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零
03 用冰岛话从1数到4
如果你问冰岛人3后面的数字是什么，他会反问：“3个啥？”与其面露愠色，强迫自己想出点什么，不如对着远处随手一指。顺着你伸出的手指看过去，4只毛发凌乱的羊正用空洞的眼神呆望着你们。“哦，那个啊，”冰岛人最后回答道，“4只羊（fjórar）。”
这种令人恼火的情况背后其实大有原因。假设你去冰岛时随身带着一本有着防水封面的常用语手册，当翻到有关数字叫法的那一页时，你会发现，与数字4相对应的单词其实是fjórir。这不是拼写错误，也不是回答你的那位冰岛人说错了。其实fjórar和fjórir两个词都是对的，它们的意思都是“4”。如此，冰岛人数数的复杂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几年前我去雷克雅未克旅游时，第一次接触到了冰岛语。谢天谢地，我那时没有带常用语手册。当时我只对古英语的字形、发音略知一二，又在中学时学过一点德语，就满心好奇地上路了。好奇心在我去法国时就帮了大忙。同样，在那趟冰岛之旅中我也更乐意通过与人交谈而不是借助教科书来学习语言。
我不喜欢教科书，因为它们总喜欢把一些毫无关联的词，比如“水杯”和“书架”、“铅笔”和“烟灰缸”硬塞进同一页，然后再把这一页叫作“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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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的语言通常是流畅的、动态的，而你自己也要顺势而动。你边走边谈，观察聆听；了解词句从哪里来，又说给谁听。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学会了用维京人的方式数数。
据我所知，冰岛人对较小的数字有着很精确的区分。“4只羊”中的“4”和抽象的4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冰岛小镇惠拉盖尔济（Hveragerði）的农夫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有用抽象数字来数羊的必要，他的老婆孩子、街坊邻里大概也都想不到。所以对他们来说，像教科书那样将fjórar和fjórir这两个词列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
别以为只有羊才能享有数词变化的特权，况且当地人平日里也不太会聊到这些毛茸茸的家伙。同你我一样，我那些雷克雅未克的朋友也常常谈起生日、公交车或是牛仔裤等等。但和英语不同的是，在冰岛语里这些东西都得用各不相同的数词来表达。
比如，一个两岁小孩的年龄会被说成是“tveggja”岁，但常用语手册还是会提醒你tveir才是“2”。在我们看来，年龄是很抽象的，但它在冰岛语中却能被感官所感知。你或许能看出tveggja和tveir的差别，即念“tveggja”需要更长的时间，音长也较长。这种现象在表达“4岁”（fjögurra）时则更为明显。有趣的是，这些词型变化几乎只出现在表述年岁增长的语境中，在讨论月份、日子或星期时则很少会出现。与之相反，冰岛语中表示时间的数词则非常精简，如两点钟被简单地叫作“tvö”。
那么公交车呢？在英美国家，我们会用the number three bus（3路公交）这样的短语，让数字融入车辆名字。冰岛人也有相似的说法，他们常用的几条公交线路的公交车都会直接用特定的数词来命名。在雷克雅未克，3路公交会被叫作“þristur”（而数字3则是þrír），4路公交则被称为“fjarki”。
还有就是有关成双成对的东西，如牛仔裤、短裤、袜子或是鞋子。对于这类物品，冰岛人觉得1即为2。比如，冰岛人会说“einar”条牛仔裤，而1在常用语手册中是einn。
久而久之，我对所有归属于这类的词语也都有所了解了。冰岛语里从1到4的词汇量比英语里从1到50的总数还多。为什么冰岛人要为这么几个数字创造那么多词语呢？当然我们也可能会问：为什么英语只用那么几个词就能表示那么多数字呢？
我觉得，在英语中数字代表的是很抽象的概念，其是被当作一种分类标识，而非实质事物。但冰岛语中即使很小的数字也多有实指。或许我们应该将冰岛语中表示1、2、3、4的词汇的丰富程度与我们表示颜色的词汇的丰富程度相比较。比如，red（红色）这个词在英语里是很抽象的，对其所指之物也是不带感情色彩的，但诸如crimson（绯红）、scarlet（猩红）或是burgundy（酒红）之类的词汇，却富含意味并有各自的适用之处。
