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祐：我本来还可以再多培养一些学生 | 会计口述历史

编者按：

深圳大学汪家祐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20日逝世，享年93岁。汪家祐教授1930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1952—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研究生班进修。结业后留校任教。后先后在青海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任教。著有《西方企业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其中《管理会计》是国内较早出版的管理会计教材。经过两次肺部大手术后，汪家祐教授在2017年12月1日签下了器官遗体捐献志愿书，并嘱咐子女：不要举办任何形式的追悼会，直接捐赠遗体。

汪家祐教授在2018年8月18日接受我院《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的邀请，在他位于深圳的家中进行了会计口述历史记录。汪家祐教授的口述文稿整理后，汇集发表在《会计口述历史》第二辑。

在此，我们发布汪家祐教授的口述记录文稿，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哀思。

汪家祐在口述

口述情况

口述情况

汪家祐:我本来还可以再多培养一些学生

家 庭

我是上海人，1930年生的，现在88岁半了。小时候我住在上海叫城里（上海老城厢）的地方，是上海一个老城，城隍庙就在那里。黄炎培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教育社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中华职业学校。我的姑夫顾树森是第一任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长，我爸是那个学校的老师。他身体不好，就自己看医学书，自学成才。由于请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就干脆当医生了。英租界规定当医生要考医生执业证书，按照英国的标准考。我爸考取了，他便不当老师，去当了私人医生，生意很好！家里盖了洋房、买了小汽车。

在一九三几年的上海，有小汽车的中国人不多。可我爸身体不好，抗日战争中日本侵占上海的时候，我爸身体不好也就不能工作了，躺在床上，没有了收入。家里把房子租出去，靠收点租金来维持生活，通货膨胀时期租金越来越不值钱，日子就难过了。我的家庭情况就是这样。

求 学

家里在抗战时期经济情况不好，所以1942年，我到念初中时就去上了一个义务中学，叫善志义务中学。这个中学的课程是考虑到毕业后就工作的情况的，设有“簿记学”“珠算”等几门课程。我当时是准备初中毕业以后实在不行就去当一个记账员。读初中的时候簿记课老师是怎么教的我不记得了。但是教得很好。

我初中毕业以后家里情况还是不好，但我上高中时有奖学金，我是1945年上的复旦中学。复旦中学有普通科、商科两种，我为了高中毕业以后就可以工作，就上了商科，又学了会计、商法、计算技术等。1948年，我从复旦中学毕业以后成绩优异，可以不需要考试直接升到复旦大学。因为初中、高中都是学会计的，所以到了复旦大学我就选了会计系。我12岁就学会计了，到现在已经76年了。

在复旦大学我没有好好学。我的表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了新泾区①区委书记②，区政府里面缺一个会计，他问我能不能去做会计。我说让我工作可以，但考试的时候得给我放假一个礼拜让我去参加考试。所以我名字挂在复旦大学，实际上只是每一个学期开始时去报名和注册，到了学期终了的时候去参加考试。

1950年、1951年我在区政府做会计，是很简单的会计工作。区政府会计部门有一个会计科长是老会计，除了科长还有一个会计员和一个出纳，我是会计员。有的时候工作没有那么多了，就跟区政府的秘书长出去办一些别的事情。

区政府机关没有多少钱，我也没有正式工资。那个时候上海刚解放不久，对政府机关的人实行供给制，对像我这样的人实行包干制。供给制就是管你住、吃、穿，烟也发，再给你几元钱的零用钱。包干制就是什么都不管，给你15元钱一个月，“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了。住房当然是区政府的，我就住在区政府里。我的15元钱交了伙食费，还可以买两条便宜的烟，一条给爸爸，一条给妈妈。除了我，其他的人员全部是享受供给制。我的表哥一个月60元工资，他的工资高。

在复旦大学我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第二学期因为解放战争，基本没上过课。这一个学期我总平均成绩是第一名，当上了班长。我从上小学开始都是第一名，小学时当了学生会的会长。快到毕业的时候上海市政府开始搞“三反”“五反”运动，要从复旦大学会计系挑两三个学生帮市政府查账。复旦大学就把我从新泾区政府的会计室里面又叫了回去，不是去上课，是去帮上海市政府查账。我带了两个同学查了明立女中，还查了上海交通大学。“五反”的时候又把我叫去查资本家的*税偷***税漏**，是上海市税务局组织的。那个时候上海市的财税局长是非常有名的，叫顾准，是潘序伦的会计师事务所里出来的，这个人非常有本事。我听了他一个报告后，就去查上海的私营企业的账。1952年，到了毕业的时候复旦大学又把我叫回去，我也就毕业了。

