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3年第2期，总第156期。
作者介绍：王茹钰，*京大南**学文学院2020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卞东波，*京大南**学文学院教授。
杜甫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其作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认为，“一个作品，只有展现并且活跃在超出原有文化范围之外的另一个文学系统中，才可以说，它作为世界文学有了实在的生命力”。杜甫的《秋兴八首》（下简称《秋兴》）“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钟金**大镛，莫能拟其所到”，不但是中国的文学经典，而且“离开作品本身原来的语言文化之家，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被其他语言文化传统的读者所阅读和欣赏”，在东亚汉文化圈诸国得到了广泛的阅读、深入的阐释以及各具特色的拟效，从而成为东亚汉文学中具有“世界文学”性质的经典作品。
本文从东亚书籍交流史、日本杜诗阐释学史以及日本汉文学史的多重视角出发，勾勒《秋兴》在日本阅读、阐释、拟效的多元面貌，从而揭示杜诗作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意义。
一、《秋兴八首》在日本的传播和阅读
《秋兴八首》首先是通过杜集在日本传播的。日本承和五年（838）入唐请益僧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著录《杜员外集》2卷，是现存杜集东传日本的最早记录。不过，王朝时代并非是属于杜甫的时代，日本中世的镰仓（1185-1333）、室町时代（1336-1573），杜集才真正在五山禅林得以广泛传播。据太田亨考证，五山禅林中流行的杜集经历了从《集千家分类注杜工部诗》《草堂诗笺》到《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迭代。而且，日本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杜集的翻刻。据黑川洋一考订，五山时代翻刻的杜集主要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25卷、《集千家分类杜工部诗》25卷和《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20卷3种。杜集文献的传入与初具规模的翻刻，为五山禅林的杜诗阅读与阐释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专门注解杜诗的抄物亦应运而生。目前已知的杜诗抄物主要有心华元棣《杜诗臆断》、江西龙派《杜诗续翠抄》、雪岭永瑾《杜诗抄》、仁甫圣寿《续臆断》等，如《杜诗续翠抄》中便收录了关于《秋兴》的注解。在五山时期，《秋兴》的传播主要依赖于上述杜诗全集的东亚刻本及五山禅僧的杜诗抄物。
与五山时代相比，杜诗在江户时代（1603-1867）得到更为广泛的阅读和接受，这与明人邵傅成书于万历年间的《杜律集解》密切相关。《杜律集解》的初刻本在中国已经颇为难寻，但其在日本却风靡一时。宽永二十年（1643）京都书肆风月宗智对此书和训并刊行后，立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自宽永至元禄年间（1643-1696）不断有各种覆刻本及增订本问世。很多日本文人留下了阅读《杜律集解》的记载。如石川丈山《答昌三》序云：“近获明邵君所选《杜律集解》，珍玩弗辍，松教授复尔递读迭诵，以墨点律，以丹施解，理义昈分，较然通晓。”其《简野静轩》亦云：“如来陈《杜律集解》，朱墨竟功，疑义不滞，通篇一贯。创通少陵之蕴奥，眩万丈之光艳，固闲居之秘宝，芸窗之奇玩也。卞玉赵璧比之为轻，与昌三每对诵，只恨少足下一人。”“昌三”“松教授”即与石川丈山同为藤原惺窝门人的松永尺五。松永尺五其号源自杜诗“时论同归尺五天”（《赠韦七赞善》），他常与石川丈山一同研读《杜律集解》，著有《杜诗抄》。而《答昌三》诗中“夔府孤城穷望眼”一句，出自杜甫《秋兴》其二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松永尺五弟子木下顺庵亦有与《杜律集解》相关的诗作，其《读〈杜律集解〉寄石征君》云：“少陵诗律酷幽蕴，邵傅解成如揭暾。推毂房公怀燮理，报章严武遣残魂。清贫乐酒常忧国，独步擢材长赫门。窥杜牖窗君得髓，吟余闲适是桃源。”诗中以“揭暾”“窥杜牖窗”“得髓”等词称道邵氏《集解》，足见其对此书之认可。江户时代还有学者将《杜律集解》作为讲授汉诗的教材。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载：“（鸟山）芝轩自少壮好歌诗，刻意唐人，专以作诗教授生徒。常讲说《三体唐诗》《杜律集解》《唐诗训解》等，以此作门户，自称为诗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杜律集解》风靡的浪潮，日本还出现了不少以之为底本或沿用其所编选诗目、次序的本土杜律评注本，如佚名《杜律要约》，清水玄迪、宇都宫遯庵《鳌头增广杜律集解》，度会末茂《杜律评丛》，大典显常《杜律发挥》，津阪东阳《杜律详解》等。
除《杜律集解》之外，江户时代还陆续刊行了诸多和刻本杜诗文献，如庆安四年（1651）中村市兵卫刊元赵汸《杜律赵注》2卷、明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2卷，明历二年（1656）京都刊本明邵宝撰、过栋参笺《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23卷，元禄六年（1693）京都唐本屋又兵卫刊清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15卷，正德三年（1713）京都柏松堂唐本屋佐兵卫刊清陈廷敬《杜律诗话》2卷，享和三年（1803）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刊清沈德潜《杜诗偶评》4卷等。总体而言，上述和刻本杜集主要以杜律选本为主，其影响虽然远不及《杜律集解》，却也能反映出杜诗，特别是杜律在当时的接受程度。除元赵汸《杜律赵注》（五言律诗选本），上述和刻本杜集均刊选了《秋兴》。
