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什么叫做“债帅”吗？从字面意思上讲，跟借债、钱有关吗？对喽，不仅有关，还大大的有关。

安史之乱的“后遗症”

“债帅”是中唐以后出现的，源头就是安史之乱。看看，一场安史之乱，能量之大真是绵延不绝啊~

安史之乱不仅是大唐王朝兴衰的转折点，也在无形中开启了后世“债帅”之门。叛乱爆发后，唐朝廷在安史叛军冲击下仓皇出逃，由唐肃宗在灵武地区建立起了简单的政权班子。

这个政权是在当地的朔方军保护下成立的，本身十分脆弱。唐肃宗由于安史叛军的剌激，对于朔方军的将领极不信任。但在当时危急情况下，他除了将朔方军牢牢控制在手中之外，已经别无它途。这属于什么？这摆明了是PTSD啊！从肃宗的心理阴影面积来讲，这很正常。从当时唐朝的大局来讲，这很不正常。

在之后的时间里，唐肃宗为了加强对军权的掌控，想了想，总结出两条路，一是换人，多换人。这样士兵和将领不亲厚，会好控制很多。二是用宦官，毕竟自己不能亲自下场管理那么多*队军**，也管不过来，宦官嘛，刚刚好。当然，这是肃宗一厢情愿的想法。 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宦官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为后来“债帅”横行的现象埋下了伏笔。

由于唐朝禁军在安史之乱中几乎全军覆灭，地方*队军**神策军在对抗叛军的过程中逐渐兴起，成为中央禁军的主力军。为了将这支新兴的中央禁军控制在手中，唐肃宗将其指挥权赋予了正在崛起的宦官势力，宦官中尉成了神策军乃至整个禁军系统的领导者。

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唐朝廷能够控制的区域极为有限。西北地区是唐肃宗起家之地，也是神策军能够掌控的区域之一，这里的藩镇势力尚能服从朝廷号令，也因此而成为西北各镇“债帅”频出的原因之一。

安史之乱以后，神策军自身走上了逐渐腐化的道路。 一方面，*队军**内部充斥大量贩夫走卒，更有一部分富商大贾不惜巨额贿赂，千方百计将其子弟送入军中，在军中从事放贷、经商等不法活动，正是这些商贾势力为神策军将领提供了资金渠道；另一方面，宦官势力过度膨胀，左右朝政，导致政治畸形发展。

而掌握禁军大权的宦官中尉在神策军中也是兴风作浪，卖官鬻爵、坐收贿赂，交结朝臣、藩帅以图自保。朝廷上下贿赂成风，禁军将领贿求出镇已经成为*场官**普遍现象。

在上述背景之下，神策军将领垂涎于藩镇独立的财政、人事等大权，想方设法谋求节度使的位子。

“债帅”的式微

有兴起，就会有衰落，“债帅”这一情况也不例外。安史之乱所造就的藩镇割据、神策军和宦官势力的起，都是导致“债帅”产生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债帅”可以看作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一直到唐代末期才开始逐渐消退，到北宋初期时，其影响力基本消失殆尽。

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以极其血腥的手段将宦官势力一网打尽，长期困扰唐代后期政治的宦官势力被一种野蛮的方式干脆地解决了。 有的时候，以力破巧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作为宦官支柱的神策军，由于充斥大量的富家子弟，早已无多少战斗力可言，在对抗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被彻底击溃，之后虽然田令孜重组神策军，但其势力己大不如从前，尤其是在对凤翔李茂贞的讨伐中，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唐昭宗回长安后，再次招募神策军，军权再次被宦官掌握。但是此时的神策军与宦官集团己经产生隔阂，所以不久之后便爆发了*变政**，唐昭宗被左右神策中尉囚禁，神策军一部分将领击杀神策中尉，拥立昭宗复位。

复位后的昭宗竟然又将神策军权赋予宦官，而此时唐朝内部宦官势力与宰相的斗争已经势如水火。双方分别以李茂贞和朱全忠为援，斗争最终以朱全忠的彻底胜利告终，宦官势力基本被诛杀殆尽，神策军被正式废除。

神策军和宦官集团几乎同时消亡，依附于神策军而存在的诸多“债帅”，由于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也逐渐走向了下坡路；而宦官势力的覆灭，则彻底掐断了“债帅”们的进身之路。所以在五代时期，虽然禁军内部仍然充斥了大量的酒囊饭袋，但却并没有产生中唐时期典型的“债帅”。

