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骏
摘要： 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城市传统的商品或服务消费向空间消费转变。本文以类虚拟消费为主要概念，讨论消费者在虚实相间的半虚拟空间中穿梭的动态过程。消费者与商家、消费者与网民以及商家与网民之间，借助城市的半虚拟消费空间，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的体验、消费、分享和“种草”等行为。个性化的城市消费空间能够满足市民类虚拟消费的需求，市民不仅成为实体消费的终端客户，而且借由移动技术充当了商家“二次营销”的传播节点。
关键词： 空间消费；类虚拟消费；城市空间；移动传播
一、引言
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对物质资料的使用和消耗。最广义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而城市空间中往往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生活消费行为。这是因为城市相比于乡村拥有许多独特的场景和元素。早在1938年，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沃思发表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一文，文中概括大城市的优势在于众多因素的集中，包括工业、商业、金融和行政设施与活动，交通网络与通信网络，新闻业、电台、剧院、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医院、大学、研究和出版中心、专业组织，以及宗教和福利机构等文化和娱乐设施。
武汉琴台大剧院
现代消费既是一个经济使用主体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态，是联结经济与文化的社会活动。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与社会其他非消费要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产生复杂的关联。总体而言，城市个体的生活消费主要分为两种：其一是个人形式，即个人在城市空间中单独消费一定的对象，称“个人消费”；其二是社会化形式，即许多消费主体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内集体性、有组织地消费同一消费对象，称“共同消费”，人们对大型城市公共设施的消费就是典型的共同消费。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共同消费，城市的消费活动一般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进行。
从活动的角度来看，“消费空间”就是承载消费活动的空间，消费既是空间中最主要的功能活动，也是人们前往该空间的定向动机。不过，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消费空间中出现了越来越丰富的非消费活动，如休憩、交往、文化表演、艺术展览等。这一方面意味着消费空间承担了更多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另一方面，上述活动尽管本身并不需要付费，但经常是刻意组织的，它们作为空间体验和氛围的一部分，将伴随其他消费活动的发生创造利润。也就是说，消费空间中的非消费活动也是与消费紧密联系的。
消费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消费总是需要一定的位置和范围，因此消费和空间存在天然的联系。传统地理学认为空间只是一种容器，是完全脱离社会行动的存在。自20世纪70年代的空间转向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包括空间位置、范围、关系和结构在内的空间性既是社会行动的产物，也是社会过程的后果。空间不只是客观存在的、既定的一种物体，更是一种人类活动的产物。空间性既是行动的条件，又是行动的结果。消费活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也具有空间性，消费空间不单是客观、静止的物理存在。正因为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存在，而逐渐被建构为一个充满关系、结构和意义的场所。
20世纪80年代后，消费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单一学科视野下的消费空间研究越来越受到局限，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符号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思想开始被引入空间研究中。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地理学家对消费空间的研究也逐渐由对位置、场所、范围的关注，转向对消费空间的社会性建构的关注，促使消费社会、消费地理等理论的涌现。佐金随即提出了后现代消费空间，既指消费场所，又可以指叠加在消费场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建构的空间秩序。