此外，一些东传日本的杜集注本，虽未被翻刻，但得到了阅读，甚至为日本杜诗注家所吸收和采用。如那波活所有《读〈杜律詹言〉戏江宗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现藏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本《杜律詹言》，为林罗山手校本。这两则证据均可证明谢杰《杜律詹言》在江户早期就已经东传日本，并被彼时文人阅读。据张伯伟统计，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还有一大批清人注杜之作东传，如卢元昌《杜诗阐》、张远《杜诗会[稼] [卒]》、仇兆鳌《杜诗详注》、颜廷榘《杜律意笺》、吴见思《杜诗论文》、钱谦益《注杜诗》、朱鹤龄《杜诗辑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这些“东渡”的中国杜诗注本不但全部刊选了《秋兴》，而且为日本学者之评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无论是全集本还是律选本，《秋兴》在日本的杜诗传播史中从未缺席。而且，律选本特别是《杜律集解》的广泛传播，进一步提高了《秋兴》成为文学经典的可能性。
《唐诗选》是日本最流行的唐诗读本。张伯伟在《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指出，杜诗“人人读之”的盛况不过维持了几十年，相较于托名李攀龙所编《唐诗选》在江户时代的流行情况，杜诗的流行大概只能用小巫见大巫来形容了。此观点诚然符合日本汉籍传播接受的实际情形，但是对于《秋兴》而言，情况又有所不同。实际上，《唐诗选》并未对《秋兴》的“文本旅行”构成阻碍，反而为其提供了另一条经典化的道路。《唐诗选》不唯在江户时代盛行，在明治时代（1868-1912）亦广受欢迎，是一部“形成日本人中国文学方面的修养和兴趣之重要部分”的书籍，据蒋寅统计，日本曾出版包括注释本在内的各种版本《唐诗选》多达129种。而对《唐诗选》之流行发挥决定性作用者，当属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萱园诸子的推崇，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秋兴》在《唐诗选》及其衍生注本中的编选情况。
《唐诗选》东传日本在元和元年（1615），《唐诗选》之盛行则有赖荻生徂徕弟子服部南郭的推动。享保十九年（1724），经服部南郭校订的《唐诗选》在江户书肆嵩山房刊行。据蒋寅统计，仅是嵩山房梓行的南郭校订本便多达43版，若以43版各印5000部计，总数就在20万部以上。在南郭校订本之后，还产生了大量和、汉文《唐诗选》注释本，和文注本如服部南郭撰、林元圭录《唐诗选国字解》，宇野东山《唐诗选解》《吴吴山附注唐诗选辨蒙》，千叶芸阁口述、小林高英记《唐诗选师传讲释》等。汉文注本如入江南溟《唐诗句解》，千叶芸阁《唐诗选掌故》，宇野明霞纂、大典显常集补《唐诗集注》，大典显常《唐诗解颐》，户崎淡园《笺注唐诗选》《唐诗选余言》，昆明渊注、池子龙校《头书唐诗选》等。这些《唐诗选》的衍生文本皆依其母本，编选了《秋兴》中的“玉露凋伤”“千家山郭”“蓬莱宫阙”“昆明池水”四首。皆川淇园的《唐诗通解》则完整地收录了《秋兴八首》。
关于《秋兴》在唐诗选本中是否应该被删选的问题，日本学者在诗话中也有讨论。赤泽一堂《诗律》云：
二首以上，五首、十首者总为一首，初一首是起，终一首是结，中间几首是事情反复铺叙，犹古诗排律也。如杜甫《何将军》十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皆用此法。……是故，二三首以上，十首、十五首者，特读中间一首，不通其义，间有焉。
他将《秋兴》这样的连章组诗视作一个整体，认为每首诗在结构上都有各自的功能，因此不能割裂而视。
谷斗南则先从历代学者对《秋兴》的评价谈起，指出“历代诸公以八首为千古之龟鼎如是，至钟伯敬则不然”，然后对钟惺掊击杜甫之论进行了反驳：
若谓《秋兴》偶然作而已，而非必于八首，则谓《古诗十九首》亦非必于十九首，可也。何其拘拘之甚矣。……今取此“昆明池水”一首，不取其余者，粗手笨脚，而不能蹈其至处，故之以也。如随园猥奉钟氏说，不敢取一首。要之其识量必不能追摹，故遐弃之耳。
他驳斥了钟惺“《秋兴》偶然八耳”之论调，认为仅选“昆明池水”是因为钟氏不能得《秋兴》“至处”，而后又批评袁枚是“不能追摹”故而“不敢取一首”。这种观点在《唐诗选》流行的时代还是少数声音。从日本杜诗学发展的角度而言，将《秋兴》视作“连章组诗”的观点始于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学者，而在《唐诗选》时代，影响最大的杜诗注本仍是邵傅《杜律集解》。邵氏《集解》注释典故、山川、名物甚为简要，意在发明诗旨，在《秋兴》的注解中，并没有如钱谦益们“篇章次第，钩锁开合”“重重钩摄”般的独到眼光。因此，《唐诗选》衍生注本对《秋兴》的删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学者们对《秋兴》“连章组诗”性质的认识程度问题。
除了杜集和《唐诗选》，明人诗文集也是《秋兴》东传的重要载体，但与前两者不同，这个载体不是《秋兴》原作，而是明人对杜甫《秋兴》的摹拟与追和。与宋元时期鲜有知音相比，《秋兴》在明代极受追捧，据学者统计，《秋兴》在明代的同题拟作与唱和就至少有二十四组，而作者更是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遗民隐士，足见明人对这组七律之痴迷。在江户时代，大量输入的明代诗文集以及江户学者对明代诗论之推举，为《秋兴》及其拟作的传播搭建了桥梁。
