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看了一个演讲叫《我拍了杀马特》。演讲者是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的导演李一凡。
“杀马特”这个在很多人眼中已经过时很多年的词汇，除了“土气”、“low”、“坏孩子”等标签到底还代表着什么?那些顶着色彩缤纷、造型夸张的杀马特发型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们从哪里来？生活是怎样的?
是李一凡的这个演讲，让我惊觉，我们对“杀马特”这个人尽皆知的词，其实知之甚少。
什么是杀马特？
到底什么是杀马特？是网络上那些留着五颜六色、奇形怪状发型，使用着火星文字的年轻人，还是街上那些早早离开学校混迹在工厂发廊的青年？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同时也是美院老师的李一凡最早在网络上看到杀马特时非常兴奋，这些年轻人夸张的视觉造型，让他一度觉得：中国有朋克了，这是一种年轻人抵抗消费主义的自觉。
带着这种好奇，他非常想了解和拍摄杀马特，但很快李一凡发现，他自己生活的现实环境是很难碰到现实中的杀马特的，网上对他们的现场报道也几乎没有。
他唯一能接触到的杀马特只有网上大量的杀马特qq群，他开始给海量的杀马特群发送消息，希望可以加入他们，但杀马特QQ群的审核非常严格，很长一段时间，李一凡连一个真正的杀马特都没有联系到。
直到2016年，他的一个朋友在深圳找到了号称杀马特的教父“罗福兴”。
李一凡和罗福兴的第一次采访进行的并不顺利，这位昔年的杀马特教父如今已经剪掉了头发，面对媒体和大众铺天盖地的批判声音，罗福兴已经习惯了面对媒体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地说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几个字。
在深圳一个闷热的钟点房，罗福兴面对李一凡的紧张和其他的媒体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采访结束后他们互相留了微信，开始了长期的线上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李一凡逐渐打开了杀马特的世界。
“杀马特”来自英文“smart”的音译，从外形上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似乎来自日本的视觉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欧美华丽摇滚，但中国的杀马特青年的内在属性却和这些并没有什么关系。
（大卫·鲍伊华丽摇滚时期的经典造型）
在杀马特最流行的那几年，绝大数年轻人是通过当时网络上流行的“劲舞团”游戏了解并成为杀马特的，当时的杀马特不过是整个亚文化群体中的一个小家族，却因为夸张的外在表现，被媒体和网络放大，成为一种审美的潮流。
（劲舞团游戏形象）
2017年，李一凡拿到了一笔可以拍纪录片的资金，于是开启了他和罗福兴的寻访杀马特的旅程。
这个过程依旧不顺利，由于很多杀马特都经历过被辱骂、殴打，无缘故检查身份证等歧视，他们对整个主流社会是心怀恐惧的，对任何人都感到害怕。经常有些采访对象会因为恐惧和怀疑，在采访当天临时取消见面。
但在这个过程中李一凡逐渐意识到，绝大部分的杀马特都和工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些工人们非常辛苦，一天往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也只能休息一到两天，每天晚上十点钟下班后厂房外黑漆漆一片，什么都没有。
在一次聊天中，他意外得知，在东莞的石排镇还聚集着大量年轻的杀马特，于是李一凡干脆住到了石排镇开始去了解杀马特的真实生活。
来到石排镇后，李一凡形容感觉像是突然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手机里每天会推送招工启事，在这里，不缴纳社保是一种公司福利，因为在高强度的工厂劳作下，很少有工人能做满一年。
在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工作和手机ai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下，绝大部分工人并不知道走出这个小镇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在杀马特绚丽夸张的外面下，对应的是更多枯燥、乏味、找不到出口的人生。
他们中很多人曾经是农村的留守儿童，来到城市后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关注，对他们来讲，哪怕是谩骂，也比没有人和自己说话要好；
还有很多人因为外出务工时的年龄太小，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中就被骗了钱，杀马特这种看上去像是坏孩子一样的外形，给了他们一种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的安全感；
更有人在日复一日乏味的高强度工作中已经有了严重的情绪问题，有抑郁自杀的倾向，杀马特外形下的群体认同感是他们抱团取暖的一种方式……
在杀马特真实的世界里，他们绚丽的头发不过就是无尽黑暗人生中唯一让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点点亮光，也只有身体的这一点点改造，是他们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但就是这一点光的存在也会被报以深深的恶意。
从杀马特到打工人
