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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碧云
编辑|小鱼
1978年6月，天津市调来了一位出色的市委第一书记，叫做林乎加。
自他上任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不仅解决了天津市民的早餐问题，而且还在当地筹建了10所高校分校，一举解决了8000多名大学生的入学问题。
然而，就在林乎加兢兢业业的为天津老百姓做实事的时候，同年10月，他却突然接到了中央的又一调任通知：马上回北京，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林乎加听到后哭笑不得，对*国锋华**“抱怨”道：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
那么，这个林乎加究竟有何能耐，为何会如此受到中央的重用呢？
与其他一路历经波折的革命老同志相比，林乎加的家庭背景算得上是十分优渥。
他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长岛，父亲是一位商人，精明能干，尤其擅长经营之道。
在当时那个军阀割据、战火四起的年代，林家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是越做越大，累计了万贯家财，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
林乎加的父亲有意将儿子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于是从小便把他送进学堂读书识字，课外之余还会带着林乎加走进商铺，传授其经商之道。
而林乎加也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打小就学习成绩优异不说，就连算盘打得也是啪啪作响，可以说得上是个经商的好苗子。
但就在林乎加的父亲对他一番精心栽培，终于等到其长大成人，即将继承家业时，林乎加却走上了另一条路。
那是在1936年，彼时刚刚二十岁的林乎加深受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放弃了父亲早已为自己铺好的路，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他的父亲得知此事后气得还大病了一场，因为他实在想不通自己的儿子为何放着偌大的家产不继承，而非要跑着去闹什么革命。
当时，父子二人为此事，还冷战了一段时间。
后来在林乎加的一番劝说下，他的父亲终于妥协，尤其是知道儿子做得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大事业时，林父更是倾尽全力的支持儿子的事业，并且为儿子买*器武**装备提供了不少的资金支持。
1938年，林乎加加入了中国*产党共**。此后，他又先后担任了鲁南、鲁中的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以及*共中**山东泰山地委书记等职位，一直活跃在山东一带进行抗战统筹以及群众的宣传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林乎加又担任着浙江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等工作。由于工作能力出色，1962年林乎加被调任至国务院。
1964年年底，为了全面开展全国的统筹工作，毛主席决定亲自成立一个“计划参谋部”，俗称“小计委”，并且派周总理全权领导负责“小计委”的日常工作。
周总理接手此事后，在人事任命方面却发了愁。
彼时的那些革命老同志，要论打起仗来，都是一流的军事家，但是搞起农业，却是少有合适的人才，所以派谁来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就在此时，毛主席亲自点了一名将，这个人正是林乎加。
其实早在1956年林乎加在浙江省担任省委书记时，他便曾主持过浙江省当地的农业工作。
当时，为了扭转浙江省农业生产的颓势，林乎加几乎把浙江省的各个县全都跑了个遍，深入考察农民的切实诉求，并且取消了省内的粮食供应票证。
林乎加的工作成绩，毛主席也早有耳闻，于是便将林乎加调任至“小计委”的副主任，全权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
而林乎加也果然没有辜负毛主席与周总理对他的厚望，后来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便是林乎加亲自主持编制的。
然而，这还仅仅是林乎加精彩人生经历中的一个小小的开端。
1973年，在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批示下，林乎加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在*秋里余**手下继续工作。
彼时全中国上下有许多“旧疾”需要根除，尤其是作为经济城市的上海更是满目疮痍，诸多问题急需解决。
在此背景下，*国锋华**决定临时成立中央工作组主持上海的工作，成员包括*振华苏**、*志福倪**、*冲彭**等人。
为了促进上海经济的快速复苏，当时，*志福倪**曾向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秋里余**请求帮助：希望国家计委能够派出一个懂经济的人。
而*秋里余**听后也是立马推荐了林乎加。
就这样，在*秋里余**的指派下，1976年，林乎加重新南下，来到了上海，主持上海市经济方面的整顿工作。
因为有了先前在浙江省以及全国农业的工作管理经验，所以此次到达上海后，林乎加工作起来似乎更加得心应手。
他不仅将自己多年来的城市治理经验进行了总结，而且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应用到了上海，很快便使上海的经济能力得到了恢复。
同时，林乎加将深入群众这个理念应用到了其他事情当中去，很快便恢复了上海的经济活力。
在上海待了不到两年，受中央的委托，1978年6月，林乎加又来到了天津主持工作。
初到天津时，林乎加更是不分昼夜的进行着改革工作，他白天便衣着便装，前往各个地方进行考察民情，晚上便召开会议听取各个居委的干部汇报，很快他便发现了天津市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当时，天津市虽然是直辖市，但是相比于其他直辖市来说，高校教育资源却是短缺。