基于此，本文将讨论后现代语境下的消费空间，它不仅是客观的物质载体，而且是由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空间秩序建构和社会关系表征的空间。本文首先将讨论城市实体空间从商品消费向体验式消费转换的趋势，它是移动互联网介入城市空间消费多样化形态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将以类虚拟消费为主要概念，讨论消费者在虚实相间的半虚拟空间中穿梭的动态过程。这种类虚拟消费并不是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消费，而是移动互联网嵌入到实体空间体验式消费的结果。类虚拟消费的兴起不仅重塑了消费行为，还改变了传统的商品符号生产流程，从而影响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空间与消费者行为的互动关系。
二、城市实体空间与体验式消费
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实体、一群人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城市还是一个象征着许多独特东西的地方。城市是一件想象的、隐喻的和符号的作品。蒙哥马利曾建构了一个关于地方的复合派生模型，它是由形式、活动和形象三者交汇的结果。斯蒂夫·派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一种心态：城市并非仅仅以它的建筑物、街道和交通来表达自己，虽然这些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对它做出了限定，城市还以其他的形式表达自己，以人们生活、工作、交易的形式，以他们的礼俗、习惯、娱乐、犯罪、愤怒的形式。
就城市空间而言，它既可以作为消费工具，也可以作为消费对象，因此派生出“空间中的消费”以及“空间消费”两种形态：“空间中的消费”指空间作为承载消费活动的消费工具；“空间消费”则指空间本身成为商品性消费的对象，消费主体对空间的使用与耗费需要经过市场的交换获得，同时，空间消费品的生产者从这一交换中获取了利润。随着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演进，服务产业、文化产业逐渐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在城市由工业中心、生产中心向文化中心和消费中心转变中，城市空间中的高消费日渐深入，同时，城市也步入了“空间消费”的范畴。
在《消费社会学》中，王宁对符号消费空间的形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符号消费空间的最初表现是在物质消费文化的商品消费上。首先，物质产品不仅是客观实体，而且因为其一开始便是人们有目的的生产而成为一种符号，是某种文化意义的象征。然后，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作为商品的物质产品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通过符号“示差化”过程使商品获得独特的意义和文化特征，完成商品的符号化生产。最后，由于商品符号需要通过空间来展示，使得商品空间本身也符号化了，成为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象征，反过来又使其中的商品获得了新的意义。
后福特主义的最大特征是由被动适应消费需求转向积极制造消费需求、引领消费时尚，辅之以现代传媒的大量复制和传播。人们所消费的不再是消费品本身，而是其象征意义。正如波德里亚对广告的精彩分析：“真相是广告并不欺骗我们：它是超越真和伪的，正如时尚是超越丑和美的，正如当代物品就其符号功能而言是超越有用和无用的一样。”也就是说，后现代时期的消费在趋于“非物质”“象征性”的同时走向了“符号化”，大众所消费的是与消费品随机拼贴的社会、文化符号。符号体系的生产，对控制、操作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现代消费的发展过程，是消费逐渐远离生物因素驱动而具有经济性和社会象征意义的过程。
体验式消费的兴起，标志着消费趋向于非物质化和体验化。一方面，非物质形态的消费品在消费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不再局限于消费有形的物质产品，而是更热衷于购买无形的“服务”和“体验”；另一方面，物品本身也渗入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因素，物品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在消费中体验物品上那些被“转移”和“赋予”的文化符号意义，追求体验已成为20世纪晚期、21世纪早期消费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如《体验经济》里所传递的中心思想那样，当某人要购买一种服务时，他购买的是一组按自己的要求实施的非物质形态的活动。当他购买一种体验时，他是在花费时间享受某一企业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就像在戏剧演出中那样使他身临其境。
