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沧口步行一小时便可到达李村，或者可以由青岛沿植林的公路到河西，那里有一条翻修过的公路可到达李村。流向西南方的李村河西岸有一个大的集市。1898年这里设置了按察司，坐落在李村西北600米一个小山上的漂亮的楼房里。此外，这里还有基督教会、教堂和华人监狱。李村山，风景秀丽，在东北角的一座226米高的山上有一道古战壕，以北可以看到西部大片的果园”（1910年《青岛》），这是英国人帕默笔下的李村。
如今，这里已成为青岛有名的商圈，人流密集，商厦林立。年关将近，李村大集热度又起，加上地铁开通，拉近了周边人们与李村的距离。然而，我们却难以找寻李村的旧日模样，只能从历史资料，以及老人们的只言片语中觅得一二。
一个姓氏的溯源
李姓人：商周有先民 李周立李村
早就听说过李村商圈的魅力，但仍然没有想到，在地图上看着如此清晰的辐射圈形道路会让人一下子迷失了方向。寻找李村人的计划不得不戛然而止。因为，此时的李村已经没有了圈的界限。穿梭在街巷中，随便问一个行人，他们往往会给记者致以抱歉的笑容：“不好意思，我不是本地人”。即使在李村河岸上的小区里，遇到的也不是多年的老住户。旧日李村的踪影全无，高楼大厦，钢筋水泥，高档商场，如曾在李村大集上流行的“藏掖”（魔术）一般，明明它还在，我们却已寻它不到。
幸好，历史可以挖掘。
挖掘，先从古墓开始。
发现，出于一次偶然。
2002年，3月，杨哥庄旧村改造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突然，施工人员发现了一些陶片，其中敏感之人连忙向*物文**保护单位上报。“青岛市*物文**工作者在李沧区李村古河道杨哥庄段发现了两处分属商周和元明朝代的古代生活遗址，并出土了部分青岛地区罕见的珍贵陶片、瓷片”，张玉和王树防在《李村古河道的商周遗址》一文中详细记述，不难想象工作人员当时的兴奋之情。这两处遗址不但证明了李村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先民繁衍生息，同时也说明，李村古河道曾经改道，“此处出土的瓷片以元明两代为主，有少量宋瓷，但未发现清代瓷片”，这足以说明，李村河河床在明末清初时期已被堵塞，而在古代河床的200米处，涓涓流淌的新李村河继续着自己的使命，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李村人。
历史的形成，既是偶然，也有必然的成分，李村也是如此。
先民为什么选中这片土地？《李沧文史 ——记忆中的村庄》执行编辑、撰稿人刘锦女士给出了答案：李村河中游周边的土地平坦肥沃，周围山涧河沟水流长年不涸，粮食、蔬菜、水果种啥都适宜，丰收年景居多，百年前德国侵占青岛后与清政府合建德华大学—— 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建立的实习场地（今农科所）就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春秋时属齐国，汉代属不其县，隋代属即墨”，青岛文史学者鲁勇先生向记者揭示了李村当年的归属。从商周到明朝之前，这片濒河沃土哺育着我们的先民，直到战乱来临，“金、宋、元代时北方战火不断，即墨一带十室九空”，人烟荒芜。冬去春来，百花盛开，移民政策让荒芜的土地逐渐有了生机，“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移民从云南的乌撒卫移来依河农耕”，鲁勇先生的说法是青岛移民的主要方向来源，但尚不够具体。青岛文史研究者那洪岐在《李沧区云南移民问题初探》中，提到“崂山、李村一带移民大多是明朝（从云南）派来驻守沿海一带或屯垦的农户”。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为了探讨移民的来源，曾经亲赴云南乌撒卫一带寻找移民痕迹，证实了青岛周边多个村落确实出自那里，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即小云南。
“李村”，顾名思义，以“李”姓命名之村。追溯李村来源，与“李”分不开。“一个姓李名周的人来到这里，发现了这片平坦土地，盖了一个茅草屋，垦荒种田，繁衍后代”，刘锦进一步解释说，根据1930年修撰的《李氏族谱》记载，“吾始祖周自云南来至即墨城东流村，又迁居李村，迄今十有七世”。李氏立村以后，取名“李村”。“因为李村周边有水，土地也比较平整，交通也算方便，所以百姓生活水平一直不错”，鲁勇先生说。随着时空的变换，人来人往，李姓已经不再是李村的唯一姓氏，李村的面积也在逐步扩大，至现在和沧口合并为李沧区，但李村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依旧。
一个普通的姓氏村庄，一个带着“村”字的乡区，一个已经脱胎换骨成大都市的“村镇”，仍然叫“李村”，在外地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青岛百姓尤其是老人心中，这里何尝不正演绎着一曲与整个青岛同步的城市变奏曲？
