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政治与权力》
[美]大卫·科泽著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简介：
作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政治仪式的专著，本书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保守还是革命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本书探讨了潜藏在仪式的政治作用中的诸多普遍原则， 使用了古往今来、遍及全球的各种仪式资料，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作者带领读者遍览各种时空中的政治仪式，它们来自于阿兹特克、苏联、法国大革命、非洲殖民地、意大利*产党共**和其他很多地方，都得到了深入而趣味盎然的分析……这是一项针对跨学科读者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它向非人类学家显现出，民族志分析与政治理论相比亦大有其用武之地。
圣女贞德被神化为国家独立的战士，共和派和左派将其描绘成人民权力的象征，是反抗特权的斗士和大革命的先驱。对于*派右**来说，在梵蒂冈1894年决议的支持下，贞德被视作圣人，她是国家领土的卫护者，保全了法国王室的权威，同时也是法国爱国主义和宗教虔敬不离不弃的典范。
在运用仪式渲染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多么神圣时，人们终究也会合法化政治领袖的权力。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证明了人类具有一种共同的趋向，即都会赋予政治征服者以某种半人半神的特性。
任何地方的人都会神圣化其社会一政治环境。我们并不愿承认我们的社会仅仅是文化历史、环境适应和政治斗争的偶然性结果。相反，我们为我们的政治秩序赋予了宇宙论的意义，相信我们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天命所为，具有某种更高的目标。
殖民地政府也经常利用仪式来展现宗主国的政治力量，将高度重视仪式活动当作一种传达统治者权威和权力的方式。典型的做法是以当地仪式形式展现殖民的优越性，当然偶尔也会把土著统治者带到宗主国接受仪式教导。
用来传达权力关系的仪式不只存在于政治精英阶层，也存在于当权者和无权者之间。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正式的组织中，也发生在游离于正式组织之外的人群里，仪式可用于界定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
从1742年伊丽莎白（Elizabeth）的加冕仪式开始，新沙皇都是自己戴上皇冠。大主教只是把皇冠递给女皇，她接过来戴在自己头上，显示出她的权力并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源泉。
铁打的权威位，流水的占有者，仪式能显现出这种连续性。为预防过渡阶段出现不确定的状况，仪式形式不断发展以缩短权力的真空期。
有些矛盾的是，官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既靠赋予特定的个人以权威，又同时依靠将他们取而代之的力量。这是一个有些吊诡的命题，尤其当统治者被视作某种神圣力量在凡间的化身时。
使用象征和仪式将地方群体与国家政治运动维系在一起的做法，并非为官方或政府组织所独有。力图变革政治的人们也会使用象征仪式，展示他们与其认同的更大的运动之间的关系。
正如格尔茨所言，末代国王每年要把一半的时间花在环游国土上，“向心存怀疑者展示他的统治权。”
统治者在很多时候喜欢用更具戏剧性的—也是更加有效的皇家入城(royal entry)仪式来重塑一体性的关系。通过在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的仪式，使民众更能认同统治者的权力，同时，也彰显出地方官员对国家领袖的从属关系。
对于缺乏正式的政治规范的社会而言，仪式是划定边界的重要方法，与之相似，仪式也是协调这些社会中不同的地方群体行动的方法。
共同的仪式不仅有助于分布广泛的人们产生对更大组织的认同感，而且让公众理解各种人群的行为，这些人群属于相同的组织或相同的政治群体。
苏联*产党共**在1973年重新登记*党**员，发放新的*党**证。为了彰显这些证书的重要性，他们举办了庄重的典礼，把一号*党**证发给了列宁，二号*党**证发给了勃列日涅夫。
组织自身只能象征性地得以呈现，所以个人对组织的忠诚也只能通过象征表现出来。我穿某种衣服、喊某个口号、唱某首歌、剪某个发型、以某种名称称呼他人，通过这些行为，我自己以及他人都认为我属于某个特殊的组织。象征通过这些仪式发挥出主要作用，从而使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被客观化。
仪式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对人们界定政治现实产生影响，而且在情感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人们从投身仪式之中获得颇多满足。统治者们数千年来(实际上是自从有统治者以来）一直努力通过设计和使用仪式，激发民众的情感以支持他们的权威，唤起大众的热情以支持他们的政策。
政治秩序的这种象征意义一旦被建构起来，就会抗拒(虽然不能免于）变化。然而，存在着两种相互抵牾的观点，一方认为人是理性的行动者，另一方强调在象征和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
仪式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人们参与到戏剧之中，并看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仪式的戏剧性质并不只是界定角色，它还唤起情感反应。就像在剧场中，“各种灯光、舞美、姿态、行动和声音的刺激”控制人的情绪一样，诸如此类的因素帮助仪式产生强大的情感影响力。
