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会越来越寻常
云南洱海滨的喜洲古镇，美国人布莱恩·林登操持的喜林苑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打卡地。不知不觉中，他在这里度过了花甲之年。当年他携家带口来中国寻梦，把这里破落失修的一处老宅修旧如旧时，自己也想不到会一待就是一辈子吧。
林登出生于并不富裕的家庭——如果家庭条件特别好，远赴海角天涯去白手起家的动力可能不足。他的故事或许印证了，普天下的冒险者、创业者或许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对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渴求，会迫使人去做出突破想象力局限的事情。都说人往高处走，实际上在人困难时，原本分不清哪里是高处，能活更好的地方就是高处。
中国向林登提供了这样的高处。林登的故事强有力佐证了，中国不缺乏这样的好地方，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让梦想落地的彼岸。林登曾向媒体坦承，年少时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在哪儿，更别说什么彩云之南，什么苍山洱海。等他来到了中国，居住在中国，才开始认识中国，了解它不同于美国的迷人风土和伟大传统。
我确信这样的故事慢慢不会再是新闻。从外国来到中国，认识和喜欢上中国，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林登的故事之所以一再冲击人们的视线，是因为这是早期发生在开放中国的一件事，也是因为他本人的生活实在是太精彩太富于戏剧性了。（刘功虎）
布莱恩·林登
来华四十年 扎根中国乡村
布莱恩·林登：我从“中国梦”中受益
四十年前，布莱恩·林登在芝加哥边清洗地毯边读夜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中国求学，并最终扎根中国云南一个古镇。最近，林登出了一本书《寻乡中国》，记录了他从“老外”变“老乡”的故事。
近日，长江日报《读+》采访了布莱恩·林登，听他讲述他认识中的中国。
“因为你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分子”
布莱恩·林登，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芝加哥人。1984年8月的最后一天，他搭乘西伯利亚铁路的一列火车在北京站下，开始在中国留学。他演过电影，曾跟随华莱士采访过*小平邓**，先后求学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京大南**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
看起来一路风光，但开头有些艰辛。
1983年一个寒冷的秋日，布莱恩·林登开着货车去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授家中，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洗地毯。
这位教授刚从中国回来，他递给林登一面中国*旗国**，请林登帮忙插到地图上的北京上。
林登有些窘迫，他只知道北京在亚洲，不太清楚具体位置。教授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接着请林登喝了一杯茶，向林登讲关于中国的故事。
林登听得入了迷。“你想一辈子都清洁地毯吗？”教授突然问。林登否认，但同时又有些沮丧——虽然美国很富，但自己是富国穷孩，半工半读才勉强读完社区大学和夜校。为贴补家用，他除了给人洗地毯，还从小干过油漆匠、加油站临时工、球童、家具修理工、售货员等工作。很显然，他一直在为生计发愁，没时间思考远方。
教授鼓励他：“如果我是你，我会去国外看看。不妨考虑一下中国。”
这话在当时听起来太荒谬。由于家庭拮据，林登家中从无任何旅行话题，更何况是出国。但接下来的日子，林登做起了梦。
一个月后，林登在夜校里看到一张展板，上面布满了各国的招生广告。绝大多数广告是彩色的，图片也很丰富，唯有一张海报颜色黑白、没有图，显得格格不入，上面只有简单几个字：留学中国——提供奖学金。
林登拨通了中国大使馆的电话，递交了申请表。几个月后，林登接到电话，他拿到了中国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
林登难以置信：“为何是我？你们确定选对了人吗？”
对方回答：“布莱恩，我们选择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劳动者，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分子，你可以从这个机会中获益最多。你的申请书感动了使馆中的每个人。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一个新的起点。”
