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勇
花灯，是解放前盛行于耒阳城乡的一个小剧种，俗称“唱灯”。耒阳周边地区，也有流传。不过，名称略有差异，在耒阳、衡阳、常宁一带称之为“马灯”,攸县、茶陵一带称为“地花鼓”,安仁一带称为“花灯”，永兴江左一带也叫“花灯”，江右则叫“唱调”。1954年，湖南省文化局将这种流行于湘南地区的民间小戏剧种统一命名为衡阳花鼓戏。1983年，编修《中国戏剧志·湖南卷》时改名为衡州花鼓戏。
耒阳唱灯，究竟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毕竟每一种文艺形式从萌芽到发育，再到成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据1998年版《衡阳市志》记载，清代中叶，在灯会、采茶、傩舞等民间歌舞基础上形
成衡州花鼓戏，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清代同治年间，唱灯就在耒阳流传开来，距今已有近二百年可考的历史。
据1993年版《耒阳市志》记载:“清末民国初，耒阳东西南北四乡盛行花鼓戏(唱灯)。”同时还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各乡镇都成立业余剧团或文艺宣传队，全县共78个”。这些文艺团体，主要以唱灯和演出湘剧为主。当时的耒阳，人口只有50余万，而业余剧团却多达78个，足见当时耒阳的民间文艺的活跃度。据老艺人匡健平回忆他所在地太平圩乡板冲村，从艺之人甚众，能登台演出者就有四五十余人。
自古以来，耒阳传统民间小调和歌舞都很发达，耒阳唱灯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与灯会、采茶、山歌联系十分紧密。耒阳唱灯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湘剧、木偶戏、皮影戏等其他戏剧形式的影响。在声腔、演出剧目上也多有借鉴。清末民初，耒阳唱灯出现“半灯半戏”局面,即引进了湘剧的南北路。艺人叫“雨夹雪”,老百姓叫“半灯半戏”。即小生、小旦、小丑唱花鼓调，老生、花脸唱南北路。这种状况持续到建国初期才逐渐改变。
耒阳境内的古刹庙宇甚多，宗教活动繁盛。敖山庙会、公祭大禹、各地拜章等，经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宗教活动对耒阳唱灯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每有大型宗教活动，“唱灯”是规定动作。如农历5月23日的敖山庙会、每年唱灯唱戏至少是一个礼拜，多的时候是半个月。
在耒阳，至今流传一句话叫“高台唱戏，矮台唱灯”。高台唱戏的是有名称的“戏班”，如“春华班”、“春台班”、“吉祥班”,演出的内容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般是被有身份的人发贴子请过去演出，唱的是“湘剧”;而矮台唱灯的叫“草台班子”，是没有班名的，演出的内容多为仙妖鬼怪、民间传说，一般是串村演出，几条凳子，几块门板就可搭成一个戏台，有时甚至连台也不搭，就在平地上表演，唱的是“花灯”。如果说，湘剧是阳春白雪，那么来阳花鼓戏则是下里巴人。正因为它的产生和形成都在民间，而不像其他剧种那样先由宫廷、上层社会提倡然后再传到民间，因此极具群众性。
耒阳唱灯的早期班社多为业余性质，一般一个班子有前台(演员)9人左右，后台(乐队)5人左右，有的班子演员与乐队没有严格分工。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在旧时，普通人难得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许多唱灯演员都是目不识丁。因此，带徒学艺，靠的是口口相传。
这些唱灯班社基本上农忙务农，农闲从艺。解放前，郴州安仁有请耒阳班子去唱“禾戏”、郴州宜章有请耒阳班子唱“愿戏”的传统。何为“禾戏”？就是在每年插田后到收前这段时间，因为农事不紧加上村民希望通过唱灯来祈求风调雨顺，所以便全村集资请班子前来唱一两晚灯。耒阳班子一去，往往是这个村还没唱完，另一个村又派人来请了。很多班子一去郴州，往往要唱上一个多月才能回耒阳。“愿戏”和“禾戏”大致相似，只在时间上有差别，“愿戏”一般从元宵节过后就开始，一直唱到春插时节。