面对一个具有令人难以控制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是人类永恒的难题。人们尽力确定一种简单的和已知的现实，如此方能知道如何措其手足，以及明了他们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仪式的稳固性和永恒性，正为尝试着驯化时间和界定现实的人们提供一副安慰剂。
政治仪式可能大而无当，或更为常见的是难以做大。数个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政治仪式之所以可以成功，在于它能够产生出热烈的大众情感。因此，想要设计出有效的政治仪式的精英们被告知，要设计出成功的政治仪式，必须找到让大众全情参与的方式。
政治仪式对于所有社会来说都很重要，因为任何地方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呈现和变更，都需要借助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当然，在一些政治环境中，有的政治仪式显得更为重要。
马林诺夫斯基极具影响的理论模式指出，人们对自然的了解越多，对仪式的依赖就越少；很多巫术已经被科学所取代。
无论在非洲、南美还是亚洲，传教士们都在如何处理当地的传统仪式上颇感棘手。如果他们试图禁止这些仪式，就有可能引发民众的愤恨，并使他们在共同体中站稳脚跟的努力付之东流。在另一方面，如果允许民众保留自己的仪式系统，就意味着传教活动的失败，即把自己的地盘拱手让与其他竞争者。
仪式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它将过去和现在以及现在和将来关联在一起。这有助于我们处理两个人类面临的难题：一是通过提供一种连续性，帮助我们建构对自身的信心——20年前、现在和10年之后的未来，我无甚变化；二是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也一直未变。
仪式行为有其自身形式上的性质。它依循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序，有其特定的展演场所和时间，这些程序和时空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重复性的仪式行为有时看似冗长，但这些因素也正是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的重要手段。
人并不仅仅是物质动物，同时也是象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人具有一种难以解释的习惯，有时会希望甚至乐于为那些与其物质利益相左的理由而献身，即便这些物质利益受到七嘴八舌的反对者们的支持。人们通过象征赋予他们的生活以各种意义；对政治忠诚和政治行为的所有理解都据此事实而定。
当希特勒手法熟稔地操纵着象征鼓动德国人民参战时，丘吉尔、罗斯福和其他人也有力地构建出一套不同的象征来动员人们反对希特勒。
我们通过象征认识到谁有权有势、谁无权无势，当权者通过操纵象征强化他们的权威。当然，无权无势者也可以通过努力穿上新的衣服，并除去有权有势者的衣服。
我们借助象征直面一个混乱不堪的经验世界一一它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自有其运行秩序。与其将我们的象征范畴视作人类的产物，不如将其客观化，借此就可以将其视作一种自然的产物，一种我们易于感知和认识的“事物”。
政治通过象征来表达。在直接力量的运用中总会或多或少地涉及象征，同时，虽然物质资源对政治过程至关重要，但它们的分配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象征手段的影响。
的确，国王用仪式巩固权威，但革命者也用仪式来*翻推**国王。政治精英借助仪式来合法化他们的权威，反对者则用去合法化的仪式予以反击。仪式或许是保守者的命之所系，但它也是革命的活力源泉。
虽然今天的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中不存在这种对世俗权力的超自然的合理化，但在公众看来，有权有势者仍然通过围绕着他们的仪式，控制着他们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内部的关系。
很少有人认识到仪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为仪式常常被认为只是一种宗教活动，而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将政治事务和宗教生活分离开，所以仪式被预设为只有在那些欠“发达”社会中还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现代国家的民众是通过参与仪式来认同那些更大的政治势力的，因为这些政治势力只能借助象征形式得以表现出来。同时，也唯有通过政治仪式，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情形，因为我们唯有将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大大简化，才能彻底地认识它。
政治学家们通常不认为仪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美国政治学界，对物质利益发挥何种作用的研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所有的政治行为体都是象征的产物，从政*党**到政府皆是如此，但这一点被忽视了：或是不予以承认，或是被认为无足轻重。
正如哪里有欢庆的仪式，哪里就有平等的仪式，两者对于政治领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平等互动的仪式，能够象征性地表达出他对民主理念的尊崇，虽然与此同时，实际上他的权力却与这一理念截然相反。