江村北海清楚地认识到明代诗歌及诗论对日本汉文学的深刻影响，其《日本诗史》云：“我元禄距明嘉靖亦复二百年，则七子诗当行于我邦，气运已符，故有先于徂徕已称扬七子者。《活所备忘录》曰：‘李沧溟著《唐诗选》，甚契余意。学诗者舍之何适？’……永田善斋《脍余杂录》亦论及七子，而尔时气运未熟，故唱之而无和者。迄徂徕时，其机已熟，白石、沧浪、蜕岩、南海，大抵与徂徕同时，并非买萱园之余勇者，而其诗虽曰宗唐，亦唯明诗声格。”可以说，江户汉诗的两次重大转折——以荻生徂徕为首的萱园学派标举明七子，提倡复古，尊奉唐诗，推举明诗；山本北山及江湖诗社标榜公安派“性灵说”，推崇宋诗——都与明代文学有直接的关系。而《秋兴》及其拟作也乘着明代文学流行之东风，对日本汉诗创作产生了影响。
谷斗南引用明人郎仁宝之语说明《秋兴》之难和。郎氏记载了其友洪贯唱和《秋兴》一事，并录其诗。谷斗南遂发感慨云：
今钻味此八首，虽乏富丽，骨力苍劲，已窥藩篱。拟其体裁固难，况于一夕压其韵乎？宋人拟《秋兴》者甚希矣，至明人往往有之，李梦阳、何景明各拟八首，田深甫又赋二首曰（诗略）。全篇华丽，而乏老苍。今读拟作，而后愈觉其难及。
谷斗南简要总结了宋明拟作《秋兴》的情况，特别指出“李梦阳、何景明各拟八首”，然后又进一步对比了田深甫诗与洪贯诗，得出了后人拟作难及老杜的结论。无独有偶，大典显常在其《秋兴八首》的序中也将拟作《秋兴》的历史追溯至明人何景明、李梦阳：
少陵《秋兴八首》，后无来者，至明何、李辈祖述为之，虽则彩绚，要亦日月后爝火耳。近来诗人间有拟作，率皆集零倾匮，饾饤为八，曷足观乎？
其实，何、李之作不但为日本的《秋兴》拟效提供了可供追溯的历史，还直接影响了日本文人的汉诗创作：李梦阳之拟作以“秋怀”为题，日本拟效《秋兴八首》的诗题也有以“秋怀”名之者，如横谷蓝水《秋怀八首》、古贺谷堂《秋怀八首》等。
大典显常《秋兴八首》
论者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此语将“世界文学”从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一种可感知的模式，特别突出了“流通和阅读”的意义。《秋兴》在日本的“流通和阅读”实际上是沿着两条线路展开的：一者是杜集，尤其是杜律选本的传播，这使《秋兴》得以在杜诗学的背景下被阅读、评注和拟效，从而成为一个杜诗传播和接受的典型案例。另一条线路则是依托文学选本和明人拟作的传播，《唐诗选》的传播拓宽了《秋兴》的影响范围，其所衍生的注本促进了日本杜诗阐释的发展；明人的《秋兴》拟作，特别是何景明、李梦阳等人的经典诗作，既是日本拟效作品之源头，又是其潜在的“文战”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的《秋兴》创作。
《秋兴》及其拟作的书法作品也推动了其在日本的传播。如林读耕斋写给友人的《左京兆伊达君大祥忌辰哀诗》序中提到：“君以‘可子’为其雅号，又喜写字。平日得祝枝山所手书之老杜《秋兴》真迹而宝玩至甚。……君遗言于家臣，以枝山《秋兴》附赠于余，不意其至此也。”可见祝允明书作《秋兴》真迹曾流传日本。江户著名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也曾手书《秋兴》，加藤善庵《柳桥诗话》还记录了明人《秋兴》拟作的书法作品在日本的流传：“小西古兰近以重价购明人林㷆草书横卷，盖其所自作《和少陵秋兴八首》之诗，三覆至廿四首之侈，其书秃笔挥洒而遒劲有恣态，宜其十袭不轻视。” 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秋兴》在日本的多维传播，并为其评注和拟效奠定了基础。
《杜律详解》
二、《秋兴八首》在日本的阐释
日本的杜诗注释活动始于五山时期。现存的禅僧杜诗抄物主要有江西龙派《杜诗续翠抄》和雪岭永瑾《杜诗抄》。《杜诗续翠抄》的主体是江西龙派教授《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的讲义稿（有文叔真要和林宗二的抄录增补），《秋兴》在第十五卷，该书解释诗句或联，不录全文，于诗句中拈出一二字作题。其注以假名为主，间杂汉文。《杜诗续翠抄》以《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为底本，因而对其多有引用与解释，提及者亦多达10余次。此外，对明人王用章辑《诗法源流》亦多参考。《杜诗续翠抄》之阐释，除了常规解释词语典故，还重视总结、对比诗旨，如诗题下注云：“前三首所叙夔事多而京事少，后五首京事多而夔事少矣。”其于杜诗用字精妙之处，还往往以“面白し”（有趣）评点。可以说，五山时代的杜诗阐释与中国注本密切相关，其重视批点的笺注模式深受宋代诗评家刘辰翁之影响。
五山时代之后，日本杜诗注本的“影响者”为邵傅《杜律集解》。佚名所撰的《杜律要约》即以邵氏《杜律集解》为底本，兼注《杜律集解》序、诗歌本文及邵氏注解。清水玄迪、宇都宫遯庵《鳌头增广杜律集解》，专取明清杜诗注本，以蝇头小字于篇末、书眉处对邵氏《杜律集解》之序跋、杜诗本文、注解进行补注，以纠其谬误，还杜诗之精义。度会末茂撰《杜律评丛》，选录七律133首，“依邵梦弼注编次，亦不改易，以本朝读杜诗者唯用邵氏《杜律集解》”。大典显常《杜律发挥》所选五七言律诗基本见于邵氏《杜律集解》，明确提及邵注者更是多达20余处，对邵注之谬误亦有严谨的驳斥。津阪东阳《杜律详解》所注七律之编次亦明显参考邵注。明治三十八年（1905）出版的近藤元粹评《杜工部诗醇》，选诗虽不同于以上诸律注本，但在近体诗部分亦对邵注有所征引。这都反映了邵氏《杜律集解》对日本杜诗注本的影响。下文即以上述诸注本为对象，略述其对《秋兴》的阐释。