① 上海市新泾区1945年设置，以新泾港得名。1956年撤销建制。

② 汪家祐表哥，是潘文铮。潘文铮（1923—1994年），1972年12月至1981年2月曾担任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第三任*党**委书记。据华东理工大学官网介绍，他带领院*党**委和行政班子（一段时期为“革委会”）与全校师生员工走过了学校历史上非凡的10年。

汪家祐的复旦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在复旦大学，教政府会计的是系主任，叫雍家源。还有教成本会计的，姓袁，我不记得名字了。还有一个老师叫高治宇①，在复旦大学的时候是讲师，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了。因为我不上课，我对老师是不熟悉的。

雍家源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是我跟他很熟。他讲课怎样我不知道，反正我对他印象蛮好的！他对我也很好的。他让我出去查账三次。

第一学期给我讲会计的是高治宇老师，她讲完课就走了，对学生情况不了解，但是对我了解。那个时候做习题，会计习题没有印的材料，她在黑板上写习题，我们在下面写会计分录。她写完了正在拍手，因为手上有粉笔灰，我已经往门口走了。到了门口，她说，这位同学你回来，不会做可以问。我说我会做，我已经交了，你在讲台上写的时候我已经交卷了。她说你先别走，我看你做的对不对。一看之后，她说，走吧走吧，全对。

但到了1952年毕业的时候，我的总平均分数不高，因为没有上课，都是自学考试，我记得好像总平均分是78分。

*党**中央从苏联请了各个行业的专家，全国一边倒地全面学苏联。为了办高等学校师资研究班，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都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培养高等学校的师资。这个班的学生不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而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派出系、各教研室领导干部到全国各个著名大学去，从毕业生里挑。挑的是吸收知识能力强、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复旦大学系领导和老师就把我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这个研究生班。那个时候班里的毕业生中第一名的平均分可是90多分，我自己的80分都还不到，有些人就很不服气。推荐我上研究生班的是雍家源，高治宇也帮我说了话。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是1952年到1955年，学了3年。第一年是学马列主义、毛*东泽**思想，是政治课。第二年、第三年学苏联的会计。我学的专业叫长期投资银行财务会计，这是苏联会计的一个名称，就相当于中国原来的建设银行会计。财政系另外还有会计教研室，毛伯林当时也是这个班的。会计教研室现在还活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徐基晋。研究生同学我认识的还活着的还有梁文森，是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梁湘的弟弟。梁文森当过深圳市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学的是货币还是财政记不清了。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就是学习苏联，教学讲究课堂讨论，常常是你不举手老师也叫你回答，考试也不是笔试。按照苏联的办法，把好几十个题目写在纸上卷起来放在一个桶里，进来的学生自己抽一个题，所以同学之间相互看是没有用的。上课的时候有不同意见可以说，老师讲完课往往会说听懂了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就会提出来。

1952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时候，思想是非常进步的。在复旦大学我去参加了学生运动，所以当了复旦大学的干事会干事，干事会都是地下*党**领导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年学的就是政治，学校给每一个研究生发的书叠在一起有一米厚，都是政治书，包括马恩的选集，列宁的、斯大林的、毛*东泽**的，全部都有，所以我一直对政治理论很感兴趣。我可以算是一个老会计了，几十年跟会计打交道，但是我真正最感兴趣的是政治理论。

我的一部分书在离开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到了深圳，去年我又把书全部捐给了深圳大学，捐给深圳大学的书大部分不是会计与财务方面的书，是政治方面的书。

那个时候中国其他大学没有硕士、博士教育，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有研究生班。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一个月助学金25元，读完后没有发证书，只发了一个成绩单，几年的成绩都在里面。我别的科目成绩都是5分，只有会计是4分。我考试抽到的题目是谈一谈会计的职能。苏联的教科书上会计职能有5个，可我觉得可以归纳一下，归纳成两个，一个是反映，一个是监督，5个职能一点不少都包含在这两点里了。会计老师说你5条都背不出来，怎么弄成两条了？我只得了4分。等到苏联专家走了之后，财政部出了一个文件，规定会计职能有两个：反映和监督。后来教科书上讲会计的职能都是说反映和监督这两个职能。考试时我说的对，可是我只得了4分。