所以，和我们命名颜色的方式相似，冰岛人为较小的数字命名时也体现出了细微的差别。但对于这种命名方式为什么到5就停止了（数字5及之后的每个数字都只有一个对应词），我们只能进行推测。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人在一瞟而过时对物体数量的反应至多只能到4。我们看到衬衫上的3颗扣子可以本能地说出“3”，看到桌上的4本书也可以直接说出“4”。在这种反应过程中，我们不需要思考，就能轻而易举地脱口说出这些数字。针对这一现象，心理学家分析说，这是因为较小的数字已经在我们头脑中留下了烙印。如果让人在1到50之间任选一个数字，人们会更倾向于选取该范围内较小的数字。例如，比起40，人们更乐意选1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觉得最常见的几个数字会更为真实、亲切，而其他大部分数字则只来自老师和课本。40，是一个模糊的概念；14，则是一个触手可及的量级；4，对我们来说也更为真实、亲切。在冰岛语中，你甚至可以用4来为你的孩子命名。
我对汉语不太了解，但我曾在书中见识过汉语计量方式的复杂，其程度和冰岛语相比简直不相上下。尽管数量都是4，中国乡村的牧羊人会说“4只羊”，而养马人则会说“4匹马”。因为在汉语里，马匹、家畜与其他动物的量词是不同的。如果你问一个农民他今天早上为多少奶牛挤了奶，他会回答：“4头。”而与鱼有关的量词又有所不同，垂钓者会用“4条”来描述他今天钓到的鱼的数量。
与冰岛语不同的是，汉语里这种精确的量词划分适用于所有具体数量。这种通用性对中国人来说省了不少事。“4条”可以用来表示鱼的数量，也可以用来计量裤子、马路、河流以及其他细长蜿蜒的物体的多少。锁匠说起他的钥匙时会用“把”，但家庭主妇谈到她的菜刀时也会用“把”这个量词，裁缝提及他的剪刀时也是一样（当然还有其他手持的便于使用的小工具）。而当裁缝用剪刀将布料一裁两半时，他会说“两张布”，当然，说起纸张、画作、车票、毛毯或是床单时也会用到“张”这个量词。如果此时裁缝把他的两张布卷成硬实的长卷，那么他会改用“两卷”来进行描述，同样，卷轴、电影胶卷的量词也是“卷”。如果裁缝把这两张布改揉成团，那描述词就会变成“两团”。“团”这个量词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的团形物体。
当说到人数时，汉语会以“一个”作为起始，但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计量人数，那么量词就会变成“口”；若是计量律师、教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的数量，量词则会改为“名”或“位”。用来表示群体人数的量词取决于组成成员。一支100人的队伍如果是由学生组成的，那就会被说成有“100个人”；但如果这100人来自同一个大家族，则会被说成有“100口人”。
更复杂的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一些特定的量词在方言里还可以指代更多东西。比如，50粒的“粒”在汉语普通话中通常用来计量较小的圆形物体的数量，比如米饭粒；但对闽南人来说，50粒这个数字有点大，因为他们更习惯用“粒”来数西瓜。
像冰岛语和汉语这样有丰富数量词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与它们相反，世界上许多部落语言用来计量的词都少得可怜。据说，斯里兰卡的古老土著维达人（Veddas）只有ekkamai（1）和dekkamai（2）这两个数词。对于更大的数字，他们会说“otameekai，otameekai，otameekai……”（再多一个，再多一个，再多一个……）。还有一个例子是秘鲁的卡奎特人（Caquintes），他们的数字1和2分别是aparo和mavite。当需要说“3”时，他们会说“再加上1”，而4则是“再之后的那个”。
巴西的蒙杜鲁库人（Munduruku）通过为每个依次递增的数字增加一个音节的方式来模仿数字所表示的数量：1是pug；2是xep xep；3是ebapug；4是edadipdip。可以推知，他们数数最多也就到5为止了。这种通过增加音节模仿数字所表示数量的方式尽管很简单，但也有硬伤。只需想象如何说出用来供给食物的整片树林的树木数量就行了！对于人类的口腔来说，想要说出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音节串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让听众竖着耳朵听则更是难上加难）。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背九九乘法表，想想就让人头疼。