《杜律要约》注《秋兴》者仅一条，见卷上对第四首（闻道长安）尾联“有所思”之解释：“《卓氏·六·礼乐类》云：鼓吹曲名，言离别之思也。一曰哀慈亲之不得见也。”此处直接征引中国类书对“有所思”之来源予以说明。而《鳌头增广杜律集解》从大量中国注本中抽录出笺注《秋兴》的部分，以章为单位，逐句补充邵氏注解。其补注《秋兴》所征引的注本主要有：元高楚芳编、附刘辰翁批点《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邵宝集注、过栋参笺《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张远《杜诗会[稼] [卒]》，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等。除补充注释外，对于邵注与诸注相龃龉之处，鳌头增广本亦未回避。如《杜律集解》注第五首（蓬莱宫阙）之首联、颔联云：
蓬莱宫阙：唐受外朝。南山：终南。承露金茎：即通天台迎候仙神。
瑶池：古昆仑丘。降王母：汉时曾降。紫气满函关：老子出关，紫气。
蓬莱宫，面对终南山；露盘，高在霄汉。西则有瑶池王母之降，东则有函关紫气之浮。盖神仙往来地也。……首联寓言宫阙之胜，或谓讥慕神仙，与结意矛盾。
鳌头增广本所列诸注如下：
《分类》云：……明皇晚好神仙，故借汉为喻。
《注解》云：……引以喻明皇之好仙也。
《注解》云：……公盖以瑶池王母之饮，隐喻贵妃之册为太真；紫气函关之临，显讥玄元之降于永昌也。前四句总追忆上皇于蓬莱宫求仙，而金茎承露，遂致青鸟紫气，谈符瑞者纷纷，其实霓裳羽衣，荒淫失政。公虽献赋蓬莱，仅蒙圣颜一顾而已。
可见，除了邵注以为杜诗无讥慕神仙之意，所补诸注皆认为此二联以汉为喻，讽刺明皇好神仙，荒淫失政。而此处是否确有讥讽之意，鳌头增广本虽未另作发挥，其言外之意亦已明。鳌头增广本的价值亦在于选录多种中国注本以补充、发明、纠正邵氏《集解》，形成了有关杜律注释的资料集成。
《鳌头增广杜律集解》
度会末茂《杜律评丛》、近藤元粹评《杜工部诗醇》收录了多家中国《秋兴》评注。《杜律评丛》录《秋兴》于卷三，每章后附点评，主要选宋至明代的评杜材料，如《天厨禁脔》《古今诗话》《游城南记》《日损斋杂著》《诗薮》《冰川诗式》《瑯邪代醉编》《诗体明辨》《焦氏笔乘》《丹铅总录》《唐诗训解》《唐诗归》，其中以《冰川诗式》为最，征引多达七次，除第六首（瞿塘峡口）外，分别以“接项格”“充股格”“纤腰格”“双蹄格”“单抛格”“单蹄格”称之，论述其每章作诗之结构体式。此外，其所引诸论还涉及对《秋兴》中地理名物之阐释，诗旨之归纳辨析，用典、修辞、炼字之评价等内容。可以说，与鳌头增广本重视解释词语典故、辨析诗旨相比，《杜律评丛》之汇评更强调杜律的创作技巧，尤其注意《秋兴》单章中层次结构之安排。明治初期出版的《杜工部诗醇》所征引者则均为明清诸家，如王维桢、张綖、陈继儒、唐汝询、邵傅、郝敬、徐增、王嗣奭、陈廷敬、钱谦益、顾宸、朱鹤龄、仇兆鳌、黄生、浦起龙、范廷谋、沈德潜、杨伦、邵长蘅等。此外，其对日本学者津阪东阳的评语亦有引录。显然，近藤元粹已经认识到了明清诸家在《秋兴》评论中所体现的先进性——其所录评语每每直指《秋兴》的“连章诗”性质，从整体揭示《秋兴》写作的章法与层次。
从《杜律评丛》到《杜工部诗醇》，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秋兴》研究成果的接受轨迹，也体现出日本杜诗学的演进。当然，观念的更新与变迁并非一蹴而就，在这近二百年间，除了东传日本的明清杜集注本之影响，日本学者在杜诗注释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亦值得关注。津阪东阳是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儒学家，曾任津藩有造馆督学，《杜律详解》即撰于其讲学伊贺期间。津阪东阳作《详解》，立足于诗人而非训诂家的立场，旨在避免解诗“牵强附会，横生枝叶”；而此书所选均为七律，意在以七律之“起结照应，开合顿挫”贯通古近体之诗法，且于七律中尤其推重《秋兴》等篇，盛赞其为“八诗皆沉雄富丽，杜律中尤有力量者。怀乡恋阙，慨往伤今，公之生平，具见于此，乃公一生心神结聚”。故其笺注《秋兴》，除了辨析诗意，还原杜陵心曲外，格外注意对章法之分析。而此处之章法，既指单章中句子之间的意义关系与结构关系，以第二首（夔府孤城）为例，颔联注云：“上句承夔府，下句承京华。……所以下文即以‘画省’足之，而‘违伏枕’亦即‘虚随’之实事也。”颈联注云：“上句以‘京华’言。……下句以‘夔府’言。”尾*总联**结：“此篇因夔城晚景，思望长安，而恨不得身往。起处将‘夔府’‘京华’双提出，三、六皆承‘夔府’，四、五承‘京华’，结叙入夜，且点秋景，而仍归之‘夔府’，亦为次首过接也。”可见，津阪东阳对诗篇的组织结构之分析贯穿至每一联中，且注意使用“承”“提”“点”“归”“起”“结”等具有指示意义的术语。又指组诗中各章之关系，或某章、某句在组诗中之作用，以第三、四、八首评论为例：
第三首（千家山郭）：（首联）首篇迫暮之景，次因叙入夜，此则夜已过而晨起有触也。（尾联）已上三首就夔府言，以下就长安言。此八诗分界处，而末句“五陵”逗起长安矣。盖身居巫峡，心思京华，为八诗大旨。前三首专叙身之所处，而慨心之所思；后五首专写心之所思，而伤身之所处，是八诗中线索也。
第四首（闻道长安）：（首联）（“闻道”）此二字，八诗中分界之标也。（尾联）案：七句点秋意，兼言己所居，末应上悲意。结本章以笼起下四章。……案：是八诗中机关大转处，局法变化手段，学者不可不知也。
第八首：（尾联）一结总收八章，所谓“故园心”“忆京华”者，一付之苦吟怅望而已，竟无奈之何也。……凡一题数首作，合数首为章法，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气脉相承，线索一串，故读者须连看局法变化，意思断续，方见妙，是其要诀也。此八首自是古今绝调，钟伯敬斥之“孙山拗甚”，《随园诗话》亦以为不足喜，可笑不自量耳。
可以说，津阪东阳充分认识到了《秋兴》“章虽有八，重重钩摄”的特点，对章法之分析极为细致。而对江户时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邵傅《杜律集解》，虽然偶有涉及对各章关联之讨论，但毕竟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由此观之，津阪东阳《详解》对《秋兴》谋篇布局之把握，当是更多地受到了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清代杜诗注本的影响。