那个时候上课时苏联专家都配有翻译。我在念书的时候，学了一年俄语。我和3个同学一起，靠查字典翻译了一本俄语教科书，是基本建设方面的。我的工作是在其他两个同学翻完之后做校对。

青年汪家祐

① 高治宇（1918—？），女，江苏江阴人。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留校任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时，高治宇加入华东区支援中国人民大学建设的教师团赴人大任教，也是当时华东区教师团25名年轻教师中的唯一一名女性。《国际财务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00年版。

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毕业以后，根据学校老师的评价，把优秀的毕业生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我就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财政系财务教研室。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有点趾高气扬，不知道天高地厚，向系里提了一些意见。我在1957年被戴了资产阶级“*派右**”分子的帽子。

我当时主要有两个意见：第一个意见是，评讲师时系里几十个知识分子评不上，系副书记却评上了讲师。他不是知识分子，念文件时常因不认识字，要么念错，要么问人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评上了讲师。所以我写了一张大字报，用医院里病历的形式写的，叫《讲师歌》，就是提评讲师的事情。那个时候整个系里面好多要评讲师的人，根本轮不到他。他当头可以的，但讲师不是一个职务，是职称啊。他的知识、工作内容跟讲师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意见。第二个意见是，我说我们的干部监督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很少有自下而上的监督，这样容易犯错误，容易腐败。

成为“*派右**”后，我有的时候上课，有的时候劳动。我管过汽车，当过炊事员，打扫过厕所，每天都要写检查。到1979年，资产阶级“*派右**”分子得到改正，我又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间还去过青海省西宁市的青海省财经学院①，我在那里也是政治气氛比较平和的时候上课，别的时候就要劳动。

我1957年戴上“*派右**”的帽子，也是第一批1959年就摘帽的。摘帽以后我以为不是“*派右**”了，后来才知道不对，只能叫摘帽“*派右**”。到了1979年，过去20年了，大家才发现搞错了，以为“*派右**”平反了。不对！“*派右**”叫改正不叫平反。如果我不是“*派右**”分子的话，我出版的著作还要多得多。

我是1979年底改正的，改正以后我一个人先回了北京，老婆孩子上完课，学期结束了才回来。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我的身份还是助教，那个时候我已经49岁。1980年我才评上讲师。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学校从美国引进一门新的会计课程，叫做管理会计。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从法国请了一位华侨，他会说中国话，他在巴黎学了管理会计，他给我们讲了40多个小时管理会计。他讲的时候专业名词不会翻成中文，我帮他翻译成中文。听了40多个小时的课之后，我与另外一个老师*云陈**震联合起来把他讲的内容写成了一本书②，一本很薄的小册子。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还获得了注册会计师资格，因为我为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做了一些工作。好像是1980年开全国会计会议时我参加了，我做上海组的通讯员。组长是上海财大的老教授娄尔行。我那个时候50岁左右，组里其他人都是60多岁、70多岁的老教授。

我搞的管理会计都是西方的，美国的那些东西。《会计研究》编辑部让我担任编审，凡是关于西方会计的稿子，统统送给我审改。所以我跟杨纪琬经常见面，我们有的时候会谈一些业务工作上的事情，所以财政部会计制度司③把我的名字放到了第一批的新中国中国注册会计师名单里，我的证书编号是前几十号④。

到1983年我53岁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评副教授、教授。系里把我报到副教授的名单里，是第一名。到了学校开评审会的时候，管人事的副校长说这次评副教授、教授名额有限，没有戴过“帽子”的人都很多评不过来，所以请各系先把“*派右**”的名字拿下去再评。我没有评上。我想，根据这位副校长的意见，我大概这一辈子不可能再评上了！

