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作者：程建
我家住在京杭大运河北岸，门牌号为沿河西路3号。打记事时起，我家就是独门独院，整个院子坐北朝南，院内有砖瓦结构堂屋两间、东屋两间和小伙房一间。院子中间还有一块很小的菜园，菜园里种着几排辣椒️和几棵南瓜。仲夏，院中的木架上会爬满南瓜秧，在瓜秧的间隙处会毫无规则的缀下一些南瓜，深秋时节，南瓜会显露出迷人的金黄色。房屋周围有院墙链接，南院墙的中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门楼，门楼下面是两扇半新半旧的木门，打开木门就能看到京杭运河的大堰。
母亲说，我家的小院是由运河堰边横七竖八的六七间小草房演变而来的。这里本来住着三户人家，1948年到1953年间，这几家草房被我家分三批次购买，经过1964年和1975年两次翻建形成。父母亲用三十年的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才营造起这样一个家。
我考上运河中学高一那年，也就是1980年9月，父亲已年满六十岁，正式退休了。父亲从年轻时身体就一直不好，气管炎伴随了他的一生。我从小就经常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咳嗽声，后来身体越来越差，五十岁以后几乎每年都要住一两次医院，病魔拖累着他的身体，也拖垮了我们家的经济。
屋漏偏遭连阴雨，1982年7月份，也就是我上高二的下半学期，随着雨季来临，运河两岸防洪、防汛气氛越来越浓！由于防洪大堰要向北加宽，我家的四间砖瓦房连同小院被水利部门定性为部分超红线违章建筑，经过一个来月申诉，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被强行拆除向后“缩建”的厄运。
随着一群胳膊上带着红袖标，头戴安全帽的*迁拆**队伍和铲车的进入，一夜间，我们从一个有“家”有“院”的一家人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一家人。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是运河北岸沿着河堰边所有的几十户人家。强行拆房的那十几天，到处都是声嘶力竭的哭闹声和*力暴**抗拆的拼命声，百姓哭天抢地，怨声载道。
房子突然没了，好像灵魂也一下找不到去处，只能在废墟上徘徊，一时间，失落、绝望和愤怒充斥在整个运河北岸的上空。
我们只能在残垣断壁旁边用芦席和塑料布搭了棚子作为住处。在风雨飘摇的雨季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成了常态。看着这一片废墟，只能用“愁死人”三个字来描述。
经过商讨，我家准备在原地重新开始建房。建房的预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因病致贫的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要建房第一个任务就是发动全家向亲朋好友借钱。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的都很拮据，很少有家庭能有余钱，钱十分难借。哥哥姐姐们都拿出了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所有积蓄并且都对外负了债，只有我是学生没有经济能力更没有借钱的地方。第二个任务是求助亲朋好友来家帮助建房。八十年代的建房和现在建房不一样，现在只要有钱，一切包给施工队就行了。而那时很少有包工包料建房的说法。一般家庭建房都是备了好多年材料，请几个大工泥瓦匠来，自家人跟着搬砖、和泥干小工，一家人共同努力才能建起房子来。如果自己家劳动力不足又没有亲朋好友帮助是无法建房的。多亏我大姑家的几个表哥都是干泥瓦匠的，又不计报酬地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重新建房。建房期间哥哥姐姐除了上班就是搬砖和水泥干些小工活。父亲也是拖着病体烧水、做饭，当然最大的压力还是在母亲身上，她不仅要上班，还要买菜做饭，还要筹措资金。
盖房子的时间是1982年的10月至11月间，正是我高三的上半学期，为了让我能抽出时间去上学，我两个最要好的初中同学同忠和庆海主动来替我搬砖、和泥当小工，一干就是四十多天，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学后当然更要拼命干活，每天都是累地精疲力尽才去休息，早晨又早早的起床搬砖干活，直到快到了上课时间才匆匆忙忙赶到学校，多数时间上着课就睡着了。
一个多月下来，我的身体垮了，精神也有些恍惚。地理课目模拟考试中有一道填空题，要求填写澳大利亚特产，我竟把睡梦中听到的“美丽的奴羊”当成了标准答案“美利奴羊”填了上去。经地理老师在课堂上一点评，我成了运河中学多年不遇的“大笑话”，不用说，其他科目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
房子主体盖起来后，由于再也借不到钱了，余下的室内粉刷，门窗安装就都停了下来。新房墙壁凹凸不平，无门无窗，四处漏雨、漏风。这种情况下，哥嫂和小侄女只好到亲戚家借住，父亲身体不好也只能搬到了奶奶家老屋养病。只有母亲、二姐和我都住进了“新家”。没有门窗，母亲和二姐只好用旧芦席把所有的窗户用钉子给钉上，进户门用旧棉被挡上。几个月后，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糊里糊涂的参加了1983年7月份的高考。410分进入提档线我只考了377分，落榜了。“落榜”两个字就像遮挡希望之光的那片乌云，时时刻刻笼罩在我的心头，经常使我在睡梦中惊醒，那种失落和沮丧估计是其他人难以体会到的！
