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人生意义的问题，关乎人的存在本质的问题。我的分析思路是从黑格尔的意识结构出发，再论述个人的价值（关于普世价值、宗教精神、儒释道等的看法），最后谈一谈人的社会价值。
一、自我意识结构
这里谈的意识结构是从经验性的视角出发的。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意识是把自己和对象区别开来的一种感觉；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自己把自己区别开来。在意识世界，自我意识把自己当做一个物，自我意识自己把自己区别开来，同时又意识到这种区别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在形式逻辑上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在形式逻辑是讲不通的，但这就是自我意识的矛盾结构。萨特在讲这个的时候用“自欺”来形容这个结构。
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个荒诞：它把自己看作一个与自己不同的对象，但又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对象实际上是同一点；反之，当它与这个对象是同一个东西时，他又觉得自己可以、甚至本来就和这个东西不同，它可以对自己说 “不”，觉得自己是自己的束缚。自我意识简单的说就是把自己当“外人”看待，或用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当我们思考死亡，对我们死亡后的世界进行想象，自我从一个旁观的视角对自己的冷眼旁观，才慢慢认识了“死”的概念；当你在读书的时候，你是自己读给自己听，但是这个“读的我”和“听的我”难道不正是同一个我吗？这时候通过反省，一个“反思的我”出现了，“反省的我”再去思考“看的我”或“听的我”，形成了一个不断寻找自我的动态过程，这可以是一个无穷后退、无穷上升的人的存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存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内在表演的自我意识和外在表演的人格。西方在自我的探索上就追寻到了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建立在自身之上，形成无限的自我循环。
自由意志不能和自然界的必然规律混淆起来，自由意志不能等同于理智的认识，也不能等同于肉体本能冲动。康德将自由意志的超验规律和自然界的经验规律划分开来，自由意志是道德的根基，自律就是道德本身，他认为自由意志的目的性是与机械因果律相对立、相区别的。康德的自律的伦理学导向一个超验的“目的国”，需要假设一个永在彼岸的希望即上帝，才能鼓舞人们不断追求道德生活的勇气；而王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人可以借助固有的“大我”打破形体间隔达到知行合一。
这就是西方的意识结构，东方的思想则是去掉自我自后再去体验自由感。佛家的“无我”的境界，既是在认为达到身心寂静，去掉内心的自我对话，那么也就去掉了自我，而我们只要是在面对自己的内心就无法脱离这个意识结构，所以我认为佛家的“无我”是一种“物我一如”的体验感，六祖慧能曾经作了首诗尽显此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佛家关于思维的三段体验，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无我”说的是这三心在变化的过程中的无法把握，才觉察到“现在心”就发现已经成为“过去心”了。东西方都不可能摆脱这个经验性的意识结构，只是西方关注于意识结构本身，而东方更注重在意识变换之间“自我”无法把握时的状态。
二、个人价值
人类关于自由、平等、安全等的普世价值，根本的来源是每个人的本能出发的。康德对自由的论述了自由意志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并从自由意志的任意性，到自律，最后到自由感（作为人的自由体验）达到真正的自由。康德认为人为大自然立法（自然律），也为自己的心灵立法（道德律），并按照自己所定的法规畅行无阻而达到自由的境界。关于平等，每个人都有自我意识中身份（或者说人格）和现实社会中的身份，这两个身份往往是有偏差的，但在意识里人们有把这两个身份重合的拉力，表现出来就是平等，也就是尊严的需求。而安全的价值应该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前提，是自我能得以存在最基本的要求。
我认为人生价值可以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但只有非理性人才能体验到快乐。自由、平等都是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一种理性的价值。人如果仅仅为了理念而活着，那么人就只是成了一种手段而失去人的意义。从理性中获得快乐让理性和非理性连在了一起，你在理性分析时是没有快乐的，只有在理性分析的满足中才能体验到快乐；而如果只有非理性人又会陷入孤立的自我。关于知和行的方面，我认为都是受到本能冲动的驱使，求知和行动的过程可以分别受到本能非理性的推动，当然在通过求知认识到某些问题之后，有可能为了驱动你去获得那种快乐体验而去行动，比如我知道沙发客的旅行方式时就能首先体验到一种认识上的快乐，然后再受到一种非理性的驱使达到行动的快乐。
个人对快乐的体验，我认为是一个强化自我，或者说体验到自我的过程，这个强化的来源可以是人的内心也可以来自外界。比如来自内心的坚定信念对自我的肯定，自我对期望的一种幻想，这些都可以是直接来自内心的。但是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面对来自他人的赞美，这一外在的立刻被转移到了自我，成为对自己认同感的激化。本质来说，即使是来自外界的刺激，也要通过自我意识构建一个他人的视角才能转化为快乐的体验。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内向的人不情愿公开说自己的观点，为什么要自己构建那么强烈的外在视角来束缚自己，就是这个自我意识的结构使然。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体系，不像西方那样追逐到自由意志的问题，而是直接追溯到人的“性”，强调克制自己的私欲，用内心的心性之理去排除个*欲人**念的干扰，以恢复自然本性的平静和谐。对心性的修炼，需要到儒、释、道、宗教等里面去找，因为即使我们面对在权力、金钱、欲望等等时行为是在理性的范围内，但也有可能内心已经处于天翻地覆的状态，将使人心神不宁。
儒家认为人有行仁义的天性或本能，通过保持和培养已有的“仁心”，就能行天道。克己复礼是儒家达到仁的境界的修炼方法，通过自律，克己私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小乘佛学以持戒、修定、修慧为基础，以出世的思想看世界，以悲观罪恶看人生，解脱人生需要达到清净寂灭的涅槃道果。大乘佛学在小佛的基础上扩充慈悲心量而达尽人之性，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善巧、愿、力和智，众生界善恶心理在一念之间，以积极入世的精神跳入人间的火坑地狱去救世救人。道家确立的人生价值和目的，遵循道的规律，效法天地大公无私仁慈的精神，则有“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功能，可与“日月同修，日月同寿”。庄子的思想是靠修养达到与天地精神合一，顺其自然而万物与我为一，逍遥自在。基督教的“原罪说”（*宗罪七**），认为人性本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有灵魂，人的价值是活着时信仰上帝救己爱人，才能在死后的审判中得到永生。
