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历史闲扯，头条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本文为头条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在其“五周（年）纪念汇刊”上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统计》。虽然详细数目不见得精确，但也可从中得知北洋要员大概的财产情况。
《民视日报》这篇文章声称其资料来源是“洞悉京外*场官**情形之某君，及银行界之某君，所制三种表册，合核参观，就其确凿可信者录之于左”。至于逊清王公贵族，以及西南四川云贵地区的军阀官僚财产，则未列入——前者坐吃山空，能如庆亲王那样富可敌国者毕竟屈指可数，而且在1926年已经是政治上的死老虎；北洋要人多在京津等地，鞭长莫及，而西南诸军阀要弄死个把成都的报纸实在是易如反掌，《民视日报》胆子再大也不敢摸他们的老虎屁股。
至于《民视日报》所列举的北洋要人财产数字，则坦诚“系为大概估计，难免稍有出入，阅者谅之”。也就是说，该报所统计的北洋要人私产实际上是估算数字，未必准确。现将其列举如下，方括号内是其人所任职务（北洋要员前后头衔众多，仅举其一二重要职位）。
金货田产，按子分股：三代民国大总统的私产
袁世凯共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其中三女一子早亡。袁死后，除了长子袁克定因系“嫡出”而分得四十万元外，其余十五个庶出的儿子各分得十二万元，除了现金外，也有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北洋系”企业【注1】的股票。袁世凯有十二个女儿，每人给八千元“嫁妆钱”。这笔钱加起来就是二百三十万元。袁世凯的十六个儿子每人还分到了十条金子。查张家骧《中国币制史》，1916年一两黄金（十六两老秤）的价格在全国各地不同，折算成银两大约是二十五两至三十五两之间，平均价格为三十两，合大洋四十五元。按十两一根【注2】来算，这笔黄金大约值七万余元。
【注1】开滦矿务局是晚清洋务运动时由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兴办的重要实业项目之一。其前身是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1899年时产煤527万吨，赢利400余万两。八国联军战役时，煤矿被俄军占领，矿务局总办张翼担心煤矿被没收作为战争赔款，于1900年将其私自卖给英国。1906年袁世凯在开平煤田以北的滦州地区再次开办滦州煤矿，共招募官股170万两，商股130万两。1912年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联营，成立中英合资的开滦矿务总局，1952年收归国有。启新洋灰公司是清末著名的民族资本企业，1889年由周学熙创办，袁世凯参股，1900年与开平煤矿一同被英国骗走，1906年由清政府收回，改为“官督商办”（1954年公私合营）。该公司与袁家的渊源非常深厚，袁世凯的六子袁克桓曾担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长达13年，长孙袁家融也曾担任副总经理。
【注2】1949年之前，民国中央银行用作储备金的金条，俗称“大黄鱼”，重量为金衡5市两（158克），成色99.1%；还有1市两的“小黄鱼”。上海金市通行的是漕平十两（366.57克）、成色97.8%的金条。袁世凯留给诸子的金条具体重量不详，姑按十两计算。
至于袁氏家族在北京、天津等处的房产和河南彰德的土地，则由各位儿子分掉了。当时北京的房地产价格虽然比今日便宜，但也绝非某些怀念民国的文章所称“几百元买一座四合院”那么便宜。一座大型多进四合院的价格在三万到五万银元之间。天津洋楼价格与此相仿，甚至更贵一些。袁氏在彰德、汲县、辉县等地有田产四万亩左右，民国初年豫北地价依肥瘠程度不同，大约每亩三元到十三元不等。房地产总值保守估计，也有一百三十余万元。诸项加到一起，袁世凯留下的现金、股票、黄金、房屋、土地等遗产大约有四百余万元。至于各处留下的家具、衣物、古籍、字画、珠宝、古董、文玩这些动产尚没有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也考虑进去的话，袁氏的遗产估价五百万元以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位北洋要人、曾任民国副总统和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财产状况。在他临终时，*克王**敏和冯耿光来病榻前看望，并询问有什么未尽事宜。冯国璋说，他的财产，连值钱的带不值钱的，大约有两百多万。将来长子分一大股，中间的（儿子）分中股，小儿子分小股。冯国璋死后留下的财产总额，按照律师清点统计，共有264.5万余元。其中包括祭扫费29.4万元，现金56.9万元，商业投资49.9万元，股票43.4万元，房地产84.9万元。其中重要的几项统计如下：