在《杜律详解》之前，江户中期还曾出版过一部杜诗注本，即大典显常撰《杜律发挥》。大典曾向萱园学派荻生徂徕的门人大潮元皓和宇野明霞学习汉诗文。他认为，“凡解古人之诗，自字而句而章，必审其训，叶其调，承其情意，核其事故，反覆讽玩，如冰泮然而后已”，故而尤为重视词语的音韵训诂。因此，《杜律发挥》笺注《秋兴》不录诗歌本文，仅于每章中拈出一二词语加以训释。如注第八首（昆吾御宿）“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句云：“‘干气象’谓气象相干，所谓赋诗分气象也。苦，犹切也。”而且，其对诸家注解之评论尤为精当，如注第五首（蓬莱宫阙）云：“‘王母’以言贵妃入宫。‘紫气’以言玄元降永昌宫。《注解》之说固当。陈注：‘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类，多为道士，筑观京师，西望瑶池，盖言道观之盛也。’按，此说更为优也。”“《注解》”即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而“陈注”即仇兆鳌《杜诗详注》所引陈泽州注，大典此处不但对“王母”“紫气”等诗语进行解释，更引中国注本相比较以辨明诗意。其注解言简意赅，于第一（玉露凋伤）、四（闻道长安）首并未笺注，于第三（千家山郭）、七（昆明池水）首下云：“说见《唐诗集注》。”《唐诗集注》是宇野明霞纂、大典显常集补的《唐诗选》注本，其所纂辑以蒋一葵注、唐汝询解为基础，兼涉诸家唐诗选本注，“疏、释互取，遗漏交补，省繁重而极著明”。而二十余年后，大典又在此基础上删繁撷要，形成了《唐诗解颐》一书。如此一来，大典便拥有了唐诗选本注家和杜诗注家的双重身份，而其唐诗选本注解系统和杜诗注解系统在《秋兴》的笺注上，又表现出了微妙的区别——《唐诗集注》和《唐诗解颐》以《唐诗选》为底本，选第一、三、五、七首而题“秋兴四首”，其所纂辑的注解都源自唐诗选本注家；而《杜律发挥》显然将《秋兴》视作整体，其所录所评均源自杜诗注本——两个系统在形式上并未表现出相互的影响。仍以第五首（蓬莱宫阙）颔联为例，《唐诗集注》夹注云：“以事写景。”尾注先引蒋注，以《汉武故事》《列子》所云解释西王母之典故；又引蒋注之按语：“按史：玄宗晚年尊老君，朝献太清，颇修《汉武故事》，故以为言。”而《唐诗解颐》则云：“瑶池，西王母所居，见《列子》。汉武帝斋居承华殿，有一青鸟从西来集，有顷，西王母至。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为女道士，筑观京师。此盖言是类。”又云：“老子事见《排律·张九龄》及上崔署诗。唐时尊老子，称玄元皇帝，立庙两京，此盖言之。”可见，这两个系统之征引对象的属性虽有不同，但大典关于诗意的理解和把握却是一以贯之的，始终以“言道观之盛”作为此联的最优解。
大典的个案提供了日本杜诗学研究的新角度，即关注唐诗选本中的杜诗注解情况。下文以汉文唐诗选本注释为对象，考察它们对《秋兴》之阐释。入江南溟师从萱园学派荻生徂徕，其作《唐诗句解》，旨在除唐汝询《唐诗解》之厄——当时日本流行的《唐诗训解》取材于《唐诗解》，深受其影响以至于次序杂乱无章，注释冗杂繁芜。故入江南溟笺注往往对旧注删繁就简，以夹注之形式解说字句诗意，偶见对旧注之批驳。如注“蓬莱宫阙”章“几回青琐点朝班”句云：“言公身在夔，而心在魏阙，故此首特赋昔时宫中盛，而有恋恋思升平。意为徒讽上好神仙者，非。点者，与‘玷’同，‘点辱’之‘点’，谓已污朝班也。”千叶芸阁师从徂徕的再传弟子秋山玉山，撰有《唐诗选掌故》，意在使“后进之学唐诗者”知唐诗之“所本”——即唐诗所用之“故事”。故其笺注《秋兴》，往往以头注之形式，于诗中拈出词语以注释典故，而对诗意无甚发挥。如注“昆明池水”章之“菰米”云：“《西京杂记》：菰米，一名凋胡，生池中，至秋实如米，其米黑色。”与《掌故》专注解释意象典故不同，同样为徂徕后学的户崎淡园作《笺注唐诗选》，更重视论析诗意。除《笺注唐诗选》外，淡园又摘录部分注解，形成《唐诗选余言》，其形式颇似诗话，二书中往往互相提及。以“蓬莱宫阙”章之笺注为例，《笺注唐诗选》注首联：“二句宫殿壮丽。”注颔联：“二句忆昔日玄宗用方士、好仙事，述全盛。”注颈联：“二句思昔日朝仪俨然。”注尾联：“是句忆昔日。全首深伤世乱，其心不已，故思昔日全盛之时，始谓宫阙，次谓全盛，次谓朝仪，及我身得其体也。感怀之情在言外，说详《余言》。”而《唐诗选余言》则先引入江南溟《唐诗句解》，对其否定此章中有讥讽之意进行了一番批驳：“此一首，始述宫阙之盛，前联谓其全盛骄奢，后联谓朝仪俨然，以及我身，得其体也，乃感怀之深也。如前联非讥好仙，则后联必美朝仪俨然也，不成语矣。诗道不可如此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以不易知也。”二者互参，可见其“厘诸说、撮其要”之功。同样致力于说解诗意者，还有皆川淇园《唐诗通解》。其底本为清人叶弘勋所撰《李于鳞先生唐诗选平笺注》，并参考《唐诗选》之编选，故全录《秋兴》。所谓“通解”者，其《序》云：“若夫绎解，亦然也，篇皆有成篇之义，诸注家破碎灭裂，不明于此，岂亦知其妙乎？”《唐诗通解》立足于整体，于每章结处通释诗意，不拘泥于个别字词之笺释。仍以“蓬莱宫阙”章为例，《通解》云：“蓬莱之宫，其阙乃对南山以祈万年，其承露金茎，乃置之霄汉间。天子向西望瑶池之下王母，东乃欲来老子，紫气以满函关。杜尝侍朝于其宫廷，当云移天之时，雉尾所合之处，开其宫扇，而日光因绕御衣衮龙鳞甲之际，以识天子圣颜矣。而今数年，一卧沧江之上，频惊岁晚矣，不知向后更得几回在青琐闼点朝班之名乎？”可见，其解径以铺衍诗意为务，未涉及对旧说、他注之讨论。
《杜律发挥》