回头看那段人生经历，林登感动不已，认为这是自己收过的最贵重的礼物：“1984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愿意为一个需要帮助的美国青年提供教育资助。”
《寻乡中国：林登的故事》 [美] 布莱恩·林登 著 中信出版社
扎根大理，当起村民
林登曾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旅行和工作，最终选择了中国作为他的家。
2004年起，他卖掉在美国的房子，携全家来到中国。为寻找第一个落脚点，他们探访过许多村落，在中国中部的稻田里，在丝绸之路的沙漠中，在雪域高原的喜马拉雅山脉上，最后选择了云南大理喜洲镇，当起了“村民”。
对林登一家来说，搬到中国农村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林登的初衷就是向世界分享关于中国的另类故事。
这些年，他与数百名政府官员打过交道，对他们产生了深深敬意：“他们每天辛勤工作，长期加班，并牢记自己的使命。这些人既是官员，也是我的朋友。”
林登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扶贫攻坚工作。他看到扶贫干部周末下乡慰问走访，自掏腰包给乡亲们购买食品和礼物，牺牲周末时间却不谈加班费和补贴，这让他感慨和惊讶：“我从未发现这些干部有哪怕一丝的不真诚。”
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建筑遗产进行精心修复和重新利用。林登认为，要想真正沉浸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到达中国农村。
林登在国家级*物文**保护建筑单位——喜洲商帮“八中家”之首杨品相先生的家宅的基础上，创立了民宿“喜林苑”，既创造了一个文化交流场所，也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访谈】
出生地并不一定带来身份认同，更珍惜自力更生的价值观
读+：对普通人而言，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身份认同”无法回避，正如很多海外华文作家都会着力去描写这一点。您在“身份认同”上遇到过问题吗？
林登：我的父母对“美国梦”深信不疑。*靠我**着勤工俭学读完夜校和社区大学，这听起来并不是一条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我都会质疑自己所走的道路。一个身穿清洁工作服的年轻人，推着笨重的清洗机，衣着体面的男女通常不会正眼看我。一次午休时间，我遇到了从前的棒球教练和他儿子，他们曾是我在北伊利诺伊州全明星队的队友。高中期间，我每年都入选全明星队阵容，来自芝加哥各地的教练都说我有当投手的潜质。然而他们从我的工装裤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的身份，于是他们匆匆将所点的堂食换成了外卖，以免在午餐时不得不和我坐在一起而感到尴尬。
我在攀登教育的金字塔阶梯时，一刻都没有忘记早年的那些不安和挣扎。进入斯坦福之后，许多同学自信满满地谈及家世背景、政治或阶级背景，这对我来说十分陌生。他们会以基督徒、犹太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意大利人、英国人、非裔美国人等身份来介绍自己。这些标签构成了他们所热衷的身份背景，但因为我对任何身份都缺乏同样的自豪感，难以引发我的共鸣。那些同学仅仅因为我的肤色、阶级和性别就把价值观投射到我身上。我无法理解这些所谓的偏见，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芝加哥附近开着一辆破旧的货车，拖着地毯清洁机到处打工来支付社区大学的学费，会让我在他们眼中变得无知和不诚实。
虽然我很欣赏同学们认同自身文化标准的自信，但我的身份认同是基于一种不断变化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基于出生地的地理和经济因素。我的价值观是从实践经验中锻造出来的，正因为不受任何身份的束缚，我成了许多不同文化和信仰的综合体。我欣然接受由人类存在的可塑性所带来的乐趣。
读+：也就是说，出生地不一定带来您的身份认同，恰恰是在后来的经历中，您获得了更多的认同感。
林登：对。在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叙事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传达，本质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但同时神话叙事也承认其美好愿景难以实现。它们是种指引，为如何过有道德的生活指了方向。柏拉图认为，追求这些美德是一种终生的自我修养之旅。