一、地产：1、老家河间县土地1000余亩；2、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有盐碱滩地75万亩；3、阜城县、兴济县有土地2000余亩；
二、房产：天津的房产共有三处，计房屋620间（楼房160间，平房460间），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占地22.355亩。其中在旧奥租界（今河北区民主道58号，民主道与华安街拐角处），计有楼房110间，平房55间，建筑面积4661平方米，占地6.376亩；在今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宇纬路有楼房24间，平房47间，建造面积1435平方米，占地四亩多；在今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中段西北侧，1922年冯国璋三子冯家遇（相声演员冯巩祖父）在此建房，计有楼房26间，平房358间，建筑面积5854平方米，以其原籍河北省河间县诗经村名之，为出租房屋。冯氏在北京的房产也有三处：1、帽儿胡同大四合院一座（今帽儿胡同13号），有房五百余间，冯国璋用7万两白银购得，1919年去世于此；2、煤渣胡同，有房三十余间；3、元勋大人胡同及西堂子胡同有房四十余间。此外在河间县诗经村有房数百间。
三、股票：中国银行、大陆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北京电灯公司、保定电灯公司、北洋火柴公司、华昌火柴公司、上海印书馆、临榆兴业煤矿、井陉煤矿、龙烟铁矿、东兴实业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裕大纺织公司、裕元纺织公司、北洋淑兴渔业公司、同富渔业公司、华成盐垦公司、开源实业公司等等。
冯国璋去世后，其子女按照冯氏遗嘱分了家产。长子得20股，次子三子各得15股，四子五子各得10股；次女、三女、四女各得3股，长女因已分得天津洋楼一座、地皮30亩，所以只分了2股。在四子冯家迈分得的10股里，包括现金6.5万元，商业投资6.7万元，股票4.9万元，房地产10万元。其他子女分得的财产可以由此推知。但是以冯氏律师统计的二百六十四万元这个数字，去对比成都《民视日报》所称的冯国璋财产“二千三百万元”，两者相差甚为悬殊，甚至不及后者的零头。所以《民视日报》所列举的北洋诸要人的财产，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要存疑或者打个折扣的。
在《民视日报》的清单中，“贿选总统”曹锟的财产达五千万元之多，高居榜首。曹氏投资的实业有龙烟铁矿公司、怡立矿务公司、保定电灯公司、久大精盐公司、保阳火柴公司、久兴纺织公司、恒源纱厂、中日实业公司、北洋保商银行、农商银行、溥益实业公司等等。以恒源纱厂为例，曹家在该公司的的投资有82万元，受一战期间及战后欧洲工商业和外贸萧条、亚洲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1920年分红达69666元，1921年分红高达146950元。
地产方面，曹锟在直隶有土地一千余顷（十余万亩），包括水旱稻田、苇地、荒地、盐滩地等等，以未垦荒地和天津周围地区的盐滩地为多。在天津有房产十余处，其中黄纬路“曹家花园”占地两百多亩；在北京购买清代镇国公府一座；在保定城南关亦有一座占地极广阔的“曹家花园”，如今是保定人民公园。曹氏掌握的存款、现金、黄金、古董等情况不详，股票数字也无从而知。但其财产总值，姑且以袁世凯财产的两倍计算，也不过是一千万元，是冯国璋实有财产的四倍左右。
不过就曹锟、曹锐、曹锳诸昆仲的财产规模而言，一般都认为曹锐精通生财之道，不但从政而且经商，因此财产超过曹锟。他把自己的半数财产和曹锟交给他经营的一大笔财产都存入了汇丰、花旗、东方汇理等外国银行，据估算有数百万元之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变政**”，扣押曹锟、曹锐，随后将曹锐带走审问，意在审问查实曹氏家族财产情况。曹锐自知难以幸免，于是服毒自杀。当时他在外国银行开立的账户都是假名，而且事发突然，没有来得及交代给其他人，因此曹锐自杀后，这几大笔存款成为“无主账户”，便宜了这几家银行。“北京*变政**”之后，冯玉祥派兵进攻保定，活捉了曹锟的侄子曹士杰，逼他交出30万元作为获释条件，曹家连这笔钱都无力筹措，最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以10万元赎金获释。此后曹氏兄弟子侄诸人都隐退于天津，凭借早年置办的房产地产，以及手中的股票存款，过起了寓公的生活。
武人当国，贪爱财货：军阀的聚敛之道