上述诸种注本，基本都与萱园学派和《唐诗选》密切相关，而《唐诗选》之风靡，更使得其他唐诗选本鲜有问津者，但随着江户诗坛对复古、拟古风潮之反拨，《唐诗选》的地位受到了冲击，高棅《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得到了学者的重视，“折衷派”诗人东梦亭历时十余年完成《唐诗正声笺注》，选《秋兴》四首，分别为“玉露凋伤”“夔府孤城”“蓬莱宫阙”“昆明池水”，东梦亭于题下注云：“褧按，八首连读，可以知其妙境，此编仅录四首，读之气脉不相贯通。然亦补之，非高氏之意，姑依旧选，遗珠可惜。”可见，他虽尊高棅之意，依《唐诗正声》旧选，但仍将八首视作一个整体，认为不当删选。东梦亭笺注《秋兴》，博引前注，于字句出处用力颇勤。其与前述诸种唐诗选本注解的不同之处，在于对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沈德潜等明清杜诗注家的研究成果多有吸收。如注“昆明池水”章尾联云：“沈德潜曰：借汉喻唐，极写苍凉景象。结意身阻鸟道，迹比渔翁，见还京无期也。”“蓬莱宫阙”及“昆明池水”章末还分别引阎若璩《潜邱札记》与杨慎《丹铅总录》，以点明二章“借古事以咏今，讽刺隐然”及“兵戈离乱之状见矣”之诗意。
除了杜诗及唐诗选本的注解外，日本学者还常于诗话中讨论《秋兴》。关于《秋兴》之章法，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中的观点可与其《杜律详解》相呼应：
凡一题而赋数首者，不唯宜各换意境，亦须格局变化不肯雷同。譬如观演剧，每出改观。若篇篇体裁同一机轴，略无变易，令人欠伸耳。观少陵《秋兴》八首、《何将军山林》十首，首尾布置有起有结，每章各有主意，或赋景，或写情，错综变化，用正用奇，不可方物也。
如老杜《秋兴八首》，长安、夔府，昔事今况，昼夜阴晴，俯仰行坐，情景互叙，悲欢交集，意旨辞采未尝犯重，错综变化不可端倪，调剂停匀之妙，尤见良工苦心，所以为千古绝作也。
他认为，像《秋兴》这样的连章诗，其谋篇布局、意旨辞采都须错综变化，方能成为垂名后世的千古绝作。而在日本学者看来，《秋兴》之精妙处不惟格局之排布，亦须着眼于字句之锻炼。皆川淇园云：
盛唐诸人之诗，规模皆宏远，而意思皆著实，譬犹庙廷宫悬，金声玉振，而余韵无穷。如杜甫《秋兴》“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高楼坐翠微”，“日日”字，固虽为下言“信宿渔人”作地者，然非规模宏远，决不能下此二字。……意思著实，乃前所谓参永久固定之境者即是也。如“千家山郭”句，骤读只谓此唯泛然写山郭朝景，不知作者苦心，特添以“千家”二字，然后以见望中民舍如织，街衢如棋，朝光正满，却自静阒，稀见车马人物往来走动之景状者也。
此评语特拈出“日日”与“千家”，强调用字“意思著实”可使诗句余韵无穷。虽未明言，亦可知皆川淇园此论是针对明人关于“七言律是否可剪上二字”之争论所发。而且，日本诗话还对《秋兴》之对仗多有关注，如熊坂台州《律诗天眼》以《秋兴》诗句为例说明律诗结句对仗的原则：
凡律诗，起结欲对偶极切，则害乎意象，是以良工不尔。……结则如杜工部“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及“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鸟道”与“渔翁”、“卧”与“回”、“晚”与“班”不切。按，“渔”与“鱼”同音，假以对“鸟”，亦妙。
除此之外，关于中国学者对《秋兴》诗意之说解，日本诗话亦有所发明。古贺侗庵《侗庵非诗话》卷四“说诗失于太深”条中，就徐增《而庵说唐诗》说解“闻道长安”“昆明池水”二章之诗意而发议论：
而庵泥“百年”字，谓由大历追溯高祖之初，刻舷求剑，已属可笑。又泥“不胜”二字，历举高祖以来时事可悲，如武曌、韦庶人之乱，以实其言，是画蛇而添足也。此句悲世之衰乱，故曰“世事”，奚微词之有？岂可改作百年“国政”乎？织女、石鲸，皆昆明池所有，见《西京杂记》、《文选》注。“机丝虚夜月，鳞甲动秋风”，池沼荒凉之状可想。今以为织女机丝喻相臣经纶之密，石鲸喻强梁好逞之人，则二句特一俗子谜耳。说诗穿凿之弊，至而庵极矣。
在这段文字中，他对徐增穿凿附会之处逐一批驳，力图还原老杜之本义，警示解诗者切莫陷于此弊。
杜诗阐释始终是杜诗学研究之重心，而注释和评论作为阐释的两种重要形式，更是文学传播和接受之关键环节。如前所述，《秋兴》主要通过杜诗文献和唐诗选本等文献在日本传播，而它们又反过来促进了日本学者对《秋兴》的理解与阐释。可以说，书籍的交流带来了明清学者新的观念，也因此使得《秋兴》在日本杜集注本和唐诗选本注本中的阐释模式呈现出了动态的更新与演进。故通过以《秋兴》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在日本杜集注本、唐诗选本和诗话中的评注，我们可以透视其在日本汉文学史、杜诗学史中的接受过程，观察其与中国文学之互动，更可以从整体上对日本杜诗阐释的内容、模式和特点予以体认。
三、《秋兴八首》在日本的拟效
所谓拟效，即通过揣度模仿他人的作品而达成自我创作。《秋兴》历来被视作杜甫七律之典范，虽然被评论为“古今独绝，妄拟者尤非”，却依然不能阻挡东亚汉文化圈诸国文人对其热情追捧与摹拟。据学者统计，《韩国文集丛刊》和《续刊》中仅在诗题上标明的次作就达140多题。而在日本，对《秋兴》的拟效亦不在少数，可以说，《秋兴》是日本汉诗文集中最受欢迎的杜诗拟效对象之一。
日本文人拟效《秋兴》，多径以“秋兴”命名；又有如前揭所示者，受明人李梦阳拟作《秋怀八首》的影响而以“秋怀”名之。唯独服部南郭诗以“秋日”为题，而其缘由已在写给岛归德的书信中尽述。其一，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所云：
猥拟古人名作，政自敢与昔贤抗衡，多见其不知量耳。……服元乔社友有赋《秋兴八首》者，以书谕改题曰：“少陵《秋兴》千古独步，李空同辈刻意摹拟，不能为优孟，况吾侪乎？夫拟效之作，实夺其人，仅可为也。不然宜谨避耳。”其见正相符。后生轻薄，不自知身分，动辄敢犯不韪，珠玉在侧，不胜形秽，可不惮也哉？
足见日本学者对老杜《秋兴》之尊崇，以及他们对于拟效的谦慎态度。其二，如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所云：
岛归德作《秋兴八首》，服子迁与书规之，载在集中。其所论与宋林贞讥郑少谷曰“时非天宝，官非拾遗，徒托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谓无病而呻”者暗相吻合，可知此老亦有见解。