一条河流的滋养
李村河：怒时漫村庄，喜时哺村民
从熙熙攘攘的商圈溜达到滨河路上，竟然体会到难得的安静。身边的小区略显陈旧，“闻名遐迩”的李村河底已经硬化，适不逢集，里面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车，周边的商户并不繁忙，“现在不是李村集，所以不忙”，一位商户笑着说。
河流被称为大地的动脉，世世代代滋养着土地和人民。大河弯弯，如母亲臂膀养护孩儿，号称“岛城第二大河”的李村河也不例外。李村河被李村村民亲切地称为“母亲河”，李村儿女凭借李村河的抚育，代代繁衍，生生不息。据1928年版的《胶澳志》记载，“亚于白沙河之水为李村河，发源于石门山之东南方，自上流庄至苏家下河，折而西南流。合臧疃河，经庄子郑疃，蜿蜒至东李村之西。自卧狼匙山南流之水及自李村南山北流之水均汇焉。由此西流，经杨哥庄、曲哥庄、南至阎家山。枯桃山南方之张村河来汇之，北折至李村水源地北西流，合王埠疃河入于胶州湾。”
清清亮亮的李村河，不知养育了多少生灵。河流旁边的植被也是郁郁葱葱，把村庄装点得一派生机。“半个世纪前的河两岸还是绿树成荫，沿河各村旁种的树种也不同，东李村后头的一段河岸植满‘卡齐树’（即洋槐树，系1897年德国人引入青岛的树种。卡齐，德语音译。）今青岛五十八中门前的河沿上种的是一片垂柳；杨哥庄村和曲哥庄村一带种着行行柳树” 刘锦女士说道。
有河就有桥，“天堑变通途”的道理老辈人都懂。李村河上，也有不少的老桥，横亘在河流之上，静默如柱。看桥上人来人往，时间流水，也见证村庄的往日与今朝。《胶澳志》记载，“李村市街桥梁八座，李村河横贯村中，上设洋灰料石平行河底桥，长一百一十八公尺余，宽三公尺六余。土管造圆形涵洞一座，平行涵洞六座，均德人建。”20世纪初，德国人强行租下青岛后，在属“李村街市”的范围内，给李村河建了大小桥梁包括涵洞8座，将京口路上的木桥改建成石质漫水桥。桥的建成也方便了南北交通，对村庄扩张的作用不容小觑。据刘锦讲述，“在京口路南段连接河南村和河北村的石桥，俗称‘老桥’。传说京口路南端是李村河最古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行人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过河。”那洪岐写的《李村河》里也有关于李村老桥的记载，“京口路李村河漫水桥，俗称‘老桥’，建于1901年。长118米，宽3.6米，高0.6米。”此桥1956年重修，1959年扩建，1988年6月拆除，12月又重建。比较古老的李村桥还有刘家下河桥，该桥长45米，宽32米，高1.4米，那洪岐写的《李村河》对此桥有描述，“该桥于民国年间沈鸿烈市长修建台柳路东段时建。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和1994年分别重新修建。石头、钢筋水泥结构。”
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参半的，河流养人，河流也会突然癫狂咆哮，不给人类留有余地。天灾面前，村庄遭殃，百姓流离失所。沿河而居的百姓，时而靠着她的给养生存，时而承受不可避免的祸患。据《胶澳志》记载，“李村河全长二十余公里，河口宽三百公尺，平时水量枯竭，遇雨则洪流横溢，与白沙河相似。河口附*平近**日水幅仅一公尺乃至三公尺，水深约二公寸。”李村河发大水的时候，百姓们每天提着嗓子过日子。1961年，李村就发过一次大水。亲身经历的百姓们仍对此记忆犹新。刘锦说，“那年的发大水，山洪似惊雷涌来，京口路东侧的河沿上的崂山医院南墙伸向河床去的几个墙垛子把洪水挡住了，这么一来，力量改向南，把河南崖上的几家住户的房子扫入河中，眼看巷笼桌椅滚入水里，众人侥幸逃命。”当时的惨状可见一斑，眼看先人苦苦经营的村庄被毁，百姓都心疼不已。但物件的损失还在其次，人命关天，大水来临，人们最大的期盼不过家人平安。张新波在《李沧文史》，记忆中的村庄《东北庄村》里也记载了这场大洪水。
“1961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天降暴雨，河水涌上河沿，村后的泄洪沟由于雨大、堵塞，不畅通大水从房屋的后门往里灌，南村的人没有一个敢在家待着，纷纷躲离。”记载里还说，“一个妇女生了孩子在家坐月子，连炕都淹了，只好抱着孩子到东北节亲戚家暂避一时。大多数百姓连屋内的东西都来不及拿，就赶快跑到亲戚朋友家躲避水灾。”河流的发怒方式可不止一种，不仅发过大水，还被堵塞过。鲁勇先生也告诉记者，“原来李村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住宅。后来人越来越多，河流的疏通，下水的时候，带下来的污泥、垃圾，导致河流被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