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7月28日，《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去世，享年76岁。陆谷孙一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专于英汉词典编撰和莎士比亚研究。
陆谷孙是浙江余姚人，1940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陆达成毕业于上海的中法学堂，后谋职于董浩云（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之父）经营的中国航运公司。上世纪50年代初，许多沪人南下香港，陆达成却反其道而行之，回到上海。陆谷孙曾回忆童年在余姚老家，父亲对他们兄弟姐妹的管教严格：一方面要求儿子背诵唐诗、看朱子家训、古文观止；另一方面每晚讲授法国文学——陆达成毕业于上海中法学堂，曾经“单日学中文，双日学法文”，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叙事文。他向儿子灌输这样的信念：书一定要读好，做一点一画、规规矩矩的读书人，把书香一代代传下去。
说起来，陆谷孙学习英语真是有点阴差阳错。1949年建国后，中国与苏联老大哥是一家亲，俄语才是中学的必修课，像我们的父辈，只要是读过中学的基本都会两三句俄语。陆谷孙和其他中学生一样学习俄语，甚至热情更高。他背普希金的诗歌，读屠格涅夫和契科夫，每个礼拜天到中苏友好协会跟着俄国外教学唱俄语歌。不同的地方在于，下课以后，陆谷孙常常会走很远的路到沪江电影院旁的小书摊，每个月花两块钱，借各种文学书籍。他尤其爱看翻译的英文书、法文书，比如《红与黑》、《三剑客》、《茶花女》等等。
父辈教育带来的影响伴随了陆谷孙的一生，1957年，17岁的陆谷孙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希望追随父亲的脚步学习法语，不料第一志愿北*法大**语系落榜，转至复旦英文系。
他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英文，成为了一个英语痴人。17岁才驶上英语快车道的陆谷孙，曾总结自己学英语的诀窍：第一，非常机械地模仿，“像小和尚念经，千百次的模仿，你就学它那个腔调，到惟妙惟肖、滚瓜烂熟为止”，“有时候你不要去考虑它的内容，就机械地背。甚至不过大脑，就是让舌条和口腔劳作”。第二，要慢慢地进入到内容，不时地跟中文做比较，在模仿的基础上有时候停顿一下，想一想跟中文有什么区别。第三，要晓得英文的历史，英文受欧陆日耳曼语的影响，形成古代英语，更重要的是1066年的“诺曼征服”，带进去法语的影响，拉丁等罗曼语族的影响，“所以，在英语里有那么多字形完全一样，但是意义不同；字形完全不一样，但是发音相同的”。
那时期的复旦大学，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政治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弥补不足，陆谷孙想尽各种办法学习英文。一段英文材料，陆谷孙会反反复复地听，精确到每一个单词。他记得那时候听过一段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文章，这个记者以首先发表了毛*东泽**“一切*动反**派都是纸老虎”的言论出名。陆谷孙像得了强迫症似的要把文章里的每一个词听明白。
1965年，陆谷孙硕士毕业，被分配在外文系留校，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媒体的采访中，陆谷孙回忆这个时期说，“‘文化大革命’来了，成天都是革命。我又不会革命，被打成逍遥派，逍遥派干什么呢？就是看书。看完书以后就和小朋友们讲故事，《基督山恩仇记》我可以全本讲下来。因为*人帮四**的关系，我反倒读了不少英文书。”
1970年，没有资格教书的陆谷孙被分配干了一个从此与他相伴一生的工作—— “工人毛*东泽**思想宣传队”让他去编《新英汉词典》。
在那个政治敏感性高于一切的时期，编词典也是一个政治事件。比如首先要把以前国人编选的大词典里面的毒素清理出来，进行批判；还要把最先进的*革文**时代的词汇收录进来进行对外宣传，要把毛*东泽**语录、革命样板戏、上山下乡等文明成果进行包装宣传。
《新英汉词典》前后编了五年时间。这部编写于“*革文**”时期的《新英汉词典》自1975年第1版问世后，创造了中国辞书出版史上的销售奇迹——一本字典卖出了超过100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