此语正道出服部南郭“诗盖即事感兴，纵有少陵复起，恐未可若是悲壮而已，况吾侪乎”之感慨。同时，诸如万庵原资《秋怀》、横谷蓝水《秋怀八首》、龙草庐《秋怀》（远客抱痾湖水湄）、赖杏坪《廨舍秋兴六首》、释古梁《秋兴》、古贺谷堂《秋怀八首》等又曾入选清人俞樾所编的《东瀛诗选》，其中古贺谷堂的《秋怀八首》还被俞氏评价为“寄托遥深，集中名作也”。选本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这些拟效作品能够入选《东瀛诗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俞樾对其文学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秋兴》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经日本诗人摹拟创作后，又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遴选，虽然《东瀛诗选》编定后即交“彼国自行刊布”而国内罕见，但在日本文坛掀起了波澜。从这个角度而言，以《秋兴》为中介，实现了中日之间的文学交流。
除了诗文集外，日本诗话中也记载了江户诗人拟效《秋兴》的作品。如金田梅邨《梅村续诗话》便节录了室鸠巢八首《秋兴》诗中的四首。又如久保甫学《木石园诗话》中记录了唐鸿佐拟《秋兴》三首，而其诗作中多用典故，如“棣萼”“鲈莼”“贾生怀璧”“介子入山”“鲁连蹈海”“鲲鹏斥鶠”“虞卿拜白璧”“范蠡铸黄金”等，与久保甫学对其“学问渊博”的描述正相符合。这也暗示着，在日本诗论家眼中，拟作《秋兴》需要以积学储宝为前提，对汉诗人要求颇高。
据左江考察，朝鲜在官方或民间对年轻学子的“月课”中，往往以“次韵《秋兴》”为题，这是次韵《秋兴》之风气流行朝鲜的重要原因。相较之下，杜诗在日本虽未如在朝鲜般得官方之青睐，文人们的《秋兴》拟作环境却更自由，目的也更单纯。对日本汉诗人而言，拟效是推尊杜甫和《秋兴》的重要形式，亦是学习杜诗之法门。《杜律发挥》的作者大典显常就是这样一位尊杜的学者。他认为“浣花遨头日”是杜甫祭日，并于每年四月十九日设供祭杜，其文集《北禅诗草》《北禅遗草》中所载的祭诗便多达13首，如《丙辰四月十九日携诸子泛舟隅田河淹留石滨之亭作遨头宴分韵东》所云：“草堂千古恋遗风，何隔佳期日本东。”而大典拟效《秋兴八首》，先于序中称“少陵《秋兴八首》，后无来者”，最后又道“何敢摹仿前修云乎哉”，亦足见其自谦之态度。他还常于诗作中化用《秋兴》诗句，如《又题鹦鹉砚》诗云：“金桃香稻啄，曾入少陵咏。”句下有大典自注：“杜诗‘鹦鹉啄金桃’，又云‘香稻啄余鹦鹉粒’。”此外，《秋兴》还在日本文人间充当着文学交流的媒介。除了前述岛归德与服部南郭之间的唱和，东梦亭《锄雨亭随笔》中也记录了他和大冢不骞唱和《秋兴》之雅事：
辛未之岁，余在志州迫湖，作《秋兴》八首，寄大冢不骞。不骞和之，句句清新，所谓以蚓投鱼者，恨失其稿不复记得。
东梦亭诗集载其《秋兴》，诗中所取之境俱为江村幽居之景，造语亦颇得闲趣，大冢不骞之诗虽已不存，依此也可想见其“清新”之风貌。
日本文人拟效《秋兴》之自由，还体现在形式上。关于《秋兴》可否删选的问题，在日本的《秋兴》评注中曾有诸多讨论，但在拟效层面，这个问题反而被搁置了起来，出现了一题中仅拟一首或数首的现象。如林鹅峰作《追和杜老秋兴八首探阄得其二首》；龙草庐有《秋兴四首》《秋怀二首》和三篇题《秋兴》的单首之作；中井竹山又有《秋兴（拟老杜第一篇）》之单首作品。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了朝鲜的《秋兴》拟效中，学者认为是“着眼点在‘韵律’而非章法”的缘故。然而日本拟效与朝鲜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大多数并未遵循杜甫《秋兴》之押韵。严格地说，这些拟效作品中仅林鹅峰二首（分别次韵“玉露凋伤”和“蓬莱宫阙”）和室鸠巢《秋兴八首和杜甫韵》是次韵诗，其余诸题均不拘束于原诗的韵字及次序。可以说，日本的《秋兴》拟效作品在形式上，仅保持了《秋兴》作为七言律诗的属性，而在数量和韵律方面则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秋兴》是杜甫在秋日登临夔府孤城，目睹江城秋色的感兴之作，前三首写夔州秋景，后五首回忆长安往事，且思且叹，沉郁悲怆，体现了诗人对唐帝国由盛转衰之反思。而在拟效时，文人们往往会代入原作者杜甫的角色，以杜甫之口吻，发杜甫之感慨。万庵原资所作《拟老杜〈秋兴八首〉》，可分成两个部分，前三首皆写夔州秋景，每首之中触景生情，以“怀旧赋”“望乡台”“望秦关”“旅客颜”等意象暗示怀乡恋阙的羁旅之思。这三首诗按照时间推移之次序，从“落日”到“片月开”，从“北斗间”再到“曙寒新”，又在第三首中以“遥思废宅锁荆榛”勾连起后五首。而后五首总体上以长安为主题，但又各有不同：第四首以“潼关胡马践邦畿，闻说西京未合归。两省文章多羽檄，百僚朝谒杂戎衣”直言时局之紧张；第五首转而描写长安宫殿之华丽：“建章宫殿五云低，万户千门路欲迷”；第六首由“巫山缥缈”而“回首瑶京”，写“太液池”“红旗采軞”“钟动故宫”等与皇帝相关的地点；第七首忆长安之昆明池，写尽秋日愁绪；第八首则写长安盛景，结句“省署当年多恋赏，关河一绝转萧条”又回归到伤感的思绪之中。总体而言，万庵原资的这组拟效诗，在结构布局方面与《秋兴》原诗极为相像，都是“重重钩摄”；其所摹写之景物意象与原诗亦多有重合，许多语句都极肖杜诗，如第八首“仙掌滴余云表露，紫鸾吹老月边箫”便脱胎于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而且，在情感表达方面，都是因秋起兴，抒怀乡恋阙之情，表慨往伤今之意。
然而，拟效虽是学杜之法，学杜却非拟效的最终归宿。对日本文人而言，拟效杜甫《秋兴》，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使用律体组诗的形式，即景起兴，咏史抒怀，彰显日本汉诗的独特风韵。下面以古贺谷堂和大典显常的拟效作品为例略作分析。
古贺谷堂《秋怀八首》其一云：