按照本文属于经验性的切入分析，东方的儒释道和西方的基督教，都认为在未知的宇宙中有一个永恒的视角，人类无穷的意识世界了终于有了一个支点，比如人坚定的意志，这个坚定的动力来自哪里呢？如果来自你自己，为什么能来自自己呢。基督教中认为来源于上帝，但不论是东方的圣人要求还是西方的上帝在审视自己，其实本质上都是来源于自我意识的一个视角，儒家是把自我的一面假定成了圣人而基督教则是上帝。例如你走在小巷里，只有你一个人看到前边的人掉了一百元钱，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可能因为贪欲而悄悄的占为己有；但如果是捡起来交还失主，在中国常常是“良心”促使你这么做，而西方是“上帝”（就算没有其他人也还有一个上帝无时无刻的审视自己）。如果我在假设还有另外一个人看到，那么又有可能迫于第三个人也知道这个事更毫不犹豫的做好事，或者与之分赃。
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在现实生活中解除了康德式的形式主义的自律，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灵与肉的冲突达到极点，但却无法承担“任意性”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席勒曾想通过古典主义的“美”来弥合理性与非理性的鸿沟。这场冲突逐渐又演变为理性与人性的斗争，艺术没了理性就成了纯粹的个人艺术，毕加索的画也就成了只有他能懂的象征。后来的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自由感以极其冷静细致的分析来处理自由感的各种情绪体验和结构，认为是超出人之外的整个宇宙的某种深层结构关系。
而恬静自得的自由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最典型的的特征之一。儒家虽然最初呈现天真质朴、怡然自得、无伤无怨、温润含蓄的气象，但法理道德的框架僵化之后就形成空洞的规则。庄子的快乐时体验到大自然的无为之道就获得了自由感成为圣人，这就在一开始去掉了自由意志，将自身融于万物之中形成“无心”的状态。佛家的“顿悟”即是对一种纯粹抽象性的体验感。
三、人类社会价值
人类的普世价值在社会上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虽然社会从整体上看会有一种好的价值倾向，但是不意味着人是为了共同体的价值而存在。以社会共同价值为原则做事情，只是说能够得到更大的成就感，或者说荣誉感，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于个人来说也就是自我认同的极大满足，也就是强烈的自我体验感。这也是人对权力、金钱、美色等不能自拔的原因。人的成长应该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价值体系，一种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从自我的内心获得一种激励的动力。
在法律的约束下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自私，同儒家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一个道理，自私更多的指手段的肮脏。但是如果仅仅以个人利益为动力，那么到了一定程度就开始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你获得利益的快乐再也比不上承受身心上的痛苦，所以企业家、政治家等等往往需要一个信念中的社会价值作为人生的支撑才承受得起，天下为公的事情对身心的要求近乎苛刻。
个人的动力机制可以源于自我的价值系统，从个人来说对激励有不同价值、成就、时间等的偏好。在《legal high》中，生动形象的阐述了不同价值观而产生的行为现象，不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出于真正的利他精神，从个人角度上说人都是需要得到期望的回报。从人类社会的运行角度来说，需要一个能从人类本能激励的社会制度，也需要为整体的社会价值而获取成就感的人。
在儒释道等价值体系中都有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而努力的行为，儒家中的入世精神和兼济天下；佛家的慈悲为怀、众生平等；道家的天法道、道法自然；基督的爱世人。中国传统社会，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需要道家的指导，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又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以儒释道的价值作为指导，按天理天道没有使人感到“他律”的痛苦，反使人感到“自律”的光荣，不使人感到灵魂的空虚，倒使人感到生活的充实和厚重。
现代社会每个人为了生存，都需要成为一个市场人，在市场中首先要考虑的如何“吃好饭”的问题，在市场关系的行为中，起规范作用的主要是契约，而不是道德。但在市场中逐渐发展出了职业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职业责任），这种精神也就是常说到的一种商业道德，对整体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起了大大的促进作用。古代社会说的忠诚一般指对人，而现代社会是对契约的“忠诚”，履行契约要求的职责。当我们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与公司做交易的时候，市场经济需要的公平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要保证这个商品应有的价值。现代社会让很多人都处于复杂的合作与竞争的立场下，出了需要对社会有清晰地认识，还得需要一个开阔的心胸才能活得坦荡。
人在繁忙和奔波中，不断地消耗自己抽象的生命，创造地是对这个生命的体验，痛苦和狂喜，失望和希望。人生是一场表演吗？是的，如果你不是为芸芸众生，那么就是在为自己或上帝表演。斯宾诺莎认为意志与理智是同一的，将人化解于自然之中，把一切自然规律都吸收到人自身来，自己与自己保持距离，如同一个冷静的观众在欣赏、分析自己心灵的悲喜剧。真正的真诚是一种选择，它背后有一个无限可能的谎言世界，但真诚的人选择了真诚并把它表演了出来，对别人，也对自己。
这里我想起老梁的一句话，“人的本质是痛苦的，但需要寻求积极的活法解除或者弱化痛苦的体验，不断寻找快乐的状态。”尼采和叔本华都承认人生是不醒的，但尼采是积极的奋斗而叔本华是消极遁世。亦即老梁说的，“消极地存在，积极地活着；成功亦辉煌，失败亦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