考出这个分数，未来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在社会上等待分配（就业）；二是去补习班补习准备明年再考；还有一条路就是上技校。虽然那时我已在高考补习班听课了，当技校录取通知书到来时，我还是选择了上技校。我清楚的知道只要去上了技校，这一辈子就和大学无缘了！不管有多么不甘心，我也只能作出这样无奈的选择，因为我的父母亲年龄都大了，家庭经济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再参加第二年的高考了。
1983年9月我上了徐州技校，就在我上技校不久母亲也正式退休了。在技校我学的是驾驶专业，说白了就是学开汽车。
我在上技校时学习很努力，成绩在班里一直很好，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每月都能拿到最高14元的奖学金，很少再问家里要过生活费。虽然学习和生活都很顺利，但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技校和我理想中的学校差距实在太大了，我看不到一点希望，只是压抑的活着。重新参加高考，重新选择我的理想大学，从新选择我一生要走的路，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梦。
1985年7月，我技校毕业，被分回邳州县城汽车站开客车。我上技校这两年，父母亲、哥嫂、姐姐都省吃俭用把建房子欠下的债还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了“烂尾”房子还和我上学前没什么变化。我回家后用所挣工资做了门窗，粉刷了墙壁，添置了部分家具，一家人生活才逐渐走上了正轨。
我在汽车站开始工作的九年时间里陆续开了三年客车，任职了三年会计，又任职了三年统计。1994年9月在统计任上，被单位推荐到徐州交通中专学校带薪上学，学制三年。做梦也没想到在高考落榜十一年后，我又一次迎来了重新上学的机会。
二十九岁，重新走进校园。宽阔的操场，整洁的教学楼，巍峨的图书馆，荷塘、花园，一群群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乃至校园的一草一木，都给了我如梦如幻的感觉，我的心情好到了极致。我如饥似渴的学习新知识，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每项活动。我是班里的班长，一年后又被推选为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到毕业时我不仅光荣的加入了中国*产党共**，还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代表毕业生在大会上做了表态性发言。
我虽然从心底里感激汽车站给了我这次上学机会，但不得不说“交通中专”还是离我理想中的“大学”有着很大的距离。到此学习也只是圆了我部分大学梦，我梦想能够到更好的大学去深造，学知识，长本领、长见识。
为了实现这种学习的梦想，从1997年交校毕业回到汽车站后，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又在业余时间报考了电大，上完电大，又报考了*党**校，别人用四学年拿到的“本科”文凭，我用十一个学年才拿到。这十一年间我经历了技校、中专、大专、本科四个学习阶段。
拿到“本科文凭”并不代表我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没上过正式的大学始终是我的一个遗憾。2016年，在女儿接到《*京大南**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激动绝不亚于女儿的激动，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被我反复看了多遍，我多么希望我也能接到一张同样的录取通知书啊！开学时我和女儿一起来到了南京，一起走进了南大校园。看着充满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感的北大楼、小礼堂、大礼堂、孙中山故居、拉贝故居、赛珍珠故居，我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感受到了走进象牙塔时的幸福和快乐，这时，我的心结终于被融化了！
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对于我的一些同学来说，在十七八岁时就实现了，而对于我却跨越了几十年，经历了两代人。我是幸运的，梦想的实现虽然来得晚一些，但必定实现了。
一生中，每个突发的事件都有可能改变人生的走向，我们虽然无法预测生活中的突变，规避困难的到来，但我们一定要拥有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不断进取，不断努力。现在回忆起来，我发现人生不是与别人的竞赛，而是一场自我修行，这些年使我踏实的是自己不断增长的技能，叫我心安的是内心不断丰富的笃定，往事如烟无需再追，余生有梦仍需努力！
2023年5月30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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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建，男，1965年生于江苏省邳州市，1983年毕业于运河中学，现常居南京。退休前服务于徐运集团，江苏快鹿公司等单位，从事管理工作。退休后悉心创作，笔耕不辍，原创作品有《忆杨志同学》、《张伯礼与钟南山之争》、《雪夜》、《“生日”的一点冷知识》、《记忆中的邳州》、《回忆上班时的几件小事》、《闲章二大爷》、《难忘的西北行》、《笔名解》、《浅谈“沟通与交流”》、《郊游燕子矶》、《幸福的自驾游～青木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