西肥城郭古诸侯，满目人烟接地浮。紫海潮声高永夜，天山雪色入深秋。白沙衰草行临野，落日凉风独倚楼。十岁龙钟书剑客，追怀往事不胜愁。
组诗中第一首交代了创作的环境。“紫海潮声”“天山雪色”“白沙衰草”“落日凉风”均是“入深秋”之体现，而尾联中诗人联想到自己十年来书剑飘零之身世，不由触景伤情，以“追怀往事不胜愁”领起其后诸章。从第二至七首，以吟咏日本藩镇战争的历史为主要内容。以第四首为例：
丰王一剑定中州，大阪名城控上游。久使益扬称沃土，频闻河渭转漕舟。歌声春合烟花市，客梦风寒芦荻洲。自是千年藏霸气，龙盘虎踞亦金瓯。
“丰王”即丰臣秀吉，第四首所写便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建大阪城的历史。诗人于颔联中指出大阪城重要的地理位置，颈联则描绘了大阪城歌舞升平的景象，在尾联二句中，又因大阪城的独特地位而发感慨。最后，第八首又与第一首相互呼应，回首藩镇战争之历史，而感叹“自恨平生未报恩”。全诗虽以咏史为主，每章中却都不忘秋意，紧扣因秋感兴之主旨。而且，诗中所写日本风土人情，除了以“天山雪色”“中原”“燕都”“渤海”“中州”等中国地名指代，还使用了“西肥”“大阪”“崎阳”“松洲”“仙台”等日本地名，足见诗人于汉诗本土化之用功。
大典显常在《秋兴八首》序中说明了其作诗之背景：“余既到津岛，自夏度秋，风土之所殊，时物之所改，不能不感于怀而咏于口，赋成八首，辄复以‘秋兴’命之。”天明元年（1781），大典禅师辞任朝鲜修文职未果，五月即奉幕府之命前往对马岛以酊庵任职，掌管与朝鲜之间的往来文书。《秋兴八首》便创作于他刚到对马岛的第一个秋天。第一首中间二联云：“一徙衣盂来绝域，已看草木入悲秋。乡音遥隔九州驿，邦信近通百济舟。”对马岛于大典而言是“绝域”，羁旅之思让他和杜甫产生了共鸣，与末首的“老去丹心半作灰，空堂旦暮对崔巍”“昨宵三五佳风月，也道它乡看两回”正相呼应，又引出诗人对于年华逝去的感伤。而中间六首，则写对马岛的秋景、历史与风土人情。尤其特别的是，深受古文辞学派影响的大典对诗中的人事名物典故均有自注。以第五、六首为例：
试问神功驻跸踪，曾勤远略告功庸。马台授受王仁学，鲽域流通慧灌宗。函奉仙经万里至，祠存御服千年封。一从文德陵夷后，悲向邻交事战攻。
陈史早知对马名，地依山谷少苗生。海船不阻公私贸，庙算宁渝来往盟。稇载家家供粒食，政教世世仰财成。只今圣代文将武，安不忘危君子情。
此二首所叙，与日本、朝鲜的历史息息相关。第五首首联写对马岛的特殊位置，注云：神功皇后征新罗，取路于此。颔联和颈联则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指出了日本和朝鲜之关系，注称：“日本古称野马台。应神十五年，百济阿直岐王仁来传经史，太子已下皆学习之。”“朝鲜别称鲽域。推古三十三年，高丽僧慧灌来唱三论旨，此本朝立宗之始。”尾联则转而感慨“悲向邻交事战攻”，表达了大典禅师对文禄庆长之役的哀叹与反思。第六首又从陈寿《魏志·倭人传》写起，叙对马岛自古以来便是不毛之地，中间二联则叙述了对马岛和朝鲜之间互通贸易，藩中粮食多自朝鲜进口。结句因此感叹，日本应感激朝鲜之相助，不应再发动战争。相较于幕府在对外扩张方面从未停止的野心，大典禅师对于日本与邻国关系的认识及其对战争的反思则显得尤为可贵。
以上作品虽然在结构上不似《秋兴八首》循环往复，所摹写的意象也从夔府长安转变为日本的风土人情，在情感表达方面也更加复杂，但整体而言，仍继承了《秋兴八首》写秋景、寓感兴的传统，可谓不学其形，而求其神。当然，大量的拟效还带来了题材主旨的创新和情感基调的变异，日本文人拟效《秋兴八首》，并未拘束于原诗中肃杀的秋景与沉郁、悲凉的情感。例如东梦亭《秋兴八首》，其引云：“辛未秋，迫湖寓居，茅竹萧然。读书之暇，或与渔樵游山水间，虽其所到辄不甚佳境，亦江村幽居之一适也。欲遍记之遗同好者，才拙不果，聊赋此云。”如引所言，其诗所写俱是诗人江村幽居之经历，以第一首为例：
数日晴光稻半收，偶穿山麓度田畴。霜林果熟任鸦掠，石涧苔深见鹿游。独往攀峰樵迹绝，长吟憩树隐心幽。归途更过农家饮，浊酒樽前喜有秋。
字里行间可见秋日丰收、秋景幽静带给诗人的喜悦、闲适心情。草场佩川在这组诗眉批中云：“《秋兴八首》命题仿杜老，以别调出之，却与《游何将军林》数首相似，亦是君家渔樵问答。”他敏锐地察觉到东梦亭诗虽以“秋兴八首”命题，亦由秋景感兴，但其表达之主旨和情感都与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更为接近。又如赖杏坪《廨舍秋兴六首》组诗，记录了其平淡闲适的官署生活，“十室亦有苍生忧”“循良常愿吏民安”之类诗句，反映了诗人对民生的关注。此外，赖杏坪还有《廨舍春兴六首》《廨舍夏兴六首》，虽然所写景物已由秋景拓展到了春景和夏景，但其主旨与其《秋兴》一致，都是诗人关心桑麻、坦露心迹之诗作。
四、结语
杜甫《秋兴》依托杜诗文献、《唐诗选》和明人诗文集等文献，实现了在日本的传播与经典化；通过传播和阅读，又在日本本土的杜诗注本、唐诗选本注解以及诗话评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在文学创作方面，日本也兴起了拟效《秋兴》之风气，其中既有对杜诗即景感兴之传统和循环往复之章法的追摹，又有在题材主旨和表情达意等方面的新变。总而言之，书籍的传播，带来了文学观念更新，并促进了文学典范的确立，而《秋兴八首》在日本的“文本旅行”，既与中国杜诗学研究和中国文坛的发展息息相关，又促进了杜诗在阐释和创作领域的本土化。丹穆若什认为：“文学作品通过被他国的文化空间所接受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任何一部作为世界文学而存在的文学作品，都与两种不同的文化紧密联系，而不是由任何一方单独决定。”以《秋兴》为代表的杜诗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正有赖于其被东亚汉文化圈的文人学者阅读、阐释与拟效，同时其将中国文化与东亚文化“紧密联系”，从而也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经典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