对空间的消费活动，是通过间接交换而实现的。消费主体表面上免费使用了空间，但却在以交换获得空间中消费对象的过程里，间接支付了“免费空间”的价值，也就是说，空间消费品的价值被转移到空间中的消费品价值中支付了。作为服务和体验消费的空间经常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大城市都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由投资商、开发商和艺术家共同协作打造地方性的创意历史文化街区。它们通过吸引游客前来消费的方式，同时去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地方特色。这一类的街区往往借助建筑符号、空间场景以及媒体元素等来追溯城市的文脉，营造一种特定的时空感和本真性。
苏州的平江路就是一个通过地方政府和商业资本合作而形成的城市空间，它以怀旧的策略将历史文化符号转化为商品，或者转化为在此空间下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从而促使更多的外地游客来消费这些被商品化的“本真性”。例如，在历史街区的咖啡馆中喝咖啡，消费者为一杯普通咖啡所支付的昂贵价格中，就包含着历史街区怀旧空间氛围的价值，此时，空间不是免费使用的，而是作为体验消费对象存在。历史文化街区将本就高高在上的宏大城市历史转换为人们可触可感的日常生活空间，为本地市民提供了认同感、归属感和历史延续感。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可意象的街道空间又通过人的凝视、叙述与传播而实现媒介化，从而更加凸显了这些物理空间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城市中典型的体验式消费空间包括“主题零售店”“主题餐厅”以及“主题乐园”等。城市空间作为符号消费品的另一表征，是城市空间的主题化。所谓“主题化”，就是用特定主题包装一个对象，借此赋予它某种有吸引力的特殊意义和氛围。“空间的主题化”来自多种空间环境的移植、再现和它们的拼贴、并置，并且它还具有一种强烈的理想化氛围。主题零售店、餐厅与一般消费空间最大的不同，是将娱乐体验作为一种具有附加值的消费品，如迪士尼商店、M&M巧克力店等。
“主题餐厅”在提供高质量的食品之余，一方面以各种精雕细琢的室内设计来营造主题化的就餐环境；另一方面，将音乐表演、开放厨房中的厨艺展示乃至组织就餐者亲身参与现场比赛等多种体验活动隐形纳入消费过程，满足人们对食物和娱乐的双重需求。例如，长沙的“超级文和友”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的文化体验，因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魅力，这些独特体验包括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维体验和关联体验等。
主题乐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体验型城市消费空间”。除了将多种消费活动组织在一起，它们的空间环境、娱乐活动也全部都是精心设计的体验消费品。无形的体验成为人们前来消费的主要内容，物质消费品本身已弱化为“体验的纪念品”。可以说，主题乐园是现代消费趋向体验化的极致表现，堪称“城市体验消费的狂欢之所”。作为体验型城市消费空间，主题乐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所提供的体验消费品。人们不仅能在具有强烈参与性、互动性的游乐设施中获得娱乐体验，更重要的是，精心设置的主题化环境、主题化消费品和“表演性劳动”，使主题乐园的空间本身成为比娱乐设施更重要的体验消费对象，消费者在此产生的超越现实生活的梦幻感——逃避现实的体验，才是他们消费的重点。
迪士尼乐园
在如今物质生产相对过剩的时期，人的主体意识、文化意识、生态意识相继觉醒，一定程度上在摆脱符号消费和虚假欲望的桎梏。从消费行为上，这表现为对回归日常生活空间体验的重视。对于城市特色空间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媒体宣传符号和机械的城市化景观，而是重在实地体验和感受，重在认同内心深处地域文化、生活经历交织而成的富含人情味的日常空间场景。就消费体验而言，体验消费的本质就是消费者花时间、金钱享受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身临其境”则是“难以忘怀”的关键。
三、从线下到线上：城市半虚拟消费空间兴起