对于使用能一直数到几千、几万甚至更大数字的语言的人来说，这实属奇闻异事，但那些部落语言也确实原始又直接地将词和所对应的数量建立起了联系。不过在大多数部落，其实连这点都很难做到。很多部落语言中的数词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用来表示3的词有时也可以用来表示2，当然有时候也可以用来表示4或5；而表示4的词，也常常可以用来表示3或5，作为近义词，有时甚至还可以用来表示6。
对于这些部族聚落来说，几乎不存在需要用到更精确的数字体系的情况。甚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大于自己手指数量的数字都显得有点多余。毕竟这样的地区大都没有法律文件需要签署日期，没有征税的政府机构，没有钟表和日历，没有律师和会计，没有银行也没有纸钞，没有温度计也没有天气预报，没有学校、书本、扑克牌；不需要排队，人们也不用穿鞋（所以就不需要考虑鞋码）；没有商店和账单，更没有欠的债需要还。对他们来说，“一伙人不多不少正好11人”，听上去就如同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一伙人不多不少正好有110根手指”一样怪异，对了，当然还有“110根脚趾”。
亚马孙丛林里有个部落对数字毫无概念。这个部落叫作“皮拉罕”（Pirahã）或“西艾提依西”（Hi’aiti’ihi），意思是“耿直的人”。皮拉罕人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他们聚居的茅草屋零星散布在迈西河（Maici River）畔，被密林所包围。丰沛的雨水将郁郁葱葱的枝叶浇打得七零八落。这里终日闷热潮湿，使得来访的传教士和语言学家脸上满是狼狈。孩童光着身子在村庄内外跑来跑去。孩子母亲身披的薄衫是与巴西商人以物易物换来的，男人身上穿的花哨T恤衫也是通过同样的渠道得来的，那些T恤衫是政治竞选活动中留下的纪念品。
木薯（一种硬而无味的块茎作物）、鲜鱼和烤穿山甲是皮拉罕人的主要食物。收集食物的工作男女有别。天刚亮，女人便离开茅草屋去处理木薯、收集柴薪，男人便去河流上游或下游捕鱼，花上一整天，手持弓箭，目不转睛地盯着河流。因为没有贮存条件，鱼都是现抓现吃的。皮拉罕人分配食物的方式，是让族人随意分光所有的食物，没分到食物的人向分到的人索取，有食物的人则一定要将食物再次分配出去，直到每个人都吃饱为止。
如今我们对皮拉罕人的大部分了解，都要归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里特（Daniel Everett）。埃弗里特花了30年时间近距离研究皮拉罕人。专业素养和不懈坚持让埃弗里特渐渐习惯了刺耳的皮拉罕语，并将其转化为可理解的只言片语，而埃弗里特也成了第一个能接受皮拉罕生活方式的外来者。
埃弗里特惊讶地发现，皮拉罕语没有特定的字眼来表示时间或数量。他从未听过1或2之类的数字。即使他向村民询问最简单的数学概念，最后也只能换来村民眼中的困惑或冷漠。父母能记得所有小孩的名字，但却说不出自己有几个孩子。皮拉罕人也不记得一天之前的计划或日程。和外人以物易物时，皮拉罕人会慢慢交出采集来的坚果，直到交易者表示成交为止。
皮拉罕人也不会利用身体部位，如伸直或弯曲手指来计数。遇到需要表示数量的情况时，他们会掌心向下，通过展示手与地面的距离来表示一堆东西的高度，并借此表示数量。
皮拉罕人似乎也不会分辨一个人或一群人、一只鸟或一群鸟、一撮木薯粉或一袋木薯粉。所有事物都用“小”（hói）或“大”（ogii）来区分。一只金刚鹦鹉是“一小群”，一群鹦鹉则是“一大只”。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里提到，数数之前需要先对1有所了解。要数出5只、10只或23只鸟，我们得先说明什么是一只鸟，不管这只鸟是什么种类。但对皮拉罕人来说，这种抽象思维是相当陌生的。
有了抽象思维，鸟就会变成数字，人与木薯亦然。我们可以看着某个场景说“那儿有2个人、3只鸟和4块木薯”，也可以说“那儿有9样东西”。但皮拉罕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会问：“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在哪里？”“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鸟会飞，人会呼吸，而木薯树则会茁壮成长，但把这些东西聚在一块儿是没有意义的。
