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菼（1637—1704），字元少，号慕 庐，自幼随父读书。父韩馚文才勃发，名动朝野，文章“元气浑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发…” 被江南学政石申认定为状元之才，却因文风不合时俗只是个秀才。父死后韩菼随伯父读书。伯父韩馨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其文刊布国门却绝意进取，作为韩菼的启蒙老师，两人对他的影响很大，母亲周氏也是名门闺秀。因而韩菼得天独厚，自幼便受到特别优异的家庭教育。
韩菼少年时期即笃志好学、精通经史、贯穿百家。他反复诵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擅长诗词古文，集百家之精华 。韩菼深受伯父韩馨的影响，见明末政治腐败，失去民心以至灭亡，但也痛恨清军嘉定三屠、杨卅十日的*行暴**，更对清军因髮型在江阴*杀屠**十七万人的*行暴**深恶痛绝。同时也看到顺治皇帝亲政后能顺应民心，惩治贪官污吏，崇文兴教，倾心汉化。 韩菼幼年即考中秀才，却因家贫欠三升公粮被革除，冒名应试再中又被除名。应童子试时，文章竟被考官斥黜，并张贴在学府墙上“示众”。 探花徐乾学主考官到苏州，觉得韩菼文章非同一般，感叹说：“此文开风气之先，真盛世之元音也”。立即派人将韩菼请到住处促膝交谈，并当即收为门生，引荐入京，在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 韩菼才华出众，在国子监又得到前任状元徐元文（祭酒）赏识指导，同尊徐乾学和徐元文兄弟为师。但参加顺天府乡试又名落孙山。
后来主考官徐乾学在落选试卷中发现其文，才得以中举，并在康熙十二年癸丑科会试殿试中连捷。康熙皇帝阅卷后认为：“韩菼天下才，学问优长，文章大雅，前代所仅有也……” 。遂在韩菼的卷首批书“第一甲第一名”。
如果不是徐乾学这位伯乐能识千里马，韩菼可能和父亲一样，只是个四等秀才。韩菼的文章多数人都认为“最坏”，只有徐乾学和康熙两人却证明是“最好”，这一事实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康熙皇帝认为韩菼文章好，是个人才。便命他撰《太极图说》以进。三天后，又令他作两篇时文和诗进呈，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翌日又命韩菼把平日文稿全部进呈，康熙读后对韩菼的学识更加欣赏。便批谕结集刻印，并在弘德殿召见他，君臣畅谈极为投机。 韩菼中状元后，初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初修制科举文体。原来翰林院沿袭明末繁缛的文风，演变为空疏浮缛，不务实学专趋时好……。自韩菼就任后文风翕然一新。不久韩菼以修选身份讲起居注官，随从康熙皇帝参加各种重大活动，笔录于册按年编次起居注。康熙诏谕：“韩菼天下才，风度好，奏对诚实”。 清世祖顺治命编篡《孝经衍义》迟迟未完成，至是以韩菼任纂修。韩菼接管后，与儒臣通力合作完成。全书包括：[凡例]、[目录]各一卷，[经旨总要]两卷，《孝经衍义》百卷。
康熙十四年，韩菼任主考官主持顺天府乡试，康熙十五年迁右春坊右赞善，康熙十六年三月迁左春坊左先赞善。是年十月，康熙皇帝授予他侍讲官，待从康熙皇帝讲解经史。康熙十七年再任主考官，主持顺天府乡试(顺天府系京都考区，全国各地乡试纷纷仿效顺天府)。 由于康熙皇帝推崇备至大力支持四等秀才韩菼首创的文风，得以在全国迅速推广，默默无闻的文化改革进展极其神速，对清初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韩菼成为清代苏州诗文成就最高的状元(见苏州大学出版社及上海社科院出版的《苏州状元使》)。 由于他的制义对清代文风产生重大影响，有开先河之功，在他逝世四十八年之后，乾隆皇帝对他的制义仍旧推崇备至，追封他为文懿公，后来他的文集成为读书人必备之书(见《五百石洞天挥尘》)。 由于韩菼性尤喜故工制义，迄今遗稿天下传习，几于家置一篇。此后，乾隆皇帝还命古文家方苞选编《钦定四书文》，将韩菼的八股文作为典范选编其中。韩菼的这篇范文阐发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主要就社会政治责任与个人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根据题目，即孔子对颜渊所说的一句话“用之则行，捨之则藏，唯我與爾是夫”。韩菼自然巧妙地破题、承题，从“起讲”开始，先后就题目中的“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捨之则藏”，“唯我與爾有是夫”三层意思逐层议论，于全文的重点处反复申论，文章气势舒达，意无余蕴。 康熙十八年，韩菼告假回乡改葬父母。他在家乡一住五年。说明他这时已有激流勇退，归隐田园潜心治学的打算。