信息网络化的普及使移动互联网进入大众生活，带来电子零售业的兴起。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在网络商店购物，这意味着现代消费被推演到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消费视野也打破地域的界限，由地方扩展向全球。史蒂文森认为，虚拟空间通常被定位为以某种形式存在于社会和地理范畴之外，作为一个自由的、没有固定位置的场所，是一种天真的“后现代时代的乌托邦愿景”。便捷的电子交易使互联网承担了更多交换功能，真实世界中的消费变得更趋于现场的使用和体验。网络零售的发展进一步将现实世界中的消费推向了现场性的体验。因为商品交换可以在网络实现，而具身体验必须在现场才能获得。
网络消费在消费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购物来满足个人的购物需求。人们所熟知的虚拟消费如线上网购等，大多属于互联网时代下人们对物质资料进行购买的行为。虽然实际的商品展陈空间转移到了虚拟的网络，但是物品的生产、运输等消费过程中的流程依然发生在实体空间，需要依靠实体空间，并不完全属于虚拟消费行为。因此，在这里将这种需要部分依托实体空间而存在的虚拟空间称为“半虚拟消费空间”。
在移动通信技术出现以前，我们只能通过频繁的出行和面对面拜访来维持自身的社交网络。我们与他人之间牢固联系的确立与维持，等同于地理上的亲密关系以及每天或每周的见面社交。不过，电话、短信以及电子邮件所带来的线上交流弥补了现实中实际访问频率的下降。恰如延森所言，当下的媒介融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通信和运输技术通过提供更快和更便宜的沟通旅行和有线旅行，从而在远距离和面对面的见面中进行实时传播来压缩分散的网络，远距离社交已经成为重要的日常习惯。
目前最成熟的虚拟传播技术系统当属智能手机，其功能日新月异，成为一个具有照相机、音乐*放播**器功能以及诸多“计算机程序”的设备。人们不断接受先进的移动设备，从而无障碍地访问互联网络。手机正越来越变得像个人电脑，它不再是一台简单的、单一功能的设备，让我们拨打电话和收发短信，而是变成社交网络、网站、文本处理、电子邮件、游戏、支付和银行等数不胜数的服务的核心。
传统的交通地理关注的是地理环境如何启用或限制人们获得机会，这些机会包括在具体地方进行日常工作、社交、购物和娱乐等活动。而移动互联网恰恰扩展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互动：它允许人们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个人即时交流，也使人们可以同时进行多种社交互动。因此，由于这种新的传播模式出现，城市交通需求成为了一种可替代的派生需求。人们既可以选择在家完成某一活动（比如视频通话、看网络电影、点外卖食物以及网上购物），也可以选择去其他地方完成这些活动（比如见面社交，去电影院、餐厅以及商场）。
城市的出行代表人们完成相应的消费活动，其中包括某些重要的服务，例如医疗、财务、娱乐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表达了人们从事某些活动的机会，如学习、工作和休闲等，同时也表示为这些活动提供的配套设施，如银行与医院等。对于一些资源材料的消费也是人们日常的生活需求，如水、食物、能源和其他资源。这种获取的过程主要是人们从家去商店购物的途径。除此之外，人们也需要前往某些特定的地方，比如去公共空间、特定建筑甚至去垃圾场，去城市中心区或有象征意涵的地方，去郊区旅游等等。
与工作和教育相类似，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形塑了传统的城市日常生活与休闲娱乐。网络空间里的电子链接主要是为了“把农业、制造业与商品、服务的消费以及对社会组织和机构的管理联系起来。”网络线上购物渗透进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淘宝、京东、美团和饿了么等电子商务平台交易规模显著增长。这种O2O（Online To Offline,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模式的电子商务使人们足不出户在家中就能享受实体到店的感官体验和服务。如果人们能通过网络来提供一项服务，你就能将服务地区延伸到网络所能到达的任何地方。这也体现了麦克卢汉有关“地球村”的论断，“电子媒体将会使许多人退出原来那种分割的社会，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这样的“地球村”能形成巨大且均衡的服务市场，它能最大限度解决偏远地区居民及行动不便群体的日常需要。
在休闲娱乐方面，移动设备特有的手机视频和游戏功能取代了市民的众多出行选择。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由于电影院关门，一些本该在大银幕放映的电影采取视频网站首发的新形式，一定程度上对电影业固有的拍摄、剪辑、影院上映和院线宣发等一整套模式造成冲击。而手机游戏的兴起则取代了部分青少年去网吧组队“打团战”的机会选择，因为只要有数据信号，他们可以在任何场所“组队开黑”。例如，2020年春节，许多人选择宅在家玩手机游戏。当然，云服务所带来类似的变革也会发生在旅游、看展、蹦迪和看演出等娱乐方式上。
