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写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中国古代的学者只能想象自己的眼睛能看到万里之外，但怎么也想不到今天我们真的能做到“声传千户，视通万里”。
直到今天，不少小朋友肯定还记得《西游记》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就是这两位小仙当时协助天庭诸仙捕捉到了大闹天空孙悟空的实时信息；还有《封神榜》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眼观千里，耳听八方，商纣王把他俩差往前线，协助大元帅袁洪与西周丞相姜子牙作战。
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超凡想象力，他们在神话中所预言的，已经都在神州大地变成了现实。
回顾一下吧。
新中国成立前，邮政信件是占主导地位的民间通信方式，尽管速度有点慢，但一封封书信上承载着许多人们之间的脉脉温情。那时的电信业务，主要是电话和电报，但费用过于昂贵，是“王榭堂中物，难入百姓家”。建国后，一个邮筒和一辆自行车还是国内许多邮政支局的“奢华”配置，许多偏远的地区还是依赖人工步行投递信件。
不知道你读过1983年发表于《萌芽》杂志的短篇小说《那山那人那狗》没有？1982年，作家彭见明在中国湖南西部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工作，那时那地没有电话，与外界的联系是靠信件。因此他只能去只有一个人值班的乡间邮政所收发信件。邮政值班员对他说，邮政工作极辛苦，邮递员挑着邮包，长年累月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来回一趟邮政所和人们家中需要四天时间，老邮递员这么一走就是几十年。作家很感概，于是就把许多邮递细节和邮路故事汇编写成了小说。直到今天，我们去读这个优秀短篇，依然很感动和感激那一代通信人付出的万般艰辛。
其实那一代通信工作者主要包括邮政工作人员和电信工作人员，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邮电业务并未分家。国家机构里面有一个邮电部，下面的省或直辖市只有邮电管理局或者邮电厅；再往下分到各个省会中心市、地级市或区、县及镇，会对应有邮政局（或邮政支局）、电信局（或电信支局）。不管城镇还是乡村，在80年代前，电话还未真正普及到户，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人群汇集地（或单位、或居民小区、或村镇等）才会有一门公用电话，还配备有专人值班。当时，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目标口号似乎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通信事业惠及百姓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电话开始走入家庭。1981年，国家开始允许普通百姓家庭安装电话；也就是这一年，转盘式电话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中；因为转盘式电话拨号麻烦，后来，按键式电话机开始落户越来越多人们的家中。
1983年，无线寻呼机（也称BP机）进入了中国。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见过BP机，当时通信业务的先进性就体现在：佩戴BP机的用户可以时时处处被找到，你只要通过电话拨打另一个你要找的人BP机号码，这个人佩戴的BP机就会发出声响或者开始震动，被找寻的人就可以收到你拨打的电话号码，那么他就可以回拨电话给你。那个年代，拥有BP机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笔者记得，那个年代的“大亨”往往故意把BP机配个皮套，挂在皮带上，然后皮带扎在上衣外面，露出BP机，给你看看，似乎在说“嘿，哥们有个BP机，有事呼我哦”。
皮带上别着的历史阶段没过多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就开始吹遍神州大地了。上世纪90年代左右，一批又一批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先富起来的人们，除了开始在家中安装当时昂贵的电话，开始装配砖头似的模拟制式移动电话机（俗称“大哥大”）。
“大哥大”，这名字多响亮。在那个年代，“有部大哥大，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哥大”成为一种成功人士的标配，一个象征身份地位的工具。为什么会这样称呼，多数人比较赞同的说法是来源于港剧中。香港、广州等地的人们为什么把当时的移动电话机叫做“大哥大”，原因是香港警匪片中的社团组织成员，资格老的一般被喽罗们尊称为“大哥”，而资格更老或势力更大的大头头则称“大哥大”。由于香港警匪片中的“大哥大”在银幕上经常是以手握移动电话机的形象出现，因此人们便把这种移动电话称作“大哥大”。
据当时一个拿到大哥大的中国人徐峰回忆道：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000元；吃饭喝茶过程中，把“大哥大”往桌上一放，就像押上了一个富贵的筹码，立刻会获得多一份尊重，生意谈判也因此变得轻松。电信部门当时对市场潜在需求估汁严重不足，造成“大哥大”供不应求，高端人群为了得到它，常常需要找领导批条子，找熟人走后门，社会上还出现过炒卖“大哥大”的不法现象。1993年时，“大哥大”的*市黑**价甚至炒至5万元一部。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叶，“大哥大”已经不再流行，黑白屏手机开始面世并进入我国，当时中国的移动通信终端几乎完全被国外的手机终端控制。因为这类GSM手机携带便利，价格和装一门固定电话差不多，因此迅速被人们接受，开始进入日常生活应用。
进入21世纪后，种类丰富的移动手机开始出现，除了支持上网外，那时的手机还支持摄像和听歌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佩戴属于自己的手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方通信公司（简称东信）因为前期率先与摩托罗拉合作，代工过摩托罗拉手机，成为中国第一家引入移动手机生产线的厂商；而在后期的技术积淀中，东信推出了中国第一款国产手机，也是中国第一部通过欧洲FTA认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
非常可惜的是：东信手机没有活到今天，在2001-2003年有过短暂的高峰发展期之后，东信手机由于产品质量等问题，面临巨大亏损，虽然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咯，但依然逐渐从手机市场销声匿迹。而同时期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国品牌才刚刚在中国站稳脚跟，逐渐发力市场；而华为，联想等国内品牌还尚未大力发展手机市场。
2009年1月7日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日子。当天，中国政府发放了3G牌照，中国提出的TD-SCDMA被3GPP纳入到3G技术国际标准，成为继WCDMA、CDMA2000之后的第三个国际标准，中国从此跟上了世界移动通信发展的脚步，开始发出“中国声音”。
2013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发放了4G牌照，中国提出的TD-LTE成为与LTE FDD并列的4G两大国际标准。时至今日，我国在4G基站建设规模、4G用户数等重要指标上还遥遥领先。客观上讲，由3G到4G建设，我国提出的标准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跟随到并跑的重要发展时期，经过中国通信企业的砥砺奋进和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开始引领全球通信技术发展的潮流。
从2016年开始，美、日、韩、欧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布局和部署5G商用网络。同时，各国的主流运营商纷纷推出自己的5G规模商用时间表。