“债帅”的复活

北宋的时候，还是能记得住教训，能够多加防范再加上裁撤禁军，削弱商人势力等措施，“债帅”此时基本不是问题，但是，“债帅”这个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吗？不是的，在南宋“债帅”问题又集中爆发了。其中的原因还是因为钱和权。

宋朝虽然商业发达，给人一种非常有钱的感觉，这种感觉不能说错，但也不全对。宋朝整体的*力武**值跟他的邻居们相比，并不强。打不过就要“花钱买平安”。海量的钱花下去，宋朝自然手里就没什么钱了。没钱就只能搞钱了，谁有钱呢？是的，作为钱袋子的商人又登场了，勾结宦官，卖官鬻爵，轻车熟路。

可是光打通宦官还是不够的，“债帅”与权臣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权臣的作用就是保护伞。一直到南宋后期，权臣当政、庇护“债帅”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多少改观。

在南宋朝臣看来，造成朝政败坏、“债帅”横行的另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近习之臣”。南宋士大夫也往往将近习与“债帅”相联系，指明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影响天下治乱。

近习主要是指皇帝身边侍奉小官，南宋自高宗以后，近习势力开始膨胀，孝宗时已经形成一个紧密的朋*党**集团，他们往往与权臣、宦官或将帅相勾结，权势炽热，上层下层一并通吃。交通贿赂、命卿置将，无所不能。

同时，宦官势力在北宋后期开始薪露头角，进入南宋后势头更有所长进。南宋宦官势力与中晚唐相比，虽然没有出现能够废立天子、左右朝政的大宦官，但是中小宦官权势却不可小觑。

这批中小宦官负责与近习勾结联络，为将帅买官打通道路，被目为将帅之“牙偿”，类似于商业活动中的贸易中介人。他们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渠道，从中赚取一定的“好处费”。近习虽然权势炽热，却也需要宦官这个中间环节来完成诸将买官的整个流程。而宦官与近习结成朋*党**后，往往能够左右将帅除授，影响力并不小于中唐时期的宦官中尉。

宦官、近习之间相互勾结，而且与权臣及武将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系，彼此互为声援，在朝廷中公然结*党**，政治风气极为恶劣。

另一方面，诸将贿赂近习及宦官，除了可以得到“肥差”以外，也等于获得了一把保护伞。 “债帅”们可以在军中为所欲为地大肆搜刮聚敛，一旦出现意外状况，他们平日所交结的近习、宦官甚至朝中重臣便会，会同救助，共为声援。

看这情况，都快烂到根儿了，当时正直的朝臣们不着急吗？当然着急。一部分朝臣积极寻求改革之途，他们认识到，“债帅”是军事上的蠹虫，“债帅”不除，军政局面难以改观。因而，“革债帅”成为了改良军政的一大目标。

为杜绝“债帅”现象，南宋士大夫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应对策略。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条途径：其一，*队军**方面要严选将帅，注重武将个人素质；其二，政治上要抑制近习，清励朝政。而后者被认为是重中之重，是士大夫心目中解决“债帅”问题的根本举措。

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即便是富有改革之心的宋孝宗，也仅是采取了旁敲侧击的方式，企图借抑制近习势力之机来掐断“债帅”的进身途径，没有一个标本兼治、釜底抽薪的根本方案。所以孝宗对于朝臣提出的整顿“债帅”的建议，也只能停留在“称善”的层面上。只靠罢點一部分近习或者将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混乱的政局。

“债帅”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军事体制上的双重闻题，靠打“擦边球”的改革方式是行不通的。

解决问题的总体办法，往往都要从根儿上来解决，宋朝的“祖宗之法”中崇文抑武的精神，在南宋也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南宋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倚靠少数杰出的军事将领来维持风雨飘摇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保持了极大的警惕之心。

在高宗苟且求和的影响下，有志于恢复北疆的南宋武将，大多以悲惨结局收场，南宋朝廷在将帅的选择上以“其任将帅，必选驽才”为准则，将帅其志不过聚敛以肥家，其术不过交结以固宠”。在此种风气之下，*队军**将领纷纷走向债帅之路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