在中国，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同时代的先哲——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也信奉类似的价值观。诸如成为一个好朋友、好儿子、好父亲、好统治者的儒家理想，是个人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一种象征。柏拉图的理想往往脱离社会现实，需要一生的奉献和磨炼。儒家的价值观是入世的，为社会注入了一种润滑剂，使国家能够稳定运行。
自从来到中国，我已经将构成中国社会交往基础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内化。我不认为这些是压抑或繁琐，相反，我认为它们务实而自由。虽然我在美国出生长大，直到22岁生日后才抵达中国，但在内心中我已经成为中国人，因为我选择了内化自己认为更和谐、更具有社会可持续性的价值观。我在拥抱我所选择的生活时会获得一种解放感。相比我在斯坦福的同学，我觉得中国人更有亲和力。早年与那些同学的交往并没有将我同化，反而让我更加珍惜自力更生的价值观。
“老外泡泡”现象变多，应离开西方人舒适区
读+：您亲眼目睹了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那时您在亚洲已待了将近10年，已经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很低。又是几十年过去，您认为总体上是否有所提高？
林登：过去，每年我回到美国中西部，谈起亚洲的活力，几乎没什么人感兴趣。当时许多旅居中国的西方作家，像保护珍宝一样维护其对中国的有限了解。他们告诉全世界，这个国家是一个异域化的他者，没有他们的帮助，外界不可能理解中国。但他们很少走出自己的五星级舒适区，也很难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让自己真正融入西方“共同体”之外的中国。这些观察家们总是在同一家西方连锁百货商场购物，流连于北京和上海的同一家酒吧或咖啡馆。他们那些由酒精和咖啡因引发的关于中国的高谈阔论，往往局限于他们狭窄的舒适区，与现实相去甚远。我认识许多中国学的学者，他们自豪地吹嘘自己研究的是中国——这个国家，而不是中国历史、经济或中医，而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通过一门学科就完全了解中国。
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少数外国人来中国，多是来旅行，往往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当时在中国还没有明显的商业机会，所以文化兴趣似乎更受关注，显得更突出一些。当时的早期旅行者们必须得好好学习汉语，主动和当地人交朋友，熟练地在当地购物。而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的确改善了物质条件，对外国人来说便利了很多，但我认为，这种便利也会带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外国人习惯了只在外国人圈里玩，而不主动和中国人互动，也就是“老外泡泡”（expat bubble）现象，只愿待在“泡泡”里。对外国人来说，便利意味着不需要学习汉语了，不需要与中国传统互动了，也不需要与许多当地人交朋友了。如今只有很少外国人来中国是出于超越经济的目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除了三里屯和虹梅路之外，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水平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注：北京三里屯和上海虹梅路都是外国人扎堆的区域）
读+：为何会有“老外泡泡”现象，为何还会有那么多误解？
林登：中国人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应受到相应的尊重，这种尊重有时甚至超过了我们在美国的身份地位。中国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名人，然而很多人利用这种受之有愧的认可来定义中国，他们甚至从未离开过北方或上海的西方人舒适区。
抱着对既有价值观的道德优越感来到中国，某种意义上就拒绝了学习中国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难得机遇。西方世界对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非常自信，以致难以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挑战，尤其是价值观有时与西方不甚匹配的国家。我们过于注重差异，特别是消极层面，却对中西方无数相似之处视而不见。其实中国和西方都渴望社会和谐，中西方用同样的色彩来描绘社会图景，但我们却强调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在我看来，两种方法各有千秋，但很少有国家愿意理解和欣赏差异。