北洋时代前后十五年，皖、直、奉系军阀轮流掌权，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十五年间，内阁变更三十七次，前后改组二十四次，在位最短的仅有两天。各省督军、省长也如走马灯般轮流替换。政权的不稳定性给当权武人们带来了“朝不保夕”的感觉，因此给自己经营退路就成了军阀们的普遍现象。
民国时期著名的《东方杂志》曾统计过北洋政府的收支情况，其岁入水平徘徊在1.3亿元到4.6亿元之间，且绝大多数年份入不敷出，依靠举借内债外债，而关税、盐税两项最大收入均作为抵押品，被列强所掌握。各省地方政府只得在常关厘税、烟土税和各种附加税上动脑筋，以盐税为例，当时制盐成本每百斤4角左右，而盐税正税为2.83元，附加税竟多达4.78元。北洋时期各省督军在位时间有长有短，短的只有几个月乃至几天，长的也不过数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聚敛起几百万元甚或上千万元的巨大财富，就需要采取各种不择手段的方法了。
1932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陆军武官长勇少佐搭乘日海军“热海”号炮舰前往重庆，考察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混战的情况，日本驻汉口领事田尻爱义随后向日本国内发去一篇秘密报告，题为《四川*乱动**概观》。当时刘文辉在四川有六十多个县的地盘，包括自贡盐井之利，拥有巨万财富，引起刘湘的垂涎。当时四川各路军阀都拥有大量兵力，刘湘手下有21.2万人，还有“空军”（三架战斗机、六架侦察轰炸机）和“海军”（三艘炮舰）；刘文辉有16.5万人，邓锡侯有8.8万人，田颂尧有5.9万人，杨森有4.8万人，兵力最少的刘存厚也有2.7万人。四川全省每年靡耗军费高达8600万元。
在田尻爱义的报告中，讲述了四川军阀对川民敲骨吸髓的压榨手法。有的县份从1932年到1958年，预收二十六年的税金；有的县份粮税竟然预征到了2031年（当时四川粮税为二十分之一，但加上各种加派，总计税收竟高达田亩岁收粮谷的四分之三）。烟税是每株*粟罂**征银洋三到四分，种*片鸦**的县要交“烟捐”，不种*片鸦**的县要交“懒捐”。其他捐税有九百多种，田尻手中《和汉袖珍字典》里几乎所有的名词，在四川都有相应的捐税。
军阀发行一元、五元、十元等各种杂牌税券，强迫人民使用，拒绝使用的人处以枪毙极刑（长勇少佐就在重庆嘉陵码头看到过为此枪毙人的情景）。同时为了防止现银外流，规定大商人可以保留现洋100元，小商人15元，一般民众2元，超过此数的银元一经发现即没收。为此检查旅客非常严重，日本武官曾观察到某中国客轮的乘客试图*私走**一千元银元出川而被枪毙。此外军阀*队军**以“保境安民”的名义向民众征收摊派军费、战费，刘文辉*队军**在自贡败退前，就向当地居民征收了36万元现洋的巨款。在军阀统治下，全川居民尝尽涂炭之苦，十二三岁到二十四五岁的妇女以30元到300元的价格公然在人肉市场上卖为娼妓；重庆全城有七百多家*片鸦**烟馆，均允许公开吸食烟土，征课重税，街头居民的脸色一般都是苍白的，有的面无血色，一股*片鸦**烟味。
虽然田尻报告讲述的是四川军阀的聚敛手段，但当时中国其他省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报告的末尾，田尻写道：“总之，四川和中国其他地方同出一辙，完全不是法治的，而是有势力者横行的世界。因此，居民无法安生，被迫辗转于人类最坏的地狱生活，（对此我们）是不胜同情的。”
从存世材料来看，北洋要人的财产分为几大部分：1、在老家及直隶购置田产；2、在北洋势力的大本营——天津（包括租界和华界）购买地皮、房屋，一部分自住，一部分出租获利；3、现金及存款；4、投资于工商实业和银行业的股票。
在《民视日报》的财产清单中，王占元以三千万元的规模居于前列。他出生于山东馆陶县（今属河北），早年参加淮军刘铭传部，之后参加了宋庆的毅军，1895年在天津小站加入袁世凯新军。此后逐渐升迁，1911年11月因从革命军手中夺下汉阳而升任陆军第二镇统制；1913年*压镇**二次革命有功而获得陆军上将军衔。1915年王占元支持袁世凯称帝，被授予“壮威将军”头衔和“一等侯”的爵位。袁世凯死后，王占元成为湖北督军兼民政长，也是直系“长江三督”之一（另外两人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也都以善于聚敛钱财而著称）。
王占元的敛财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他派人从湖南常德购煤，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却充作每吨22元的优质煤卖给汉阳兵工厂。王的另外一个嗜好是倒卖黄金和铜元。当时中国各省银元与铜元汇率参差不一，王占元便在武汉铸造铜元，用军车运到河北顺德（邢台）、保定等地兑换【注3】。此外王占元还开设银号贩卖黄金，垄断军装被服生产，倒卖军需物资等等。1921年他参加“长江三督”的天津会议，领到用于发放军饷的银元二百万元，王占元转手就从中拨出一百六十万元装入私囊，存进上海、大连等地的外国银行吃利息。