在李一凡的纪录片中有一个杀马特说：“每个人对快乐的理解都不一样，那时候他很快乐，那时候他已经和其他的工人不一样了，就是忙忙碌碌的，整天跟机器一样去做这种事情（打工），他会去找他自己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杀马特也是一种抵抗。但这种抵抗并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他们的抵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复一日的机械流水线工厂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让人想到最近网络上另一个非常流行的梗：“打工人”。
“打工”这个词是80年代从香港传到内地来的，原本指的是不是老板，受人雇佣，赚取雇佣薪酬，并没有褒贬的含义，但是在传入内地后在原意之外衍生出了“受雇于人，工作辛苦，经常受气，工作不够稳定，收入不高”等贬义。
对应网络上流行的“不打工就没饭吃”、“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我一天也活不下去”等调侃道，用一种夸张的自嘲，道出了当代人工作中的辛酸处境。
其实早在“打工人”走红网络之前，一个更早红起来的词是“社畜”。这是一个来自日本的流行词汇，用于形容上班族的贬义词，是日本公司的“会社”与“牲畜”的合称，指在公司很顺从地工作，被公司当作牲畜一样压榨的员工。
2018年《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这部日剧的播出迅速引起了国内很多职场人的共鸣，让“社畜”这个概念一时间成为了流行词汇。接不完的工作讯息，加不完的班，受不完的气，被越来越多人习以为常的996……
在这些日益成为大多数人生活常态的当下，逆来顺受，接受现实，放弃抵抗，模糊自我，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如果说“社畜”这个词汇中还存在着把“人”和“畜”形成对比的强烈反讽色彩，那么发展到现在的“打工人”，这种反讽的色彩已经淡化了很多。
甚至很多人在那一句“早安，打工人！”中感受到了一种乐观的力量，尽管那是有些“阿Q”式自欺欺人的乐观，但“打工人”这个梗给人的归属感从本质上来讲和生活在工业区抱团取暖的杀马特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人们面对暗淡生活的一种抵抗。
但这种抵抗又是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杀马特是想要在乏味平庸的集体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打工人是在格子间形形色色不同工作的艰难中，倾诉属于“打工人”的同一种情绪。
在这个两个时间跨度长达十年，包含了城市和农村不同地域的流行词汇演变中间，依稀可以看到的是过去十年间的社会变迁和时代情绪的剪影。
十年二十年过去了，阿良仔始终在工厂做工
五条人有一首歌叫《世情》，歌中的阿良仔是一个在工厂打工的工人，偶然间目睹了老三叔婆毫无征兆的死亡后，阿良仔认为自己的人生不能就这样在工厂里度过，他和同伴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去大城市。”
世情五条人 - 一些风景
朋友也配合他说：“那我们明天就走，去纽约，去巴黎开心，去澳洲钓鱼……”
然后十年，二十年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阿良仔还是在工厂里从早做到暗，哪里都没有去过，他的房间里一直存放着十几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
这首歌收录于五条人2012年发行的专辑《一些风景》，就在他们写这首歌的平行时空里，那些工厂中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像歌中的阿良仔一样，从早做到暗。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渠道可以接触到那十几张cd和摇滚杂志，他们能接触到的，自己可以理解的发泄渠道，就是夸张而直接的杀马特。
五条人的“世情”唱的是小城镇里中文艺青年的悲剧人生，是时光匆匆、人生如梦，离美梦越来越遥远的世态人情；而杀马特的“世情”是其中一个如此相似，又如此枯燥乏味的另一个版本，是千千万万个“阿良仔”中更底层的一份子。
2019年五条人在欧洲巡演的时候，又唱了这首《世情》，他们甚至用蹩脚的英文给观众翻译了这首歌歌词的大意。就这样歌中的阿良仔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了欧洲。
世情五条人 - 世情 (Live in Portugal)
五条人在这首现场版的专辑简介中写十几年前的仁科和茂涛也是在海丰小县城里翻阅着摇滚杂志的青年。但他们还有机会接触到亲友从广州和汕头带来的打口碟。
而那些真正在工厂中没日没夜做工的阿良仔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人谱成曲，写成歌，去大城市，去国外，去演给一群和工厂几乎没有半毛钱关系的知识分子听，而他自己正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用手机外放着早几年的网络流行歌曲。
以擅长写市井小人物为特点的五条人，写的是这些小人物身上最有趣最闪亮的那一点亮光，他们笔下的人物始终都还带着些知识分子式的浪漫。
他们没有写的是之所以能突出那一点光亮的黑色背景所对应的漫长乏味的人生常态，美好的瞬间就像《阿珍爱上了阿强》中夜空中划过的那一刻流星。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创作对象和受众之间的悖论，始终就这样存在着。这是在我了解到杀马特的真实生活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星星背后的黑暗。
横亘在这片黑暗之间的沟壑，并不是一场公益演出、一首歌、一部记录片就可以填平的，但它们存在，确实给了不同的世界一个出入的通道，让我们能够重新看见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