中国应自豪向外界分享之前的那4960年历史
读+：您在20世纪90年代曾回美国工作，做的也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工作。为何一直执着于这一点？
林登：回到美国，想看哪里适合建立一个国际交流平台。虽然美国的大学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有效地促进知识和文化交流，但我希望可以超越学术“象牙塔”，和那些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跨越太平洋，像我父母那样的普通人，分享中国。有些权威人士构成了许多外国人眼中关于中国的叙述，但那些不是我所认识的中国，我们希望提供一种平衡的观点，来改变某些短视和肤浅的认识。
我之所以想与大家分享中国，不是因为我自我膨胀，而是因为西方人没有意识到，一个建立在另一种不同文化和政治范式基础上的国家，对我们社会模式所构成的挑战。每年我回到美国，都会看到这个国家洋洋自得地陶醉于举世公认的霸主地位，而我的新家却把每分每秒都用于改善和赶超现有的大国地位上，我理解那种必须艰苦工作的焦虑和不确定感。
读+：您去过上百个国家，最后选择落脚中国，中国哪里触动了您？
林登：我对中国的尊敬之情不只在传统上，还有现代的。但是中国的现代故事，外界已经听到很多了，但这是四十年的故事。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四十年只在其中占很小一部分，我认为中国并没有有效地向外界分享之前的那4960年，我认为，中国应该运用它们，自豪地与世界互动。也许我向外传递的，并不是中国这浩浩荡荡五千年中最有价值的故事，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口。我讲述的是我在中国传统农村中的生活经历，是一个细致入微、真实质朴的故事。这里面有我对建筑遗产的保护的故事，我希望这项工作能向世界展示这个国家的另一面。
读+：您为何选择大理喜洲县？
林登：许多关于传统中国建筑的书籍都收录过杨品相宅这个经典案例，当我第一次走进去时，入口的细节之美、规模之大让我心生敬畏，它给我的感觉却又如此熟悉，让人起鸡皮疙瘩。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走遍了整个建筑群，被这个庞大建筑的每一个角落吸引，为复杂的木雕和精致的石刻感到震撼。
许多地方政府希望我们在当地投资，他们向我们展示那些物质文化遗产，都处于荒废或有待开发的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重建了许多老建筑，但很快发现，合理规划用途和修复翻新一样重要。有些*物文**古迹被改造成了迪士尼风格的购物中心，另一些则收藏了一些小型博物馆级别的普通藏品，但并不成功。一些地区允许投资者将建筑物改造成私人会所，对于开发商来说，这些不过是面子工程。不幸的是，即使有足够的资金来解决硬件问题，软件方面仍然十分匮乏。
我下决心来这里修复当地的部分文化遗产，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接管他们的文化遗产，不是为了从沿海城市引进工人和建筑师，也不是为了用进口豪华等车把客人们接送到所谓“中产阶级俱乐部”，或者只接待来访的有钱人。村庄才是我们项目发展的重点，村民们必须参与进来，也必须在社会和经济层面获益。我来喜洲，不是为了美化或改变他们的传统习俗，以迎合沿海地区游客的期望。相反，这个项目的宗旨是突出这里的文化生活，而不是对它进行舞台化的展示。
建筑周边的社会生活比建筑本身更能彰显文化
读+：“修旧如旧”其实比重建更难，为何不选择建一座“洋气”的建筑，也可以中外交流，而是选择更耗力耗钱的做法？
林登：中国原有的文化非常经典，永远会吸引经验丰富的旅行者。西方建筑师所设计的千奇百怪的建筑，正不断改变着许多古城延续千年的文化内核。设计越是浮华，对城市规划者就越有吸引力。中国成了建筑师们的实验场，不管他们的计划是否适合当地环境。在飞速奔向繁荣的过程中，中国也冒着摧毁自身特色的风险。我们希望建立一种以尊重当地居民为本的新模式，尊重我们所处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并确保旅游业能够惠及当地社区。我们的乡邻们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不必成为“工具”来迎合变化无常的消费者需求。
读+：您走过那么多地方，很多地方向您展示了建筑遗产，您认为中国的乡村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
林登：旅游产业的发展舞台，远非一幅空白的画布，而是建立在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建筑不仅应该受到现代和实验性建筑的影响，还应该受到传统建筑的影响，因为建筑的时尚感将会在十年内迅速失宠，而传统建筑的形式是在我们祖先与环境的互动和交流中形成的。