旧时艺人身份低贱，唱灯被列为下九流。许多艺人之所以从事这一行当，多为生活所迫，为的是利用闲暇时间赚点外快补贴家用，帮家人填饱肚子。相比木匠、铁匠、泥水匠等其他工匠，唱灯艺人的工钱要低一些。为了提高收入，唱灯时往往会根据情况增添“讨彩”的环节每到一戏的悲情之处，演员便会大打悲情牌，句句恸人，声声泪下，让台下观众大受感染，一些泪点低的观众跟着演员哭成一片。这时演员便会乘机向观众讨彩，遇上场面较大的时候，还会另有演员帮忙，用竹篙提着竹篮向台下观众“讨彩”。这种“讨彩”环节，类似于今天的“打赏主播”。遇上大方的观众,有时一夜的彩头还多于演出的工钱，甚至超过好几倍。当然，行有行规，每个班子对当晚演出是否“讨彩”都会有很好的把握，譬如到一个比较贫困的村子演出，就一般不会有;同一个村子演出几天，也只会讨彩一次，以免双方难堪。
表演上，耒阳唱灯具有载歌载舞、轻松活泼的艺术特点。歌舞与剧情结合紧密，有的戏的主要情节都是以歌舞形式出现。如《毛子金打铁》《刘海砍樵》《磨豆腐》等里边的拉风箱、砍柴、磨豆腐等动作，都是根据实际生活加以提炼和美化的舞蹈动作。另外一个表演特色就是表演非常细腻、甚至夸张。在《安安送米》中耒阳仁义茶丰艺人谭树杞扮演花旦安安，表演时声泪俱下，哀婉凄惨，演得活灵活现，台下观众无不动容。耒阳唱灯的唱腔很有地域特色，曲调很活泼，用呐子和锣鼓伴奏，耒阳花鼓戏主要有呐子牌子、川子调、小调三种主要声腔，并有少数杂腔，音调高亢、热烈、抒情，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田野山歌风味，表演形式贴近生活。
在伴奏上，耒阳唱灯分文、武场。文场以管弦乐伴奏，新中国成立前仅有南胡、唢呐两种乐器,后来逐步增加了二胡、三弦、扬琴、笛子、琵琶、提琴等，但主奏器仍为唢呐与南胡。老艺人说:“不会唢呐不算左场(文场)”。武场以打击乐伴奏。在早期六至八人班时,仅有两人运作，打鼓兼小钹，打大锣兼大钹，小锣多由检场的学徒兼任，鼓点也较简单。
耒阳唱灯早期的传统剧目多无固定脚本，小戏只有小调唱词是固定的，白口全凭演员即兴创作。大戏只有故事梗概，艺人叫“乔路”。每晚演出之前。先由有声望的老艺人讲“乔”，即分配角色、讲述故事梗概、出场先后、包袱扣子。然后由艺人到台上即兴编奏，叫“水词”;借用或固定的关键性台词叫“钉子”。因此同一出戏，因演员而异、伸缩性很大，艺人把这种情况叫“江湖十八根路、路路相通。”经过长期的演出实践,历代艺人主要运用口头创作方式,互相取长补短。才逐步使剧本趋于定型。
耒阳唱灯因不局限于在耒阳本土演出，经常要到周边县市演出，甚至南下广东，所以演员表演多用衡郴官话，偶尔杂用土语乡音，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在演出时，时常有一些艺人为制造观众笑点，插科打诨，创作一些荤段子，让台下观众捧腹大笑。从这个角度来看，来阳花鼓戏颇似东北二人转。
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社会*乱动**，耒阳唱灯日渐衰落，班社所剩无几。40年代日军侵入耒阳后、演出几乎停止。建国之后，文艺事业迎来了春天。1958年为满足群众对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来阳从业余剧团、业余宣传队抽调名角，组建县文工团、演出以花灯为主。1960年、县文工团改名为县花鼓剧团，耒阳花鼓戏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队”、耒阳唱灯开始从草台班子，走上剧院舞台，成为雅俗共赏的文艺之花。耒阳花鼓剧团成立后，不但上演少数传统优秀节目还整理修改移植新编剧本脚本，将耒阳花鼓戏推上艺术巅峰。在七、八十年代,耒阳花鼓戏剧团表演水平在郴州地区首屈一指,在外巡演时出现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盛况。仅1983年，演出花鼓戏440多场观众达40万人次。涌现了李夏英、夏美波、陈玉湘、伍曼丽、刘桂英董湘萍、梁中成、梁雀萍等一大批优秀演员。1985年，花鼓戏剧团解散后，剧团青年演员伍宇娟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成为全国电影明星。
如今，虽然没有了官方花鼓戏剧团，但耒阳一些民间花鼓戏剧团依然十分活跃，如水东江花戏剧团，就是其中的代表。耒阳民间至今还有一个传统，家里有生日喜庆，或是重大活动的时候，往往会请花鼓戏剧团来演出，热闹一下场面，轻松明快的唢呐和激越响亮的锣鼓，又将唤醒人们对这一古老乡土艺术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