虽然1977年国内便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但是由于当地大学较少，招生名额有限，导致很多学生都无法考进大学，更别提接受高等教育了。
长久以往，只怕是天津市的高等人才资源将会越来越少。
林乎加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于是他上任后不久便立即主持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会议，并请来了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以及天津大学的校领导，一起商讨对策。
在这次的教育会议上，林乎加语重心长的对众人说道：我们本次主要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没有扩大本地招生的可能性，尽量把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全都录取下来。
林乎加话音落下后许久都没有人敢做声，因为扩大招生这件事实在是难办。天
津市的大学总共就那么多，教室以及宿舍根本容纳不下太多人，况且扩大大学招生名额属于教育部的工作，也是很难得到审批的。
而林乎加得知这一情况后的回应却是：客观条件，可以克服。
针对宿舍与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林乎加提出可以招走读生以及筹办高校分校，这样便可以缓解主校区的招生压力。
至于教育部那边，林乎加则是亲自上书*小平邓**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与意图。
*小平邓**很支持林乎加的这个想法，立即回复道：这是好事情，你可以试试嘛！
就这样，有了中央的支持后，林乎加很快便行动起来。在他的带领下，天津共筹建了10所高校分校，一举解决了8000多名大学生的入学问题，可谓是为天津日后的人才储备资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林乎加在天津待了才几个月，就在他兢兢业业的全身心致力于天津市老百姓的发展时，1978年10月，林乎加又接到了来自中央的又一调任通知：马上回北京，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这一通知来的十分突然，就连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林乎加要来。
而林乎加自己也是一脸懵，毕竟他才来天津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甚至连天津的工作都是焦头烂额，没有一点头绪，更别提北京的工作了。
只见他在电话中与*国锋华**“抱怨”道：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
而*国锋华**则是语气坚定地回答他，说道这是中央再三考虑的决定，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他有经验，是北京市委书记的最佳人选。
既然中央都发话了，林乎加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他便再次走马上任，前往北京，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开启了他主政北京的新征程。
林乎加是个典型的实干家，初到北京市，他便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北京高考扩招；二是提出了“菜篮子”的思想。
当时北京达到及格线但却未能被大学录取的考生比天津还要多，于是林乎加便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上谈到了自己在天津办分校、招走读生的经验。
最后经过一番讨论后，北京决定效仿天津创办分校，规定每个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为大学办分校。
同时为了减轻中央的财政压力，林乎加又提出了“校企结合”的方法，由一些有能力、有条件的大企业提供校舍，减轻教育经费负担。
这项政策从1978年11月，也就是林乎加调往北京的第二个月便开始谋划，到了1979年2月，北京便已建立起36所分校，解决了16800多名考生的入学问题。
除了教育方面的工作，林乎加在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北京土地利用方面的不足，并由此提出了大城市的郊区农业不能以粮为纲，而应承担“菜篮子”的角色。此举又解决了市区老百姓的吃菜问题。
此后的林乎加又主持着北京的扶贫以及农业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为北京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农业等多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林乎加是山东人，为人做事也有着山东人与生俱来大大咧咧的爽朗脾气，但唯独在工作上，林乎加却是细致的不允许半点马虎。
据说，因为工作要求过于严格，林乎加在主政北京时，身边跟了好几个秘书。
因为他对秘书要求十分严格，平常要跟着他一起跑农村跑工厂，晚上还要住在林乎加家里，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待命以备有突发事件的发生。可以说，做林乎加的秘书并非易事。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央接连给林乎加派了好几个秘书，几个人轮换着，才能够配合好林乎加这“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性格。
一直到1992年，林乎加离职休养，至此才停下了自己忙碌的脚步。
而林乎加从政这几十年来，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他就如同一块任劳任怨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也正是因为如此，林乎加还获得了个绰号叫做“灭火队员”，言下之意便是说无论是哪缺人，他都能够任劳任怨的前去主持工作。
2018年9月，林乎加同志与北京逝世，享年102岁，至此走完了他这劳碌的一生。
而如今他老人家虽然已经离开了数年，但是他曾连任三大直辖市市委书记，为新中国教育、农业、经济所做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