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很多认为“满清不属于中国”的论调，是十分荒唐的。
入关之前的满清，你说它不属于中国还勉强说得过去；入关之后的清朝，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原王朝，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巅峰。
这一转折的关键，就是顺治皇帝。
努尔哈赤晚年特别强调“八固山王共理国政”的原则，秉持此原则者才能继承他的帝位。这样一来，军事力量大的旗主必然对皇权构成威胁。
皇太极主政时一直想削弱各旗主的权力。顺治初年，多尔衮以摄政王和皇叔父的身份独断专行，俨然太上皇。在他死后两个月顺治就能“籍其家，诛杀其*党**羽”，“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庙享”，甚至掘墓鞭尸，用的“阴谋篡弑”的罪名，彰显了皇权至上的意识。
其后，顺治将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收归皇帝，加上原有的正黄旗、镶黄旗，是为“上三旗”，从此原来大致平等的“八旗”，逐渐产生了上下之分，旗人有功，从“下五旗”转到“上三旗”，这就是“抬旗”，并逐渐制度化。这是汉化的第一个成果——从政治上加强皇权（这是彻彻底底向中原王朝学的，可以说是有样学样）。
顺治皇帝本人喜欢汉文化，为了统治新到手的江山也必须学习汉文化，他临终之时，在遗诏中反思执政教训时说自己“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此罪之一也”，这基本能证实是孝庄及四位辅政大臣，假借顺治遗诏的名义，推行保守政策，反对承袭沿用汉文化。
康熙亲政后，实施“以汉治汉”的政策，倡导“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康熙自己经常穿上“儒服”以儒学领袖和天下师自居，并宣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种把“治统”“道统”在自己身上合一的皇帝，历代皆不多见。
这是汉化的第二个成果——接纳汉文化，并将其作为道统。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意思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人之所以自认为是中国人，完全基于共同的习俗和文化心理。
清朝入关后，强化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容纳了不同的文化习俗，这完全具备了中原王朝的骨骼和内核，堪称是相当标准的中原王朝，而且比历史上其他中原王朝做得还好。
清朝统治者在汉化的同时，还大力吸收历史上游牧民族失败的教训，注意提防汉文化里糟粕、消极的一面，避免八旗子弟腐化。
北魏孝文帝汉化组就是一个反面教材，汉化过程中步子迈的太大忽视了鲜卑贵族的利益，孝文帝去世之后继位的宣武帝大肆打击元氏皇族，而他却只有一个年幼的皇子，又把一直以来的子贵母死给废了，一手造成子幼母壮的局面，进一步动摇了统治根基。结果北魏政权在长期不满汉化的鲜卑贵族裹挟各族底层发动的六镇起义中土崩瓦解。
康熙帝常常批评汉人习俗鄙陋面，并认为“汉人难治”，甚至在吃饭这类小事上，认为汉人一天吃四五顿饭，不知节俭。他说：“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俗，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可见，康熙在统治上急速推行孔孟、程朱之道、加强皇权*制专**同时拒绝与此无关的东西。儒家文化是可以很好地稳固中央大一统，尤其对君主*制专**制度十分有益，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外满内汉的政策，随着汉化程度加深，也许从一开始，清朝不过是想利用儒家文化来加强统治。
某种程度上，清朝扭转了宋代以来中原王朝文弱、重文轻武的弊端，在自身汉化的同时，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比如我们今天汉语中掺杂了不少满语词汇（尤其是北方话）。
某种程度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帝推行汉化，最主要是出自强化统治的需要，因为他们发现“只有汉人的那套文化，最适合用来统治汉人”。
这就只能归因于汉族文化自身的问题了，或许——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我们的文化中夹带了太多奴性的东西，游牧民族只不过发现了这一点并加以利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