那一部分”（政府）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分？
1998年，中国同时启动了民生三大改革：房改、教改与医改。在此之间，无论从1949新中国成立到1978这30年期间，及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8年这20年时间，共50年，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块体制都是三个100%：100%的计划经济、100%的公有体制、100%的不对外开放。这样的体制最终结果当然是“短缺经济”、产生“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于是，到了1998年，终于决定同时启动这三大改革。
1998年启动的房改、教改、医改，改革的大方向，当然是（1）从计划向市场改；（2）从政府（或国企）向民企改；（3）从封闭向开放改。毫无疑问，这三个方向当然十分正确，但具体落实时，问题来了，也就是“要改多少？”，从100%的计划向市场改，多少交给市场；100%的政府（或国企）向民企改，多少交给民企；对外开放，又该开放到什么程度？换言之，这其中的分寸与尺度如何掌控？
前不久，我在本栏目评论过中国的住房问题，从1998年开始改革到目前已20年，已成了政府与民间公共的烦恼：20年来，房价持续快速上涨，成了一个常态；20年来，政府对房价与市场进行调控，也是一个常态；对于政府调控，开放商、地方政府及购房者也都有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因应之道，同样也是常态。既然都是常态，所以烦恼也是常态，中国住房问题俨然已成了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
顽疾之外，中国全体经济社会还要付出相当昂贵的代价：资源严重的错配、贫富问题的恶化及政府执政能力形象的折损。所有这一切，或许都出乎当初改革当局的意料之外。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问题之一就出在没有能准确地把握拿捏好其中的分寸与尺度：过多地交给了市场及民企（开发商）了，其中原由及逻辑，前文已有评述，此处不赘。这里要指出的是，教改与医改，改了20年，也同样的是问题多多，原因在哪？也同样是虽然大方向正确了，也即是由计划改向市场，由政府改向民企，由封闭改向开放，但分寸与尺度却未能把握拿捏得好。唯与房改不同，房改的问题出在“过多地交给了市场，过多地交给了民企（开放商）”，教改与医改的问题则出在“过少的交给了市场，过少的交给了民企（民办教育及民办医院）”。
20年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及所得收入的提高，扩大群众对于教育、医疗的需求日益殷切，但始终难以获得充分的满足，上学难，看病难始终都是老百姓最大的烦恼。所谓“难”，指的是价格贵、品质差，甚至是数量少，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必须看到，无论教育与医疗，市场的需求是大的，而且相当地大，政府只要在政策上更加开放，市场准入条件尽可能降低，绝不愁没有投资者，因为有利可图。民间的投资者（包括海外）纷纷加入之后，教育市场与医疗市场的竞争性一定大幅提高，也必然会因此倒逼原有的学校与医院，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与品质，使一般民众得到好处。当然，民营学校及民营医院为了营利，也可能在提高效率与品质的同时提高售价，导致穷人及弱势者消费不起，又怎么办？下周再续。
消息来源丨石评大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