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舸
编辑|胡一舸
前言
以天青色、凝脂釉、香灰胎和满釉裹脚支烧为特色的汝瓷，是北宋青瓷技术发展的顶峰， 但其生产工艺精湛的汝瓷，其本身是否已具备了官窑的属性，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笔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有关出土文献资料，试图对这一时期的“汝窑”进行粗浅的讨论，还望各位批评指正。
一、宋代官窑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官窑是指官府管理的制瓷窑厂，其制瓷制品不仅供应朝廷和官府，而且还能对外销售以获取利润。
所谓的“官窑”，就是官方掌控，只制造皇家用瓷的地方。 另一种看法则是，官窑的生产应该以用于国家的重要仪式性场合，也就是以祭祀或进贡为主。
唐朝及之前，没有所谓的“官窑”，朝廷对陶瓷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的贡品， 实质上是一种有形的税赋。
在北宋前期，陶瓷税仍然沿用，但随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和商业发展，到了晚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陶瓷税改体制，即将陶瓷税改为国家税改，并由国家税改为企业税改为税改。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将“官窑”界定为：“受朝廷直接管制，以制作礼仪器物为主要特征，但同时也要制作其它宫内用品”。
从 《坦斋笔衡》 和 《负暄杂录》 中的文字可以看出，在北宋后期，有一个以“官窑”命名的窑炉，是一种特殊的陶瓷。
南宋承继“遗制”，在临安设置了两个官窑，一个是修内府，一个是城郊的坛下。 这也是目前已知的只有三个宋朝官方窑址。
20世纪80、90年代相继出土了“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窑址，然而，目前该地区仍处于一片神秘之中，非但没有找到该窑址，甚至对其代表性瓷器的鉴定也有较大的争论。
秦大树先生从宋朝官窑业，尤其是修内司窑业的发展情况以及考古发掘出发， 总结出宋朝官窑业有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 它是一个由专营礼仪器皿及*用御**器皿制造的“邵”所创建和经营，并有一个辅佐皇上的*用御**大臣兼做副手；
二是 制作精细、精工，并运用“澄泥为范”，也就是模塑或修形的技术； 第三 ，对不合格产品实行特别的掩埋系统，以防止产品流失。
二、汝窑具有官窑特征
据《清波杂志》记载，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瑠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坦斋笔衡》中亦有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有人主张，汝陶瓷系由朝廷掌管，且为朝廷所用，其窑址亦带有官窑的特征。再加上当时的官方瓷器状况尚无定论，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汝窑”。
20世纪下半叶宝丰凉水庙遗址的发现，将汝窑文化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尤其是在遗址区北侧第四烧造区的考古发现，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传世陶瓷特点的釉面釉质陶瓷碎片，并发现了与之对应的 窑炉、作坊、澄泥池、釉坑 等生产设备，为该窑址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在仔细研究后，发掘人将第四号烧造区划分为早期和成熟两个时期。不少学者，甚至一些发掘人员，都将该地区称为 “汝官窑” ；
认为它已具备了官窑的特征，进而提出汝窑的发展历经“汝民窑”、“贡御窑”、“汝官窑”，或“民窑”、“地方官窑”、“御窑”等不同阶段。
同时，也有分歧。孙新民和秦大树等人都主张，在冷水宫的汝窑仍然是一种“官窑”。纵观有关的研究，我们发现有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关于汝窑的身份问题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探讨，但是这些资料并不完全明确，有些还相互矛盾。
同时，学界对于“汝窑”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一些学者把严和店、清凉寺南区等汝州地区的早期制陶窑场也归为“汝窑”。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汝窑”的定义没有任何争论，我们相信， 只能将生产“汝窑”的窑址，也就是“凉爽寺第四号烧造区”，或该地区成熟时期的窑址，才可称之为“汝窑”。
而出土的玉器出土材料则是更加直接和可靠地确定玉器本质的依据。尽管秦大树曾一再强调，汝窑是一种“*用御**”的窑种，而非官方窑种；
但结合其对宋朝官方窑种特性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特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其实是具有这种特性的。
三、汝窑的传承
到了南宋后期，清凉寺汝窑已经停产，但“雨过天青”这一壮阔的景象却并没有消失，反而在全国各地的各个窑洞中延续了下来，熠熠生辉。
从有关的考古学资料来看，汝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码存在着两个具有不同特点和相互独立的传承过程。
曹昭《格古要论》说： “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两处宋代官窑遗址的出土，进一步明确了其与汝窑的继承关系。
负责修复内司窑遗址的杜正贤先生清楚地表明，这座遗址的瓷器在外形上和汝窑有很多类似之处，而且大部分都是使用了汝窑中最常见的“裹脚”烧方法。
另外，修尼斯窑素烧炉的构造是仿照汝窑的“包子”型，其所使用的盒钵和托架、垫子等烧具也是大同小异。
同时，城郊坛下窑的考古资料表明， 坛下窑的初期制品，无论从胎釉成分还是造型上，均接近于汝窑，但有别于浙江的传统型青瓷。
唐俊杰仔细对比了两种类型的瓷器，发现二者都是以生活陶瓷和展示陶瓷为主，而且大多数的汝窑瓷器都可以在宋代的官窑遗址中发现，因此，他推测，在宋代的官窑文化中，汝窑是以“汝窑式”为主的。