康熙二十三年，韩菼被召京仍任侍讲官，不久转为侍读。康熙二十四年，康熙亲自考试翰林院全体官员，当年顺天府乡试选拔韩菼文章的徐乾学第一，韩菼第二。韩菼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一月后擢升内阁学士。内阁学士仅次于内阁大学士，传达诏命及奏章，例兼二品礼部侍郎衔，是很有权势的大臣。 这时，韩菼入仕才十四年，扣除他请假回乡的五年假期，仅仅只有九年，便一跃成为朝中有权势的二品大员。无疑是当时青云直上的官员之一，但内阁学士是两派权臣争夺最激烈的官职。因而韩菼遭两派权臣嫉恨，竟动员他早日致仕退休回家，甚至有人公然威胁他尽快离去。韩菼见朝中两派明争暗斗势不两立。自已坚持中立无靠山，他又不贪恋*官高**厚禄，便说：“退休致仕正合吾意”。康煕二十六年，韩菼便毅然托病辞职回到家乡苏州，因故宅被兵燹还没修复，便在西山建房读书。 韩菼在西山隐居八年，更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学问，他从《六经》到汉儒的笺注，唐儒的义疏，宋儒的章句，无不悉心钻研，。他推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等名家经典著作，凡汉唐宋儒笺疏章句，靡不采获，而载其中。他还时常以诗词古文教导乡里后进。 韩菼重修韩氏故宅及家庙，正门在华春坊，过街楼中有石刻“华春坊记”，并在东北街树旗杆，还在娄门外另筑“郄轩”、“归愚咫”、“闻斗室”。乾隆皇帝御书“有怀堂”匾额。
韩菼回乡第三年，徐乾学被罢官回昆山。徐乾学是康熙九年第三名进士即探花。二弟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第三名进士也是探花。三弟徐元文顺治六年(1659)中状元，昆山三徐名扬天下。后因徐乾学不畏权贵弹劾大奸臣明珠，明珠被罢官得罪了明珠死*党**。明珠死*党**两广总督傅拉塔构陷徐乾学，一些官员也联名弹劾徐乾学，徐乾学被迫辞职回乡。 韩菼在家乡闻知徐乾学被罢官回家乡昆山,，便挺身而出，多次登门，百般慰藉，他不怕株连，撰写《上健庵师》诗八章，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为韵诗慰之情真意切。由于康熙皇帝也很爱惜三徐的才华，更信任韩菼的奏对诚实、辨解的有理，终使三徐得到从轻发落免于深究。
康熙三十三年，康熙皇帝命知有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具奏，大学士奏曰：“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韩菼文章诗赋俱优，”三朝国史典训一统志明史尚未成书，徐乾学、王鸿绪、高士琦、韩菼等在籍，诏令各纂一书，书可成”。康熙说:“徐乾学、王鸿绪、高士琦着来京修书，徐乾学之弟徐秉义学问亦优，并着来京修书。韩菼原系内阁学士告假回籍，不便与曾经处分之人一体修书，着以原官来京”。 康熙三十四年，重新诏命韩菼为《大清一统志》总裁。两月后，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三十八年，调吏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康熙三十九年,韩菼充经筵讲官，越级提升为礼部尚书，仍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韩菼回朝后，凡馆阁制诰、烧歌、郊记等诸作多出自他的手笔，康熙皇帝很赏识韩菼的才学和人品，诏谕说：“韩菼学问优异，文章古雅，旷古少见”。并下诏说:“韩菼天下才，风度好，所撰文章，能道出朕心中事”。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中也说："公于经史有起衰之功奉敇撰述及一切碎版之文，足以润色鸿业左右史乘数韵语者不及公也，而往人之言自足风雅，读者勿弟术之词句之间。” 韩菼的优秀作品很多，而且一版再版大量流传后世。在苏州、昆山、上海、南京江西、安徽、北京、台北等地及清华大学、徐州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计有《批点春秋左传纲目句解》、《春秋左传句解汇隽》六卷、《孝经衍义》百卷、《有怀堂文稿》二十二卷、《国朝文汇》(清朝全国优秀文章)甲集二十六篇收其十篇，《有怀堂诗稿》六卷、《慕庐有怀堂诗笺》二卷，《国朝诗别裁集》(清朝全国优秀诗词)收其诗十六首，还有《瀛州亭经说》初集、《续女戒》、《直庐集》、《诗疏集》、《四六文钞》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目》一卷，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三卷，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受满清皇帝赏识重用，仍能保持民族气节，敢于公开指责满清*政暴**。他著有《江阴守城记》记述清军因发型*杀屠**十七万多人(见《荆驼逸史》及《中国内乱外患历史丛书》)。