财政部颁给汪家祐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证书上的“佑”为错别字）

① 1955年青海省财经学校创建。1958年升格为青海省财经学院。1960年11月，青海省财经学院（大专部分）和青海工学院、青海农牧学院、青海医学院合并为青海大学。1962年，青海省财经学院撤销，改建为青海财贸干部学校（后又更名为青海省财贸会计学校），1967年更名为青海省财经学校。2000年青海省财经学校、青海省商业学校合并组建青海财经职业学院。2000年青海财经职业学院撤销，并入青海大学，与青海大学经济系组建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② 在超星图书可查询到汪家祐和*云陈**震在1982年合编的《西方企业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有347页

③ 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在1979年恢复设立，1982年更名为会计事务管理司，1994年更名为会计司。

④ 1983年财政部颁发给汪家祐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是第33号，1987年广东省颁发给他的注册会计师证书为第122号。

在青海省财经学院

1959年，我调到青海，不是因为我是“*派右**”，是因为我的夫人邱凤宝。她是资产阶级出身。她的爸曾是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是上海的一个大资本家，办了一个私人银行、纺织厂，还有好几个弄堂。当时要把几类人员清出北京，她就属于这个范围。我那个时候在中国人民大学也难受，她要走，我也就跟她走了。我去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说了，他们求之不得让我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时也不让我上课。

我夫人是复旦大学银行系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她从北京大学被选出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那个时候上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都不准谈恋爱的，一心学习。我也老实实不谈恋爱的，等到毕业的时候再找对象，女同学大都有主了，只剩下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我夫人。你想想，她那时25岁了，一毕业就得结婚了。她比我大两岁半。

汪家祐全家在青海省财经学院门口的合影

我是1959年去的青海，到了青海以后摘了“*派右**”帽子。在青海省财经学院20年，哪门课没有人教了就是我上。我教了会计原理、工业会计、银行会计、基建会计，这些都是没有人教的课。那个时候学苏联，苏联的会计课程设置和我们现在的不一样的，是按行业分类的，如纺织工业会计、食品工业会计、铁道会计，是这样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哪一门课缺老师我就去教哪一门，那些会计老师谁也没有我的资格老。

那个时候只有一两百位老师。我去的时候学校叫青海省财经学院，过了大概3年，1962年就改了，改成青海财贸干部学校，改成中专了。大专改中专，大学老师都被上海、天津的财经学院调走了。本来也有学校想调我，但是一看我是“*派右**”，就不行了，否则我就到上海财经学院或者天津财经学院去了。

在那个学校里就我一个是“*派右**”，任何的政治运动来了，我就不能讲课了，就要被批斗了，所以我写的检查，大概比我的著作还要多。一天到晚写检查，没事就让我写检查，我说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说我是资产阶级我就是资产阶级。我皮厚，活到现在，皮不厚的话早就“报销”了。

在那个学校里我干过炊事员，管过汽车，扫厕所也干过。我夫人教货币银行学。青海的工资要比北京高一点，因为有边疆津贴。青海是十一类地区，上海是八类地区，北京是六类地区，上海工资比北京还高一点。我工资一直比她低，她拿80多元，我拿62元，我成了“*派右**”以后降了一级。（邱凤宝：开始时80多块，后来103元。）

在青海买不到东西，吃不饱。如果我不是“*派右**”，还可以享受讲师级的待遇，每一个月有一两斤油，还有一些花生米。成了“*派右**”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在那里人很难受，有脚肿的，有得肝病的、得肾病的。后来是每个月三两油、半斤肉，到了过年发一张票，用票可以买一点带鱼，臭带鱼，排队还难排上。（邱凤宝：一个月就4两油。1960年的时候他半夜里起来吃酱油汤。臭带鱼我在锅里刚炸完，就被小孩吃完了。）

在青海谈不上舒畅，就是低人一头。我就觉得我没错，我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来看，很少有我这样的会计老师去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那么厚的几十本啊。“文化大革命”时人家都忙得很，要么挨斗要么斗别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就是看马恩的书，看了二十几本。“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要工作了，我再没有时间读下去了。

在深圳大学

1983年，深圳大学成立了，在荒凉的深圳成立了，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去的。

那个时候刚巧有深圳大学人事处的处长带着一个干部到中国人民大学来选人，我就提出要求去深圳大学。我离开是因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评不上副教授、教授。就这样，我1985年调到深圳大学，一直工作到1996年，也就是我66岁的时候。我退休是1991年，退休以后又上了5年课。