皮拉罕人很难理解绘画或照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们会偏着或反着拿照片，对照片里呈现的事物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画画也非易事，甚至他们连划条直线都觉得很困难。皮拉罕人也无法精确地复制简单的形状，很有可能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只会在研究者的笔记本上，用语言学家或传教士提供的铅笔画出一个个圆形，且每个圆形都与前一个略有不同。
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皮拉罕人没有民谣，同时也没有创世神话。至少就我们的理解，故事应该有起承转合，要有开头、过程和结尾。讲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重述情节，为每个段落起名字其实就相当于在用数字为它们编号。然而皮拉罕人只会叙述当下，他们的动作不涉及过去，他们的想法也不涉及未来。他们对埃弗里特说：“在历史上，什么也没发生，所有事物都是一样的。”
如果有人认为像皮拉罕这种部落不具代表性，那么请容我介绍一下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辜古伊密舍族（Guugu Yimithirr）。跟大部分的部落语言一样，辜古伊密舍语的计数词也少得可怜，只有nubuun（1）、gudhirra（2）和guunduu（3以上）。然而也正是这种语言，让辜古伊密舍人得以探索广袤的大地，因为该语言中还包含有多种坐标词汇，这促使辜古伊密舍人能直观地面向东南西北，拥有无与伦比的方向感。举例来说，辜古伊密舍人不会说“你的右腿上有只蚂蚁”，而会说“你的东南腿上有只蚂蚁”；不会说“把书向后移一点”，而会说“把书向西北方移一点。”
如此说来，指南针对他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但关于辜古伊密舍人的能力，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在英国，孩童常常难以掌握负数的概念，2与-2的区别常常超出他们的想象。但辜古伊密舍的小孩却有绝对的优势。就2来说，他们会认为是“向东走两步”，而-2则是“向西走两步”。问一个英国小孩“-2加1等于多少”，他可能会说“-3”。但辜古伊密舍小孩则会通过向西走两步，再向东走一步，心算出正确答案是“向西走一步”，也就是-1。
最后一个数数受文化影响的例子，来自利比里亚的科佩尔族（Kpelle）。科佩尔语里没有用来表示“数字”这一抽象概念的词语。其语言中虽然有数词，但很少用在超过30或40的场合。有个语言学家曾对科佩尔的一个年轻人进行过访谈，这个年轻人甚至无法想起73用科佩尔语要怎么说。对于较大的数量，科佩尔人通常用一个表示100的词来表达。
科佩尔人相信，数字对人畜都是有魔力的，因此不能轻易示人，想要略知一二，也须心怀敬畏。族中耆老通常会对计算方法讳莫如深，科佩尔的孩童只能从老师那儿学到最基本的数字概念，一次学一点，而且不会学到任何算数口诀。例如，小孩在学了2+2=4之后的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后，才会再学到4+4=8，但他们从来不会学如何连接这两个算式，如2+2+4=8。
同时，科佩尔人也相信，直接点人数会带来厄运。在非洲，这是既古老又广为流传的禁忌。一些宗教书籍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计数行为是低级趣味的表现。看来，使用简洁数字不是语言上的问题，或不单单是语言上的问题，它也是道德问题。
我曾兴致勃勃地读过尼日利亚小说家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的散文集。其中一篇提到，有个西方人曾问阿切贝：“你有几个小孩？”阿切贝认为，对于这种不礼貌的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沉默。
阿切贝的第ano个孩子则说：“情况在变，而且变得很快……因此对于我父亲沉默以对的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ano是4的意思，在冰岛，人们会把老四叫作“fjög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