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编辑 | 老余论史
中国是一片充满诗意的土地。 直到20世纪，诗词在中国文学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 是毋庸置疑的主旋律。
在近现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观念在西方的引导下，也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小说翻译的盛行，人们对小说的新理解也随之出现。
“要新一国之人，不能不新一国之小说”，“要新学艺，必新小说”。呼声震耳欲聋，文坛上出现了一股小说家们写诗的风潮，小说家们渐渐替代了诗，成了文学的主流。当代文学虽仍以小说为主体，但诗歌并未衰落，而是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形式生存着，继承着文学的传统与文化的精神，表达着生命中激扬的美，创作着鲜活、生动的语言，寻求着自己的发展。
诗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诗的一切，是诗的灵魂，是诗的意境。要想充分挖掘诗中的美，创造出更美的诗来， 就必须对诗中的语言进行学习。
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是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理论的精粹，具有最大的理论价值和最大的现实意义，也是研究诗学的最佳切入点。
把握了中国诗学的基本原则，就把握了中国诗学的精髓，把握了诗学的筋骨，既可以对中国诗学的发展历程作出正确的判断，也可以 对中国诗学的生命实质与审美特色作出正确的揭示。
一、对中国诗词的人文精神与美学精神的探寻与继承
中国诗词是一座浩瀚的灵性宝藏，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东西，诗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 精神内涵。
诗歌所传达的精神内涵， 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对中国诗词的语言艺术原则的学习，既是对诗词的艺术的探究，也是对诗词创作与美学的一种升华，更是对诗词的文化精神与美学精神的探究与继承， 从而为祖国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诗的文化气质与美学气质，是诗的两大主题。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中国文化精神与美学精神密切相关 ，即中国文化精神与美学精神是如何通过诗词表现出来的。
中国的文化精神，就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中，逐步形成的逐渐形成的 思想、智慧、气质和品格 ，它涵盖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是一种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
更确切地说，儒家、道家、佛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朴学 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孕育出了中国人民的许多智慧，比如哲学，政治，道德，宗教，诗性，生活态度，思维方式，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精神。
如中国古代的哲理智慧，包括天人合一，民心所向，道家智慧，包括仁爱忠义，诗家智慧，包括空灵，物化，言不尽意，思与境共存，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
而中国美学精神只是一种文化精神，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以哲理与诗学的智慧为主，其内涵仍是丰富丰富。审美对象是自然、社会和人生，大到广阔的自然现象、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 小到一个具体的自然物象、艺术作品，都有美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
同时，政治，哲学，伦理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生活，也都有审美问题，都是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的。所以， 把“文化”与“美学”放在一起，就是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兼容性、差异性与关联性。
中国诗学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与美学意蕴，正是以诗的形式所呈现的。相对于中国美学精神而言，诗歌美学精神的内涵或许更为丰富，这不仅仅是指其所表达的美学内容、美学客体，还指其自身因其优美的形态、优美的语言而产生的美学影响、震撼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理念。
中国的文化精神、美学精神、中国的诗词精神，都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诗词的文化精神，是指从诗词中传达出的一种已被固定下来的优良文化，这种文化多为传统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宗教等经典所倡导，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被证实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中国人最好的智慧。
在传统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宗教等典籍中，这些智慧只是一种教条，但是在通过诗歌的语言艺术处理之后，它们就变得充满了想象力，变成了一种有意义的审美对象。 比如，在道德方面，对于孝顺，尊敬老人，感恩，这些都是在传统文化中被夸大的。
孔子曰：“弟子进而孝顺，出而敬之。”（《论语·学而》）孟子曰：“为人父母，为人父母；我年轻，人也年轻。”（《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而《孝经》 则从天子到诸侯，从卿到士大夫，从士大夫到庶人，从百姓到帝王，从帝王到平民，从君主到平民，都有不同层次的论述，并将“孝”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结合，提出：“夫孝者，天道也，地也，人也。”这种教条式的语言，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心中，而这种思想，一旦融入到诗中，就会变得温暖而富有想象力，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