美国用尽了东部资源，就向西部扩张，通过城市化扩张来征服和重新占领自然，发现太平洋沿岸已经无土地可扩张时才觉察到危机。我担心中国学习19世纪美国的做法，不要以为这种发展进化是有益的，恰恰相反，它会把我们从自身的文化原型中剥离出来，让我们在各种随机性的风尚基础上重塑自我。脱离了文化原型和建筑实体的提醒，我们注定只能从变幻莫测的社会潮流中汲取自身的本质。
梁思成认为，对各个时期的*物文**建筑，我们都有责任进行重修与维护，尽可能地延续其生命。我也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建筑文化遗产是“乡愁”与归属感所在，是我们精神场域的守护者。我希望利用有形的伟大，来唤起人们对文化资源的敬意。
其实许多建筑周边的社会生活，比建筑本身更能准确反映当地文化，比如食品摊、小商贩和购物者，他们聚集在建筑物前，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文化活力仍显而易见。然而在中国，我们却经常把这种市井的活力从社会生活中剔除，使得林立的建筑赤裸裸地呈现在人群面前。如果没有这些活跃在周边社会环境的人，建筑物就会暴露出自身的不协调。
游客去一些热门地旅行，并非为了体验如同自己家般的舒适感，而是为了感受前人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国外有些旅游胜地的许多酒店，都坐落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里，通常窗户不大，管道也陈旧，很难真正将之称为豪华舒适。相反，这些酒店的“奢华”体现在描绘另一与今迥异的时空的能力上。来访者会欣然接受偶然的不适，而不是仅仅寻求奢侈的体验。
“我已从中国梦中受益”
读+：很多人去美国寻找“美国梦”，一般来说，寻梦是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去更发达的地方寻梦。很显然，四十年前的中国发展水平明显不如美国。
林登：“美国梦”并不一定只被定义为追求经济利益，就像很多人离开家乡远赴美国，也许是为了过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生活。那么“中国梦”到底要向谁开放？我认为，“中国梦”不光要在自己这片国土上发挥作用，也要立志于在这个国家之外发挥作用，尤其对那些已经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国家、正在寻找新机会的人。我已从“中国梦”中受益，但至今为止，我还远远不是一个中国公民，这对大多数与我相似情况的人来说，仍然非常困难。
读+：1984年，您是第一个登上中国银幕的外国人，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我没能看到电影，但我读过剧本，故事是身患绝症的美国留学生迈克·奥斯廷要在中国这个异乡走完他那年轻、短暂的人生旅程。您当初不懂中文演了这部片子，现在回头看，如何评价当时这个电影的剧情？
林登：在我美国家中储藏室的一个纸箱中，藏着这部电影的原版胶片拷贝。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这部电影了。对我而言，它是通往美好生活的第二个契机，这两次机会都是中国赋予的，虽然它距我故乡有万里之遥。
当时电影制片厂缺少会说英语的人，所以我在拍摄时不太了解电影的故事情节。其实在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到这部电影的来历。2009年，我接受了《大西洋月刊》詹姆斯·法洛斯的采访。法洛斯参与过由华盛顿一中学支持的中国项目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是以约翰·蔡德曼的名义建立的，他就是我扮演的原型。他于1982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但不久就不幸去世了。他的父母设立了“79中国研究基金”，目的是促进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有趣的是，2014年，这所中学成为我们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他们每年会到中国喜洲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体验式教育。
扮演一个在中国死去的美国男孩，这件事却让我在中国找到了重生的机会，这种讽刺从未离开过我的心。他的故事一直激励我，我想尽我所能去做一份光荣的工作。它提醒我们，即便是在政治紧张时期，只要愿意付出耐心，能够表达尊重，就能尽最大可能去弥合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情感和文化上的许多差异。我相信，在今天看这部电影，将比在过去看更有教育意义。我们希望中美两国之间能够保持友谊并彼此尊重。这是我来到中国的原因，也将激励我在这里继续努力。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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