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名师在演讲中大放厥词，被中学生上台抢话筒呛声的事件，这两天沸沸扬扬。这当然是这位学者专家的滑铁卢时刻，但却让普通网友有大快人心之感。
说实话，这位副教授，当然算不上知识分子群体当中顶尖的那一拨——所谓顶尖就是能够影响国策，或者能直接为顶层政策转向做理论背书的那一拨——但他当着中学生面所传扬的那一套低俗的崇洋媚外的价值观，却绝对是整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冰山一角。
笔者自己一直读到博士，在高校课堂上也现场听闻了某些专家学者在名为“马克思主义前沿”的课堂上大放厥词发表的反毛*党反**反人民言论（这位名嘴直接当众说“人民是*X傻**”，听得我目瞪口呆），今天普通的中国民众对专家的普遍质疑和嘲弄，也早已说明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所出现的远离人民悖离人民的无法忽视的集体性堕落。
有人冷嘲热讽，把这个抢夺话筒的中学生说成是出风头告状*反造**的*卫兵红**小将，这显然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民众质疑时一贯的反击抹黑策略。真正严重的问题难道不是专家学者自己在理论资源和精神修养上的不堪造成的吗？
之所以说庐江中学中学生公然抢夺话筒是打响了南昌起义第1枪，不是说之前没有过这样反对公知言论的言行和举动（包括诉诸舆论与法律的种种揭露），但是像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令人震惊的勇气当众做出的“*反造**”举动——而且是一个中学生的举动——在这些年的舆情事件当中，还是少见和罕见的。这种勇气和锐气，我觉得或许当得起第1枪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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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名师说学习的目的是跟外国优秀基因杂交，这种言论固然令人咋舌，是标准的精神污染乃至精神*辱侮**，但另一方面，对于跪在西方面前的社科知识分子而言，说这样的话又一点不让人奇怪。
早在1975年，毛主席在人生暮年里，就说到当时的知识分子：“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今天的知识分子，不过是沿着毛主席当年批判和反对的那个方向，茁壮成长到今天这个跪久了起不来的样子而已。
合肥名师大放厥词这个事件中，讲座的组织者也难逃其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教授，之所以在各类院校/学校当中那么吃得开，原因显然是长袖善舞，得到手握资源的活动组织者的赏识，为他们提供平台的也都是思想观念相近的一丘之貉。
毛主席当年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到今天这继续变成一个沉重的问题。
在建国后，毛主席就知识分子问题在许许多多场合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他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观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学校的状况不能允许再继续下去了。
在此前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作为率先觉悟的阶层，是起到了历史进步作用的。毛*东泽**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1939，《五四运动》）），又说：”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1940，《新民主主义论》）。知识分子是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反映在*党**内政策上则是对待知识分子的友善吸纳态度，如毛主席说的：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产党共**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39，《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在这个民主革命阶段，即使毛主席清楚知道知识分子的毛病，但也仍然是以争取为主，只做偶尔的敲打提醒与劝勉：
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1942，《整顿*党**的作风》）
但问题出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后，他们不愿前行了，不愿打破自己原先世界观的瓶瓶罐罐了。此前很长时间以来，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的自身转变问题，是寄予耐心的期待的：
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 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194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即使到了建国后，在1951年的讲话里，毛主席仍然是持这样的宽容期待态度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变，是新中国可喜可贺的幸事。如果这个过程顺利实现，那就意味着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后面1966-1976年的十年运动了。毛主席说道：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1951，《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知识分子能够自我改造、心向人民、能够自觉站在人民与民族的立场上，将无疑是人民之福、人民共和国之福。
但如果说此前毛主席对此充满期待甚至充满自信——他曾说："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1957，《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原因则在于他认为“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1957，《在中国*产党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的这种乐观的期待和估计，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1957年，他对于知识分子问题这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估计都是充满肯定的：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学功**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195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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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真正失望，反映在下面这段在我看来十分沉重的话里：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 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 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1967，《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对于这种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毛*东泽**真是操碎了心磨碎了嘴。他何尝不想以最小的较小的成本实现知识分子的改造，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主权呢！
可劝诫的方法、制度的约束，都不管用的。
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怕制度的管理和约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制度的建立、表达和实行所要依靠的技术官僚群体。这样说不是意味着就不会有少数倒霉鬼被制度所伤、推出去献祭，而是说在知识分子这个集团总体的方面，他们是不怕制度的。
他们不怕制度，是因为作为操弄抽象符号的团体，他们本身就是制度依赖的对象，或者说，他们本身天然掌握着制度权力的一部分。
他们怕的只有人民群众的揭露和反对。
这是合肥名师被抢话筒事件背后的象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一堆公知起来维护这位名师（反之，在专家丑闻频发的时刻，他们几乎是完全不发声批评斯文扫地的叫兽们的）、批判这名中学生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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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名师事件一出，与当地高校对于学生三观很正，很勇敢的褒奖与肯定截然不同，舆论圈立即产生白热化的分化，这种分化完全是按阵营来划分的。在我看来那些对于这名中学生大家批判或者冷嘲热讽（以及不具名地指桑骂槐）的人，体现的都是同一种情绪的代入：兔死狐悲。
兔死狐悲背后又是一种鲜明的阶级自觉，因为这些上阵或明或暗抨击指责学生的，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有年轻学生、听众、民众，面对污染和*辱侮**抢夺话筒的自由，就没有后者大放厥词，发表站在人民和民族对立面的言论的自由；有学生反抗上下其手的自由，就没有专家教授恣意妄为欺负女学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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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了这几天之后，我们看到舆论上尖锐的两极分化。有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可能会疑惑到底哪是对的哪是错的？
我觉得与其这样追问对和错，不如追问对什么人是对的对什么人是错的。
毛主席说*反造**有理，对于受压迫者来说是对的，但对于修资者当然是错的。
今天站出来愤怒声讨中学生的那些人，之前那么多次公知专家教授的可耻可恶言行被揭露出来时，他们是不惊诧的，他们只惊诧敢抢话筒的中学生。
真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往往是具有阶级性的，它不是实验室里得出的抽象绝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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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先生近期有一段言论，跟庐江中学事件或许也有精神上的关联。
这里所说的社科废柴的问题，实质上是毛*东泽**当年忧心和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学校的问题在今天的延伸。9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封闭（封闭在象牙塔中与民众运动相隔离）和收买政策（给课题给待遇给好处），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产生了官方希望的效果，但现在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各种糟糕的表演露馅被抓尾巴的引起反感和众嘲的太多了。客观来说，近些年随着思政课的受重视，这一问题的恶化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它的普遍性和深入性的程度，仍然是触目惊心的。
相对来说理工科的专家学者要稍微好一些（当然也不排除知识利益与海外利益和资本利益相勾结的现象，这一问题在疫情当中表现的也非常明显）。但社科废柴的实质绝不是智力问题，是这一群体在若干年的西化甚至奴化的思潮当中，已经跪得十分彻底了。
众多社科知识分子唯西方唯资本马首是瞻，理论/思想/情感已经打断骨头连着筋地与“西方宗主国”产生浓到化不开的勾连，西化与奴化思维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灵魂和话语当中，这对于人民主权和民族复兴来说已经是一个灾难，是座大山一样的精神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