【注3】清末民初流通硬币有银元（大洋）、银毫（小洋）、铜元三种。小洋依其面值（一角、二角等）兑大洋。铜元有当五、当十、当二十等面值，市面流通的以当十铜元最多。“当十”的意思是一枚当十铜元等于十文旧式制钱（孔方铜钱）。清末发行铜元时，原拟100枚当十铜元兑换1元银元。但是第一银铜比价每日都在波动，光绪二十八年铜元与银元的比价是80:1，宣统三年是134:1，民国十四年是227:1；第二每省的铜元铸造情况也不一样，广东、江苏、湖北三省是铜元铸造大省，铜贱银贵，所以王占元在湖北盗铸外省铜元之后，可以利用军车免检查、免收税的特权，将其运去别省套利（各省铜元版式、字样不同，不能跨省流通）。
在王占元倒台前，曾经对湖北督军署一位参谋说“我只有四千万元”，如此看来《民视日报》“三千万元”的估算还嫌保守。由于王占元对湖北省的统治和盘剥非常苛酷，其麾下*队军**也因屡屡拖欠军饷而频发兵变，湖北政界和军界在1921年爆发了“倒王运动”，王占元被迫在当年8月通电下野，随后逃往天津。他利用在湖北任内搜刮到的大量钱财，在天津、北京、保定、大连等地广置地皮房产。仅在天津就买下房基地皮一百一十多亩、房屋三千多间；在北京有房产一千多间，包括饭店两座，用于出租，还有私宅两座，其中一座是前清的王爷府。王占元在保定还有房产七百多间，在济南有房产一百多间，在大连有楼房一座，房屋五六十间，在祖籍馆陶也有房产二三百间。他还利用河北荒旱的机会，低价购买田产，在大名、邯郸、永年、徐水、馆陶等地置田五百多顷（五万余亩）。
除了房地产外，王占元还大量投资实业，有鲁大矿务公司、裕东矿务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乾丰纺织第一厂、鲁丰纺织公司、庆丰面粉公司、乾义机器面粉两合公司、中华懋业银行、中国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股票，涉足矿产、纺织、粮食、电力、金融等多个行业。在其晚年，王占元经常身揣多串钥匙，巡行于天津各处房产之间，被人讥笑为“各大马路巡阅使”。尽管坐拥数千万元财产，王占元还是个守财奴，有时慈善团体向王募捐，他勉强敷衍一二千元，从不肯多出。只有一次，山东同乡会在天津创办“中山中学”，算是破例捐了一万元。他有一件海龙（海獭）皮领、水獭皮里的大衣，视为至宝，但皮质不是上佳，实际只值几百元而已，比起其三儿子花一万元购置的海龙皮大衣，不啻天壤之别。
据王占元的常年律师赵世贤六十年代初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的回忆，1934年王占元死前立下遗嘱，财产由四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分成五股平分，留下馆陶的地产和房屋，以及天津的一部分房产作为家族公产。此外还分给大太太现款二十万元，二太太和四太太每人十万元，五太太因为没有子女分到了二十万元。此外还有古玩、字画五六百件，全都留给长子。
王占元在天津有房产三千多间，而“长江三督”中的李纯在天津购进房产八千多间，陈占元在天津有房子六千多间。这三人都是北方人（李、陈都是天津人），发迹经历和敛财手段都很相似。但就财产结构而言，王占元在实业界的投资要多于另外两人，房产田地则比不上后者。
191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东单豫亲王府修建协和医院，当时北京市坊间盛传协和医院在拆王府时掘得了老豫王的巨额藏银。李纯听到这个传闻后也蠢蠢欲动，花20万元在北京买下了破落的庄亲王府，将其全部拆除，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外财。于是把王府的建筑构件全都运回天津，本想建成私宅，但称帝前夕的袁世凯听说此事，派人加以过问。李纯为了避风头，只好改成李氏祠堂。整座祠堂号称“天津小故宫”，占地九十多亩，有石坊、照壁、华表、长廊、殿宇、戏楼、拱桥，重檐斗拱，金碧辉煌。至于北京拆除庄亲王府之后留下来的那片空地则被李纯盖建房屋，取名“平安里”，向外出租。
1920年李纯因抑郁症在南京的督军署中自杀。当时他在天津留下的房产价值127万元，地皮价值30万元，此外还有黄金4340两、现款300余万元、股票125万余元。在其遗嘱中，李纯命将遗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大学，另外四分之一捐给直隶省，赈济水灾灾民。1921年4月，李纯的弟弟李桂山在天津懋业银行向南开大学校董卞俶成、校长张伯苓移交了民国元年公债218.8万元（时值银元50万元），南开大学校董会为此把李纯列为南开的创办人，并且将南开大学的行政办公楼命名为“秀山堂”以资纪念（1937年7月日军轰炸南开，“秀山堂”被炸毁）。平心而论，李纯身为一介武夫，尽管在任职时敛财无数，但在临终时能顾念公益和教育事业，捐赠巨款，也不失为北洋军阀滚滚浊浪中的一股清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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