韩菼的文章“原本六经，出以典稚”。石韫玉说他：“今文复古”文章风格继承唐代韩愈、 宋代欧阳修。邓之诚说他“文学欧(阳修)曾(巩)，甚有法度……纪事多足征一时掌故”(《清诗纪事》)，沧浪亭名贤赞语：“不茹不吐，中立自强，今文复古，继韩欧阳”，《清、史稿》说他“负文章名，而立朝树风概”。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载：“其举子业，以古文为时文，大则鲸鱼碧海，细亦翡翠兰召，辁材小生率瞪目不解为何语及掇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时。于是一哄之市，三尺之童，无不知有墓庐先生也者。残膏剩馥，沾丐后人，起襄之功，直比昌黎(唐代韩愈)山斗矣。”《晚晴移诗汇》云：“文懿善举子业，以古文为时文，诗名颇为文掩，人罕知者其自序尤深挹损报之意，然其刻露性情，吐纳风雅一种要眇之思，生动之致，缠绵往复，每令读者掩抑抵徊，不能已已，固卓然成一家言。”沈德曰：“公于经义，有起衰之功奉敕撰述及一切碑版之文，足以润色鸿业，左右史乘。韩菼诗学唐代，颇温厚有旨自成一家，只是他文名太重，因而诗名反而被掩盖了。 韩菼不但文章对清代文坛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国家大事都旗帜鲜明，他平时沉默寡言，但遇大事却旗帜鲜明侃侃而谈，刚直不阿。他在对策时，对吴三桂等藩王指陈深切，毫无顾忌。修永定河工程时，道府官吏采用捐纳办法，户部上书请推广，独韩菼坚决反对。永定河臣请广开苛捐杂税，韩菼却坚持不能再增加百姓负担(他著有永定河祭文、碑文及河工停)。
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韩菼继续上疏称病辞职，康熙皇帝便不高兴了，诏令说，“韩擅长诗文而屡被用，官至礼部尚书兼掌翰林院事，他对吉士不勤加教习，竟每天带着他们喝酒，使庶吉士怠于学习，各部大臣商讨国事时，韩菼也只随声附合几句不再直言(不听直言反怪人不再直言，颠倒是非蛮不讲理)，他的行为不如他的才学，他如今知罪托病求罢，不合臣子之义”。命他仍留任礼部尚书，兼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戴罪立功。 康熙四十三年。韩菼病重，再次上书乞求辞官，这次确实是病重了，康熙皇帝却误以为又是托病还是不允。这一年八月，韩菼病死在礼部尚书任上，终年六十八岁。他的追悼会很隆重，第二年移葬长洲县光福镇南凤凰山。韩菼的好友浙江秀水朱一尊为他撰写墓志铭。另一好友方苞，为他撰写墓表曰：“公之生也，众以为贤，而自视乃缺然。公之殁也，人为之悲，而乐其如归。更千秋而万岁，孰能察公之时义，而识其心之精微。” 韩菼死后，诸生请于官，特建专祠在苏州，娄门唐家巷内有“韩文懿公祠”，俗他名“状元浜”，祠前带水塔影倒映时隐时现，内悬康熙皇帝特踢御书“润色鸿业”匾额。 韩菼擅长八股文闻名全国，他的八股文曾作为文章典范，他的制义对清代文风产 生重大影响，有开先河之功，是一次文化改革。
乾隆十七年(1752)，韩菼死后四十八年,，人们对康熙年间的状元韩菼早已淡忘，乾隆皇帝却没忘记，他诏谕内阁：“故礼部尚书韩菼，雅学绩文湛深精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揩则”。从前没有请谥如今加恩追谥，以示褒荣，追封韩菼为“文懿公”。由于尤喜故工制义，迄今遗稿天下传习，几于家置一篇。以致后来他的文集成为读书人必备之书(见《五百石洞天挥尘》)。沈德潜也评价韩菼“有振经学的贡献，文章为时所重影响深远”，还为他撰写《韩文懿公祠记))， 蒲松龄名著《聊斋志异》，有一篇《元少先生》，描写韩菼学识渊博，被阎王慕名请去当家庭教师的神话。说明韩菼是当朝大文豪，与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三人并称“顺康四大家”。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州状元》，作者李嘉球认为“韩菼是清代状元中对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状元，也是清代苏州状元中诗文成就最高的状元公”。 （资料来自《中华韩氏通鉴》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