除此之外，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的元宇宙进一步颠覆传统的虚实空间。元宇宙不仅作为虚拟空间延伸了实体空间，它还能像“数字孪生”一样，直接反映或取代现实空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销售端。虚拟主播或数字导购能逐步取代真人主播的解说模式，形成全天候、全方位的带货生态，从而提高销售转化。二是商品端。在虚实交融的元宇宙空间中，促进了实体产品的数字化，甚至催生了数字藏品的兴起。三是用户端。元宇宙能够满足消费者虚拟化身的需求，如《王者荣耀》游戏中虚拟化身所需要购买的装备和皮肤。
四、城市空间的类虚拟消费与二次营销
随着各种社交媒体的兴起，传统的消费行为逐渐转变为带有移动社交属性的炫耀式或展示型活动。消费的体验化和个性化促使空间本身取代了空间中的消费品，成为消费者更为关注的对象。因为就消费的个性化而言，“在哪里消费”和“消费什么”都是消费者身份阶层以及个性品位的体现。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不再满足于机械、复制的模块化空间商品，转而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和人性化的空间体验。城市特色得到重新重视，个性化的空间受到追捧，吸引人们前去体验、消费和传播。基于此，城市实体消费空间正逐渐转化为类虚拟消费空间。
消费社会的演进带来大众日常消费领域的深刻改变，消费走向了体验化与个性化。许多消费活动已不再以获得某个实物为目的，人们愿意专门为购买“难忘的体验”而付费。同时，消费需求的重心也由大众化的标准品转向个性化的产品，消费不再仅用于解决基本维生需求，更重要的是凸显个性。消费品是否符合个人喜好、能否体现独特品位，这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移动社交深度渗透到城市的各种实体空间之中，无论是商家的跨媒体营销，还是消费者的移动化体验和线上分享，都需要围绕着移动媒介来展开。媒介虽然过去常常被人们与城市公共空间重构及公共领域的商业化联系起来，但如今却成了重构城市的关键力量。社交媒体对空间发展决策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能提供访问、评论和交流决策的关键信息；另一方面，它能够组织并激活空间，创造现实空间的会面。社交媒体使“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信息流方向成为可能，它有机会在本地和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发起活动。就城市而言，社交媒体对于城市消费空间资源的重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社交媒体是人们获取城市消费信息的主要渠道。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各种城市消费信息遍布用户的社交网络中，这些信息对于外地游客更为重要。游客在旅行之前会借助各种媒介搜索目的地的信息，具体渠道包括：马蜂窝、去哪儿网、穷游网等旅游类应用程序，知名旅游博主的公众号或微博、小红书、抖音短视频，以及旅游书籍和杂志等传统纸质媒体。这些媒介信息不仅帮助外地游客规划城市旅游消费行程，而且影响着他们对于城市游览目的地的选择。现代旅游者出门旅行是为了去验证他们从网络媒体或纸媒等媒介中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想象。
其次，位置媒介成为城市消费空间体验的工具。“位置媒介”将虚拟网络空间和城市实体空间杂糅在一起。移动传播技术改变了城市活动者的出行体验，体现在对于电子地图、位置媒介、实时导航等应用程序的使用。具体而言，手机搭载的移动电子地图能为用户出行规划线路，使他们可以根据步行、乘车、开车等不同需求来选择不同的线路；位置媒介作为城市流动空间的一种“流动力”，使用户能随时随地确定自己的方位，并能在更大范围内表达和分享多元意涵的城市想象；实时导航技术能够帮助用户学习和记住街道，并使其在寻路的过程中重新构筑城市的意象，从而弄清楚城市是如何运转的。
再次，人们对城市消费空间资源的感知从视觉凝视转向社交化表演。按照厄里有关“旅游凝视”的论述，游客会凝视或观看非比寻常的城镇景观，这有别于他们的日常生活。随着视觉技术的发展，摄影成为了人们凝视类虚拟消费空间的有形化与具体化实践。进一步来说，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传播技术打破了以往凝视与生活间的前后台区隔。消费者往往通过后台的精心演绎搜集符号化、有形化与具体化的影像，并通过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前台”装置展现出来。人们在城市中漫步，选取独特的类虚拟消费空间，以写意摄影方式展示情绪和身份，并通过“前台”的社交媒体展现在互联网上。各种媒介技术不断拓宽旅行者或漫步者对于城市空间的凝视，它不仅延伸了身体感官，还影响着旅行“在场者”与“不在场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消费评价与线上消费资源的闭环。市民和游客在进行城市空间的类虚拟消费后，会将个人感受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形成新的数据资源，从而完成了从获取资源到评价资源的闭环。这一闭环在长期的媒体信息汇聚中给城市公共空间带来影响：借助用户之间在社交媒体的信息传输和讨论，提高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特定部分的兴趣来吸引人流，而人的存在会导致该公共空间的经济和社会被激活。用户生产内容逐渐成为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城市空间消费的主要信息来源。他们所拍摄和分享的数据信息，在规模和质量上已超过了传统大众媒体平台。比如，社交媒体使用者发布的城市游记，不只在亲朋好友间流传，更轻易地通过用户生成内容的社交网站、照片和视频分享平台传送到“陌生人”手中。