我1985年到深圳的时候，深圳还很荒凉，它的大小还不一定有现在的百分之一。深圳大学1983年开始招第一届学生，那时房子刚盖好，校园很漂亮，是市委书记梁湘亲自指挥盖的，他说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圳大学办起来。创办深圳大学时清华大学来了一批人，中国人民大学来了一批人，自然科学所的老师是清华来的，社会科学所的老师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我到的时候，深圳大学有几千个学生，一百多个教师，管理系有几百个学生。

我出版的第二本书是《管理会计》，大概从1982年开始写，写到1985年，出书的时候我已经到深圳大学。写了55万字，当然写的过程还是参考了美国的书。

1985年我提出要评副教授，1986年就评上了。评教授总要再过3年，不能马上评。应该是要过5年，但我是再过3年都快退休了。我1985年来的深圳大学，55岁来的，评上副教授时已经56了，再过5年就是1991年了，所以我在60岁的时候提出要评教授，1991年才批下来。

我是深圳第一个会计教授，第一个注册会计师。我在深圳大学主要讲管理会计，也参加了深圳市的一些会计工作，比如担任深圳市会计学会理事、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顾问、深圳市会计改革学术指导。我这个课就是教管理决策，管理会计实际上就是经营决策、长期投资决策这两大部分。

深圳大学的校长是清华来的，退休制度也是按照清华来的。到了退休年龄因工作需要可以延长5年，超过5年后身体好的也可以继续延。我是想延长，系主任冯世崇也要求我延长。但学校新来的*党**委书记跟系主任说让我退休。

我刚到深圳大学讲课时，深圳大学教务处来调查，召集学生开会，接受对老师的反映和对老师的评价。学生跟教务处去反映，深圳大学像汪家祐老师那样的多几个就好了。深圳大学开始大家都不愿意来，教师水平并不一定都很好，各系都有一些老师水平不高。我来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会计老师都不以为然，但是他们也理解，我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再待下去，副教授、教授是没有份的。

深圳比较开放，我到深圳时，深圳已经成立了好几个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起码要有3个注册会计师，可是这几个会计师事务所一个注册会计师也没有。深圳市财政局的人找到我，说我是深圳市唯一的一个注册会计师，让我去当顾问。深圳的企业走在改革的前沿，股份制改革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都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还要请中国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到B股上市出审计报告。我们的会计制度跟国际上不太一致，所以深圳的会计制度走在全国的前列。企业改革的时候又把我这唯一的会计教授叫去了，另外还找了两三个总会计师，他们先做第一步，做完以后就交到我这里来。我为深圳特区会计改革花了很多时间。有时候整个暑假都住在财政局的招待所里全天工作。

我在深圳参与搞会计制度改革。深圳的外资企业多，发行B股的企业的外币也多，所以要改革。改革以后杨纪琬也来看了。厦门大学的余绪缨老师也为了搞会计制度改革来看了一看，拿了一点材料回去。我之前跟余绪缨老师不认识，因为他写《管理会计》，我也写《管理会计》，所以他来了就专门找我，他本来是考察会计改革，又听说汪家祐在这里，所以就找我了。

早期广州还没有人开管理会计这个课，我也没有办法去广州，就在深圳讲课并录像。后来放假的时候广州市的会计学会请我去讲几个小时管理会计。外地的管理人员到深圳来考察办培训班的也多，学员里经理、厂长居多，也有总会计师，但不多。我干脆专门印了多少小时的教材来应付。做这个有收入的，收入很高的。

我从北京到深圳以后忙得不可开交，累得一塌糊涂。我每周要上系里面规定的8到12小时的课程，系里面还要办一些班来增加收入，用来给老师发讲课费，还要陪外地的来客参观考察班。一个星期下来通常要讲三十几个小时，而且讲的内容不太一样，不是一个进度。我看别人也够努力，人家不一定像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因为我在管理会计方面的影响出来了，那时候很多人找我。

我是在深圳入*党**的。在复旦大学，我因为没有上课就一直没有提入*党**。到中国人民大学后我提出来要入*党**，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东泽**思想，要求入*党**，结果还没有入*党**前，正在讨论要发展我入*党**的时候，我戴上了“*派右**”帽子。到了1985年调到深圳来的时候，我又提出要求入*党**，1986年就批准了。退休以后我一直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随着退休老师越来越多，学校成立了退休分*党**委，我是分*党**委的组织委员，还给了我一张先进*党**员的牌子，就这样我一直做到七十几岁。我后来不常住在深圳了，夏天会到昆明避暑，冬天会到海南避寒，所以把*党**内的工作辞掉了。