除了工艺上的相似性外，宋代官窑和汝窑在主要的艺术特色上也有相同之处。 南宋官窑的主要瓷质是一种淡淡的红色，就像是湛蓝的天空中的一缕晨曦，颇有几分“雨过天青”的韵味 。
而且，在严格的调配和技术上，这些南宋官窑的陶瓷，也能达到如同玉一般的温润。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学术界一般认为 ，宋代官窑和汝窑是一种继承关系。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宋代的官窑和宋代的汝窑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例如，用龙窑烧制、用凹钵盖料等，都受到了江南瓷器的影响。
经过几次技术上的改良，它的艺术水准，丝毫不逊色于汝窑。可见，宋代官窑是在汝窑之上，对其作了较深的改进和创造。
不过，在杭州这个地方，在南宋之前，并没有太多的瓷器生产经验，所以，在建立了这个地方以后，南北瓷器的结合，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
另外，官窑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釉质都是比较成熟的，没有经过摸索和实验的过程。 这些现象说明，宋代的汝窑和宋代的官窑并非完全是一种连续关系，而是有一种中介关系。
根据《负暄杂录》、《坦斋笔衡》等文献，可以看出，南宋官窑业是“承前启后”建造的。
然而，对于北宋京城官窑的具体状况，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即使真的介于两大窑中间，其“北地窑”的身份，也很可能难以对其“南通北合”的特征产生决定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浙江省考古所在慈溪市原余姚彭东乡彭东乡低岭头窑址出土了一批具有不同于常规越窑样式的瓷器，为我国古代越窑瓷器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胎细而薄，施天蓝和粉青两种颜色的乳白色琉璃，大部分104件的釉面没有装饰，只有少量的裂痕，一般都是素烧，釉层很厚，部分为多次上釉，一些器物足底经过刮釉处理，形成“紫口铁足”。
即有生活用品，亦有礼器摆设。其中，浅腹撇足洗、三足鼓钉盘、樽等器物，与汝窑的制品较为接近，而荷叶盖、竹节瓶、兽足炉、器座、莲筹篦纹碗等，则与城郊下官窑的制品较为接近。
其后，在附近的石龙口窑遗址和南宋时期的岩层和遗址中，陆续出土了大量的天青瓷碎片，这些碎片表面光洁，釉色呈淡蓝色，或淡蓝色，有一种淡淡的乳浊。
可以辨认出的有碗，盘，罐，盆，炉，瓶，花盆，鸟食罐，觚等等。部分器物外底可见支钉支烧痕迹，支钉数以5个居多，少数足缘刮釉，足底露胎。
从唐朝开始，余姚就成为了越窑业的中心地带。 低岭头窑和庙龙口窑的瓷器在前期均为越窑的代表品种，而到了南宋前期，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出现了较多类似于汝窑和南宋官窑的特点。
一些学者通过对低岭头窑胎、釉料组成的研究，得出结论： 它们与汝瓷相似，但有一定程度上是从汝瓷中吸取了一些原料的结论。
余姚各窑点很可能是沟通汝窑和南宋官窑的一个重要纽带。在“靖康之乱”之后，北方工匠纷纷向南方迁徙，利用越州的青瓷制作工艺，率先进行了天青乳浊釉青瓷的制作与发展。
关于越州和余姚两个地方，在宋代早期高级陶瓷的制作过程中，亦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从年代上讲， 越州余姚瓷器的制作处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瓷器中间，是一种过渡性的瓷器制作，这一点和出土*物文**相吻合。
此外，有关文献还表明，在南宋初期，余姚地区的礼器制作，是由朝廷所管制，极有可能也是一种官方的窑炉。
在汝窑停止使用以后，其工艺和艺术特色一方面随着官方的窑制制度向南方传播，另一方面又被其发源地汝州的其他窑口所仿效，从而构成了一种又一种汝窑的文化遗产。
清水寺临汝窑烧造区，是当地与汝窑联系最紧密的一处窑场。 从历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清水寺临汝窑业在宋、金、元、明各有千百年的历史。
2012-2014年度的考古挖掘，发现了一批比汝窑更迟的青釉陶瓷样品。它的造型显然是对汝窑瓷器的一种传承，其中以盘，碗，瓶，熏炉最为常见。
胎体精细而结实，大部分为灰白色，少量有香味的灰胎。其釉色与汝瓷类似，有青绿、蛋青、月白色等多种颜色，不过，其釉面光泽明亮，有强烈的琉璃之感，而非如汝瓷那样的翡翠之感。
这种釉色类似于汝窑，但釉色、釉色、胎质等却迥然不同的青花瓷器，被发掘人称为“类汝瓷”。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汝窑停产之后，清水寺的窑洞里，依旧是硝烟不断。
“类汝瓷”的产生，证实了金代及之后地方窑试图复制汝瓷的努力，但与之相比，尚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缺少了 “青天之光，玉质之光” 的特有魅力。
四、结语
通过对有关出土材料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在礼器制作、制作工艺和经营体制上，汝窑已具备了部分宋朝官窑的特点。
从历史上来看，即便是在余姚和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很难看到它的奥秘，这说明官方对它的掌控力和制作工艺的要求很高。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汝窑，应该已从“贡御”的状态中走出，开始带有官方的瓷器的特征。 如果说，只有那些用于全国的祭品和贡品才能被称为官窑，那就太严苛了。
而且，在南宋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像是鸟吃盆这样的小物件，而且，为了制作一些价值较低，使用频率较低的礼仪器皿，也是不合情理的。
综上所述，相对于南宋官窑而言，其礼器比例偏低，墓葬残次品数量偏少，墓葬规模偏小，这一特点很有可能反映出其在宋朝，甚至在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袁泉《新安沉船出水花瓶考》
［2］郑嘉励《北宋官窑形成的文献考察》
［3］李刚《南宋官窑概论》
［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藩夷卷七）》
［5］［宋］庄绰《鸡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