这种类虚拟空间消费的兴起，改变了多数城市商业主体的经营和营销方式。各个城市“现在好像都下了更多的气力来营造一种正面的高品质的地方形象——具有某些特定的品质，奇观与戏剧性的组合”。在社交媒体时代，城市里的商家往往能借助城市文化元素来制造事件营销场景，比如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或者是长沙的网红餐饮品牌“文和友”与“茶颜悦色”，都是将消费产品或内容与当地的城市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实体场景，然后再借由消费者社交媒体的线上分享而引爆网络。此外，2021年流行的城市主题公园亦采用了相似的模式。北京环球影城的“威震天”以及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玲娜贝尔”都是由真人扮演的动物角色，他们通过频繁地与游客进行互动参与以及短视频推送的加成，使影城得到极大的曝光，同时也为所依托的城市带来关注度。
举例来说，长沙的超级文和友位于湘江之滨的海信广场，遥望岳麓山，毗邻橘子洲，处于长沙核心商圈，是目前长沙著名的网红美食品牌聚集地、文旅打卡景点和夜间消费场所。超级文和友以“文化+餐饮”的产业业态在现代化大厦内1∶1还原20世纪80年代的长沙市井生活，通过多个经典老长沙街区街道的复制，再现人文景点近20个、老长沙近代民居近200间，利用蒙太奇手法在室内空间布局中重现众多旧时生活场景，并设计室内缆车穿梭于其间，极具视觉冲击感，形成了以老长沙市井文化为特色、以湖湘饮食文化为主题、以地方语言和特色文化艺术为卖点的老长沙文化消费体验区。
长沙文和友
在超级文和友海信广场店成立之后，消费者分享的空间图像有着明显的增加。人们更乐于去分享空间的信息，并且可以对从实体空间中获得的信息进行再塑造，网络上的用户群体也很乐于接受这种图像信息。人们通过在网络上分享与传播图像等资料，吸引更多的网络用户进行浏览、点赞、评论及转发等，这些行为其实更多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这可以是互联网时代的类虚拟消费。分享、浏览、转发、点赞及评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消费行为，是一种新的虚拟空间中的消费。
那些参与到实体空间的消费者，同时又成为网络内容分享者。他们通过线下的体验行为，在线上分享图像等信息，塑造出实体消费空间在网络上的虚拟形象，消费空间此时作为图像在网络上被体验与消费。网络用户便成了网络内容浏览者，在线上浏览、评论、点赞、分享这些网络内容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对空间的虚拟形象进行消费，这也促进了其传播及热度提升，间接刺激消费，从而实现正反馈。相反，如果这一类“网红”消费空间的实体空间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也可能很快让这处实体消费空间脱掉“网红”的帽子。例如，广州和深圳的文和友曾借助网红消费的热潮，短暂地收获超凡业绩。但是，热潮褪去后，文和友无法顺畅地同广东本地文化适配，遭遇了门庭冷落和水土不服的境遇。
五、结语
本文从消费空间入手，讨论了城市实体空间从物品或服务的消费逐渐向符号或体验的消费转换。随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传播技术的普及，城市传播中的虚实网络创造了一个可供沟通的公共空间。消费者与商家、消费者与网民以及商家与网民之间，借助城市的半虚拟消费空间，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的体验、消费、分享和种草等行为。正如麦夸尔所言，地理媒介不仅重造了物理、物质、具身和面对面的交往；同时也改变了虚拟、非物质、非具身和远距离的存在。个性化的城市消费空间能够满足市民类虚拟消费的需求，市民不仅成为实体消费的终端客户，而且借由移动技术充当了商家“二次营销”的传播节点。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交媒体时代城市形象的传播效能研究——以武汉为例” （项目编号：HBSK2022YB448）。
（作者简介：黄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传播、传播思想史、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等。）
本文原载于《武汉社会科学》2023年第1辑，中国知网即将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