我的学生中很多也去世了。195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当时班里面有几个是调干生。有一个学生坐在后面，岁数比我还大很多，我25岁，我以为他是来检查工作的，就上去跟他打了个招呼聊了一聊。他说我是学生，不是检查你的课。他是师长，是部队里转业来的，当时47岁，比我大22岁，现在应该是110岁了，肯定不在了！其他的学生有通过高考进来的，十八九岁；也有调干生，二十七八岁，多的是。有一半比我的岁数大，估计现在都不在了。我培养的学生中现在职务最高的是汪建熙。他的夫人也是我的学生。

我教的深圳大学的毕业生中，前几天有几个班干部来看我，也近50岁了，都是当公司里的头了。我自己身体不好，生癌症开了两次刀。第二次开刀的大夫跟我说，这一次再开刀可以让我再活一两年，第二次开刀已经过去一年了，我估计我寿命不长了，能再活一年就不错了。现在是眼花，目不明、耳不聪，一直要吸氧气，没有什么体力，也没什么精力。

退休后

退休后我曾在深圳市人民银行证券处做会计顾问，但时间很短。它们那当时只有一个学生，是会计大专毕业的，负责审查上市公司的报表，光靠大专毕业生不行，就把我请过去了，所以深圳最初上市的几个公司的报表是我审的。

我在深圳市人民银行证券处做会计顾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有一家国营公司原野公司，总经理叫彭建东。这家公司的纺织品出口到中国香港，卖掉纺织品之后钱要汇回来，但他在外面留了一部分钱，办了一个公司，老板是他。原野公司要增资的时候，他把中国香港的这家公司的钱，也就是原野的钱拿来投资原野，再来分原野的利润。他不断地投资，最后原野公司大部分的资本都是来自中国香港这家公司的，把好好的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原野公司是上市公司，查账时就找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天天到人民银行上班。人民银行有很多懂会计的人，他们查账，查到什么问题就写一个报告，然后把账本、凭证拿到我这里来，我看了之后觉得行了就签字。到最后定性时，原野公司案是非常糟糕的一件特殊案件。这个公司的审计报告是深圳市财政局设立的深圳特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我是这个事务所的顾问。我给了一个建议性结论，要特区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我的好朋友接受法律处分。最终按照我的意见给了法律处分，把这个事务所撤销了。

彭建东当时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为了这个事情，澳大利亚大使馆也派人来商量怎么处理彭建东的事情。深圳市检察院也拿不准，来找我，让我说一说这个查账的经过。

后来我去了君安证券。那个时候广州有个单位给我3万元一个月，我没去。我在深圳做得蛮好，深圳生活上、医疗上都很好。成立君安的时候我是作为秉公无私的审计人员进去当副监事长的，后来发现君安公司的资金汇到中国香港后没有回来。我就问公司财务处长，他说不出来。他说，汪教授，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虽然没有查账，但心里有数了。我发现问题不对，如果不从君安出来，我的名字会上《人民日报》。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案件，《人民日报》登了两大版。我就退出来不干了，那个时候工资极高，君安给我的房子我也不要了，给我的手机我也不要了，我跟君安一刀两断，不干了。后来一位副总经理揭发别的问题成功，中央派人来查，把这个问题连带查出来了。

我是深圳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理事。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也可能早一点，深圳注册会计师协会讨论一个新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申请，我一看不符合条件，会计师事务所至少要有3个注册会计师作为合伙人，最起码要有3个，只有一个注册会计师怎么可以成立呢？后来我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也不当了，会计学会理事也不当了，就出来了，跟财政局的关系最后也断了。

我在红十字会登记了捐献遗体信息。我知道医学院缺尸体，学生需要用尸体，我剩下唯一的贡献就是捐尸体，我的贡献就这么多，到此为止。如果把我被打成“*派右**”的20年补给我，我还可以再多培养一些学生，多写几本书的。这样我就是坦荡的一辈子，自己就满意了，现在我自己不太满意。

( 编辑：尹成彦；审稿：赵健；会计史特约审阅人：张辉、宋小明；试读者：李玉波、冯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