李白就曾在《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中写过：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宿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李白年老体衰，一贫如洗，便游历到了皖南五松山脚下，与一位姓荀的老太太同住。老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还每天都在照顾李白，过得很辛苦。每当饭菜做好的时候，她就会摇摇晃晃的，给李白盛饭。因为床太小，他必须跪在地上，才能将它递给李白。看到这一幕，李白如何能不激动？
所谓的“千意”，并不是那么的死板，而是要有一种诗意。虚静，玄奥，幽深，内涵丰富，是老子哲学的主要内容，在古代诗词中常常可以见到虚静的影子。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十六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要保持一种与世无争的状态，才能让自己的头脑清醒，才能不被蒙蔽，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很抽象的逻辑。
尽管如此，诗还是可以用诗来表达的。如王维在《辛夷坞》中写道：“木末芙蓉，红萼在山间。清冷的秋日里，栾川山上，到处都是桂花，形似芙蓉。
诗的重点不在描写辛夷花的魔幻和美丽，而在描写它的宁静和安详。它开在荒凉的溪水里，没有人欣赏，也没有人赞美，但它还是开了，并且凋零了， 在这个季节里，它是如此的热情，也是如此的孤独。
二、对中国诗学语言美学思想的挖掘
中国诗学理论内容繁多，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 一个诗学理论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适用于各种诗学形式、是否能够长期满足诗学的需求。
如果一种诗歌语言艺术理论仅仅满足了某一时代、某一种诗歌形式的需求，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形式的改变，它就不再适用了， 或者说它的适用性被弱化了，变得不那么稳定了，那么，这种语言艺术理论就只有普遍的价值。
如果一种语言艺术理论既能满足当时那个时代、那种诗体的要求，又能为后人所用，那它就有存在的价值。这一对具有生活意义的诗学语言艺术论，被称为诗学语言艺术原理。
所以，要考察一套诗学理论的价值，就必须将其置于历史之中，让历史来鉴赏和检验。中国诗词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诗体，并伴随着各种诗体的出现而出现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语言艺术理论。
从《诗经》开始，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诗体产生，它们既继承了传统，又有明显的革新，如： 楚辞，汉乐府，赋，五言诗，永明体，唐诗，宋词，元曲 等等， 它们都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体，不同的诗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暂且不谈时代的不同会给诗歌语言带来怎样的改变，新的诗体就一定会对语言提出新的要求，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语言艺术理论，来满足这种新的诗体的创作需要。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诗体，许多语言艺术理论仅仅是“时效性”，并不具有普遍性。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齐永明时期出现的“四音八音”，这是一种用来改善诗歌创作，提高诗歌美学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了“永明体”。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诗的语言艺术论的普遍性。在南齐，“八病”和“四音”是相通的。
四声是汉语中的“平”、“上”、“去”和“入”四个字。“八病”指的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用韵弊端。时至今日，因为资料的缺乏，我们也不能说得很清楚。沈约道：“从灵均起，历朝历代， 文风虽略有长进，却无此奥妙。 ”
在南齐，也有很多人对“四音”进行过研究，比如沈约、谢朓、王融、周颙、陆厥等，这些人的著作大部分都已经遗失。很显然，这四个音符，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人的产物。八病是和四声有关的疾病。
“八病”是一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语言艺术学说，被沈约等人广泛应用于五言诗中，并以此为乐，创出了“永明体”。郭绍虞总结了这八种病症：
“大致上讲，《永明体》中的八种病症，可以分成四种来说。平头和上尾是一套，蜂腰和鹤膝是一套，大韵和小韵是一套，副韵和正韵是一套。平头和上尾为四音相同，蜂腰和鹤膝为清浊相同，大韵和小韵为同韵，副韵和正韵为同韵。”
我们对诗的语言艺术原则的学习，就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的价值的理论。
笔者结语：
中国诗学中蕴藏着丰富的诗学思想， 这些思想一直活跃于诗学的各个领域，为诗学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人生价值论”，是诗歌语言艺术原理。
它的 鲜活性和生命性 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来认识：
首先，他们都是从特定的诗学实践中提炼而成，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
其次，这两个词都有一定的普遍性， 都能适用于不同的诗体，都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足诗体的需求。
三是他们都有强烈的成长性，可以根据时代的变迁和诗体的改变而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
这是构成中国诗词中“ 血和肉 ”的一部分，也是对传统文化与诗歌艺术的 继承与发扬 。
参考文献：
【1】《诗经》
【2】《老子》
【3】《论语》
【4】《孟子》
【5】《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