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出现的奇迹中，不得不提及创造了“无中生有、有中生奇、无奇不有”的义乌奇观。
说起义乌，“义乌小商品”总是出自人们之口的第一个词。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确定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创造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现代经济神话。
在义乌，人们看到的是遍地商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川流不息。然而，要真正了解义乌的发展，还得从“鸡毛换糖”和“敲糖帮”说起。
义乌是浙江中部金衢盆地上的一个贫穷小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丘陵起伏，层岗四塞，既不靠海，也不临边，自然资源十分匮乏。改革开放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义乌这个小县城。1980年，义乌全县人均年收入只有88元。
义乌“敲糖换鸡毛”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20 世纪80年代。
据《义乌县志》记载 ：这里生产红糖，同时土地贫瘠，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人们有鸡毛肥田的习惯。为了收集鸡毛，农民们便于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货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地红糖熬制成糖粒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兽禽**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博取微利。后来，为了多点收益，糖担里每每会放一些妇女所需的针线脂粉、笄网木梳等小商品。
“敲糖换鸡毛”逐渐发展成为独特性的行业——敲糖帮。
三百多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敲糖帮”最多时有两三万人。“百样生意挑两肩，一副糖担十八变；翻山过岭到处走，混过日子好过年”，就是敲糖帮的真实写照。
1978年前后，在义乌县城东部的廿三里乡、福田乡出现了自发的乡间集市，十多副货担在那里设摊，出售各色针头线脑、自制的鸡毛掸子、板刷等。过了两年，这些货郎进了县城稠城镇，一副担子摆下来，附近马上冒出两三副，接着出现了更多的货郎担。小摊位蜿蜒而行，吆喝声渐成声浪，不久就发展到了两百多摊。
这时，县政府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些“敲糖帮”，于是便发出《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这等于默许了这些商贩的存在。
后来，县政府有关部门又在全国率先进行工商登记，允许农民经商摆地摊。放开手脚经商的农民如鱼得水，纷纷加入经商队伍，换糖队伍空前壮大。
到1982年年底，全县《临时许可证》先后发出了7000份，稠城镇上的商贩也超过了300摊，所交易的商品大大超过了“鸡毛什肥”的规定范围。
1982 年9 月，义乌县政府正式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并投资9000 元，铺设水泥板露天市场，摊位700 个，当年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达392 万元。
于是，有人给省里写信，举报“义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小温床”。
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虽然面临巨大压力，但他在县里召开的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上，作出了一项影响义乌小商品市场生存发展的重大决定，宣布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这四条之中，允许从事长途贩运明显与当时的文件相背离，其他三条也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谢高华的这一举措，在当时可称得上是石破天惊之举。
义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迅速地产生了积聚效应。这里很快出现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商贩，销往地多为长江以北及西南地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发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货多价廉款式新”，义乌的名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市场网络在当时已显雏形。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读到这些很可能不以为然，因为这些都是常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当时却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尝试，是需要极大的魄力、勇气和担当的。
商品物流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义乌家庭工厂的兴起，很多商贩在市场里摆摊，在家里搞家庭工厂，“前店后厂”的模式由此而生。
义乌的发展模式，几乎是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标本：一个专业市场的出现，构筑出一张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网络，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周边冒出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最终形成“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初级产业格局。
进入21世纪，义乌小商品市场走上了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为顺应国际化发展需求，建设了新一代的专业市场——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营业面积超过550 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从业人员和日客流量均超过20 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到过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人都会惊叹，这里的小商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义乌从“敲糖换鸡毛”发展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除了“敲糖帮”人所具有的“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外，与义乌历届*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和担当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