在这一轮竞争中，中国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成功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2016年1月7日，工信部在北京召开5G技术研发试验启动会。引领中国通信业的运营、系统、芯片、终端、互联网企业以及高校等单位10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部署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由IMT-2020（5G）推进组负责实施；其主要目标是支撑5G国际标准研制，促进全球5G技术标准形成，推动5G研发及产业发展。
2016年3月17日，“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5G商用”。此后，工信部出台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到‘十三五’期末，5G启动商用服务”。
2018年6月27日，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移动大会上，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亮出了时间表：计划到2020年，实现5G网络正式商用。中国大唐公司发布了《5G业务应用白皮书》，分别从四大维度展开，阐述大唐对5G业务价值和商业模式的理解，打造5G业务落地的示范效应，为5G在垂直行业的应用指明发展方向。
2018年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随后，工信部许可三大运营商开展5G系统试验，国内相关企业也迅速抓住这个商机。
2018年12月，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称：根据三大运营商的规划，中国在2019年上半年实现5G网络预商用，到2020年实现5G网络正式商用。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公司表示，将在2019年上半年发布搭载5G芯片的5G智能手机，并将在当年下半年实现规模商用。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5G将带动中国直接经济产出6.3万亿元、经济增加值2.9万亿元、就业机会800万个；在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总产出10.6万亿元、经济增加值3.6万亿元、就业机会1150万个。
2019年6月6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这意味着酝酿多年的中国5G商用大幕正式拉开。预示着2019年我国5G商用开启。这在全球通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有一组发展趋势数据描述，我们要注意，如下：1978年，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总数只有192.54万户；到2017年底，我国电话用户规模已达16.11亿户，跃居世界第一。移动电话普及率由1995年的0.3部每百人提高到2017年的102.5部每百人。同时，网民由1997年的62万人激增至2017年的7.7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9.1个百分点。来自三大运营商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5.7亿户，普及率接近84%。尤其是随着国家提速降费政策落地，新增用户规模创10年新高。
总而言之，就终端用户群体规模而言，中国在通信行业的发展令全球瞩目。通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我国电信业务总量从1978年的19.17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65555.73亿元。移动电话的普及应用、宽带网络的技术革新、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通信行业的每一次发展变革都实实在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崭新活力。
中国通信行业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令世界侧目的飞跃，离不开国家的不断改革试错和对行业发展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通信人的艰辛付出。
最后，用一个官方的答记者问来作为结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9年9月20日下午2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其中，华尔街日报记者问：我想提一个问题，在过去20年中国的电信业成为了中国最有竞争力以及最富活力的产业之一，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取得了发展，今后如何来保证三大电信运营商取得更快的发展，并且避免腐败。我想问一下，在港交所上市让这三大运营商上市会不会提供一定的帮助，助力他们的发展，谢谢。
闻库司长回答：谢谢你的提问。你刚才的提问本身也是对我们通信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我想说，中国的电信业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原来的政企合一到政企分开，走向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率先上市融资，谋求突破。可以这么说，中国电信业的改革从未停止，应该说是成功的，也是有效的。正如刚才苗部长也说，通过市场的竞争，我们通信业整体上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运行效率，使得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从极端落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电信服务质量改善了，电信资费下降了，最终广大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回顾起来看，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第一次在中国基础电信领域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随后经历了多轮改革重组，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个市场竞争主体，在中国的电信市场上，电信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1997年，邮电部把广东、浙江两个省的移动业务注入了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率先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这个公司后期改名为中国移动。此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先后登陆海外资本市场，通过上市，三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拓展了国际视野，创新了经营理念，对标国际最领先的电信运营企业，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极大激发了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使传统的国有企业面貌一新，先后跻身于世界500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改革将会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进步，促进电信市场的健康发展。
最后，还得补充一句我说过的老话：以上只是个人浅见，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供大家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