在欧洲，法国和其他天主教国家在狂欢节时期常常发生反抗仪式，它们起到安全阀的作用，释放淤积已久的敌意并增强统治集团的合法性。但是这些能量和仪式本身的潜力，也能够引爆真正的*反造**活动。
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着云泥之别的地方，常伴有高度发达的统治者仪式。权力神圣化的逻辑结果就是统治者的神圣化，即统治者既不依靠*力武**更不依靠幻象，而是以赋予他的超自然力量进行统治。若无有力的仪式向民众展示统治者的超自然权力，这种观念便无处措足。
权威的公开授予是一个需要借助仪式得以实现的象征过程。在很多常见的情形下，运用仪式是提升一个人地位的通行方式，无论是从少年到成年、从单身到成婚，或是在有些社会中从中年到老年，都包含着这种过程。依靠仪式，个体脱离了先前所在的地位，拥有了新的身份。
每种文化都储备着有力的象征，新的政治力量通常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宣称这些象征为他们所有。仪式为这种象征的征用提供了重要的机制，由此甚至会引发激烈的争斗。
仪式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其规范化(standardization)。它和重复性一同赋予了仪式以稳定性。进而，稳定性将仪式与强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产生于仪式循环往复的举行之中。
并非所有建构政治合法性的仪式都是刻意而为。其实，应该在我们的政治宇宙观中为主导我们生活的那些无意识力量留一席之地。通常人们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识地运用仪式，但他们有时也会在并不清楚政治影响为何的情况下，发明、改造或者复兴一些仪式形式。
仪式赋予统治者的荣耀常常会延续到其死后，这在很多情形下有利于提高随后的统治者和政权的合法性。正如流行的苏联口号所称：“列宁活在过去、活在现在，也将活在未来。”
人们使用仪式表达出他们的希望，并相信统治者超出了诸事无常的凡人范畴。领袖的权力对于民！众的威胁越大，“就越需要通过民众对其德性的信服来消减这种威胁。”
虽然所有的政治运动都经由仪式和象征而为人所知，但能够呈现政治和仪式之间最为生动关系的例子或许是纳粹运动。希特勒本身成为了一个符号，他是纳粹运动最主要的两种基本象征的化身：万字饰(纳粹*党**徽）袖章和纳粹致敬礼。
对于希勒特而言，大众*会集**很重要，既能鼓舞追随者为夺权而斗争，也能在夺权后强化他对权力的控制。在希特勒的眼中，*会集**的重要性来自于群众的心理状况。
所有关于仪式和信仰的理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何仪式比信仰更能抗拒变迁。对此涂尔干提供了一种解释：仪式是我们用于表达社会依赖性的方式之一；仪式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共同参与和投人的情感，而不是我们对仪式特殊的合理化解释。
一个带着旗帜的人可以无所不能，甚至把一个民族带领到理想国度。
纳粹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传统仪式元素，用于合法化其组织以及塑造忠诚感。最为明显的是不断地使用与“一战”死难者相关的纪念物以及在展示纳粹象征时演奏*歌国**。当纳粹掌权后，他们不仅寻求建立自己的常规仪式系统，而且也破坏那些与之竞争的仪式。
文化观念无法解释我们的象征系统和人类活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会导向一种神秘的人类学，在这种人类学看来，世界缺乏任何跨文化的规则，其中的历史变化完全是偶然的。人们的象征和行为的确在变化着，有时还会变化得非常迅捷，并且这种变化与外部事件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
当人们难以抵挡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政权的压迫时，尤其是当他们没有传统的机制可以帮他们构建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时，仪式能够为抵抗和*反造**提供一条基本路径。
象征和仪式对于政治生活来说至关重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只是按照文化以及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神话所规定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仪式有益于革命运动和新政权的因素，也对所有的政治系统具有同样的重要价值：仪式满足了重要的组织需求，它在神秘化现实权力关系的同时，还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合法性，即便在明显缺乏共识的地方它也能够促成公众团结，它还帮助人们以某种方式构想他们的政治世界。
人们应对危机和冲突的仪式并不只是政治精英的产物，无论他是保守派还是革命派。相反，这种仪式最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他们为无权者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手段，并为那些缺乏正规手段的民众提供了获取政治影响力的方法。
在很多社会，是通过特殊的占卜式的方法来处理有罪还是无罪问题的：用拷问来审讯。对被指控有罪的人进行痛苦的或者危及生命的折磨是为了给他们定罪。这样，受到指控者的罪行就不是由指控他的人来决定，而是由仪式来决定。在西方的法庭仪式中，审判是去人格化的，惩罚的权力来自于社会，与个人积怨无关。
从最简单的社会到现代民族国家，司法程序都是高度仪式化的。法院的仪式和皇家的仪式基本一致。在这两种场合中，具有合法性的神圣形象借由仪式构建起来，同时攻击*行为性**被严厉地控制住，职权系统也得到了强化。
虽然仪式的确激化了政治冲突和群内敌意，但这不是它们唯一的作用。实际上仪式能够在政治紧张中充当重要的安全阀。
并不是所有调整群内紧张状态的仪式都需要双方的出场。很多仪式都是由单方举行的；它们明确敌人是谁，述说敌人的道德低劣性，同时对自己的群体大加赞颂。这种仪式激起了一种政治对立感，但不会将这种敌意推波助澜到人身伤害的程度上。
在传统的功能主义观念中，用于争夺权力的仪式通常被解释为能够切实维持系统的和谐性。此观点认为，这种仪式是一道安全阀，能够以无害的方式释放掉政治对立情绪，让系统及其领袖免受伤害。
如果一个怀有*政府反**情绪的人在酒吧或体育场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殴打了，这事不会掀起多大风浪。但如果同样是这个人在群众*会集**中被攻击了，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反响，一般而言会有利于*政府反**的一方，并削弱政府的力量。
在权力的争夺中，群众*会集**是展示大众支持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这种*会集**不仅高度有效地展示出群体的政治力量，而且塑造了与群体的本质及其目标相关的特定形象。
在西方，权力斗争多与教会之间的竞争有关，而“通过仪式”常为政治之争提供战场。既便是在教会影响力的制度基础已遭到破坏的地方，过渡仪式(transition rites)仍然将人们与教会联系在一起，为人们在国家控制之外提供了一种民族的和国际性的忠诚。
仪式不单有助于保持现状，也是重要的政治斗争工具，无论是稳定社会中的争权者，还是动荡社会中的敌对双方，都对之青睐有加。前文探讨了仪式为何对政治过程非常重要，在此转向一个新问题，即个体竞争者如何使用仪式争权夺利，以及群体如何借助仪式改变政治系统。
仪式可以被视作一种修辞形式，讯息通过复杂的象征操演得以传播。修辞遵循的某些形式有着文化上的规则，这些形式的内在逻辑令论辩过程井然有序，并且使提出的主题令人信服。
群体行为的研究者经常会注意到情感的感染力。诸如在集体仪式中，人们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身边人的情感所左右。集体仪式极具诱惑力，先前与集体仪式活动有关的情感，会在相似仪式的操演中继续被感受到，即便这些仪式独立举行或是规模更小，皆是如此。
如果说政治仪式能够激起对世界的某种解释，主要是因为这些仪式可以引发强大的情感。我们的感知能力和理解力极大地受情感状态的影响，但是这一作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反方向进行的。仪式唤起的忧虑、激起的恐惧以及带来的欢乐都能引导我们的政治感知能力。
纳粹的致敬礼是一种很能说明这种状况的政治仪式。这种致敬礼象征性地表达出对普泛的纳粹政权和希特勒个人的忠诚。其目的之一在于，用系统性的方式找出那些不忠诚者，同时强化群众的忠诚度。
与社会世界大致相似，政治世界也能令我们迷失在它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之中。大多数人忽视了相当一部分有用的政治信息，轻易地略去所接收到的信息中的含混和矛盾之处。
国家主义的仪式促成了一种政治世界观，包括人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为正义的，其政府制度也是最好的。与此同时，这些仪式也滋养了爱国主义团结感。边界都是象征性的设置，边界中的所有人都要去感受他们的统一性。
政治修辞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将种种对立事物收拢在一起，即便是在那种极端对立以至于非常尴尬的情形下——如里根总统将一个新核*器武**命名为“和平保卫者”——这种对立的混合也是具有政治效力的。
不仅象征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而且同一种象征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也会具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多重意义。其实，人们的思维过程并不需要解决这种冲突，也不需要在象征的使用上保持意义的前后一致性。
如果将仪式仅用于巩固整个社会，那么它的作用将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因为仪式能够将各种政治群体联结在一起，所以它在各种政治势力、宗派和亚社会群体的政治斗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它也是构建民族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战争环境的重要手段。
仪式的惊人之处在于，它可以克服人们的行动和宝贵信仰之间的矛盾而对他们产生影响。信仰内藏于心，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捉摸，而仪式公开表达出对群体状态的接受。
仪式不单单是信仰的程式化表达。即便在那些人们对仪式看法不一的地方，参与仪式也是重要的政治活动。
仪式和信仰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在一个传统的基督徒看来，信仰是最基本的，仪式不过是这些早已存在的信仰的公开表达。
仪式并不总是通过强化共同的价值观来创造团结，它的关键功能之一是在没有任何共同信仰的情况下创造团结。
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的成员，都通过共同参与仪式培养认同，明确彼此的义务。现代国家与图腾氏族相似，通过集体性的象征展示来呈现自己。
仪式活动并不只是创造社会团结的一种可能方式，而是一种必需的方式。只有通过定期*会集**、共同参与这种象征性活动，才能不断培养集体的理念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