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ush的演奏家级别的传奇鼓手尼尔·伯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即使是罹患癌症，他也不愿意停下。
他以自己的方式，对癌症表示不服，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为自己哀悼。直到2020年1月7日，歌迷收到了尼尔·伯特永远离开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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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书写命运，却被命运捉弄：Rush鼓手尼尔·伯特
文：忙姐 编：桃子
伯特生前的一位挚友——前杰瑟罗·塔尔乐队（Jethro Tull）的鼓手多恩·佩里（Doane Perry）说：“他活得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刻和充实。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在加拿大的湖边小屋里读一本书，和他在台上对着几万人打鼓一样让他有充分的参与感。”
所有人极力保护伯特的隐私
生病后，一向低调的伯特对隐私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了。他的病情只透露了给他最亲近的一圈朋友，这些朋友也很成功地对外界隐瞒着，直到最后。对于负责接受采访和接朋友同事电话的李和莱弗森来说，听着各种传闻，隐瞒病情的担子很重。
“尼尔要求我们不要和任何人说这件事。”莱福森说，“他仅仅希望能自己掌控是否公开病情。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人们坐在他家对面的街上或者在他家门前的车道上搞大合唱什么的。他会吓坏的。他一点也不希望被外界关注。在朋友或记者说谎、回避话题或以某种方式转移话题可太困难的。真的太难了。”
别聊病情什么的，聊重点
伯特总是解散关于不愉快的事情的不必要的讨论，配上他的大手一挥，爽朗一声：“没事儿”。他的朋友们要是想提起他的病情或疗程，“没事儿”就是他们会听到的话。李说：“他不希望浪费他有限的时间在聊这种废话上。他希望和我们过愉快的时光，聊聊真情实感，直到最后一刻。”
伯特从来都不抱怨，李开玩笑地说：“除非他没烟抽了。”盖迪·李也是个正经的红酒收藏家，他说：“有一次我没带酒去了他家——我每次去他家都会带很多红酒，他管那叫‘你那一篮子红酒’。我就这一次没有带酒去，他都惊了。当然，第二天我和艾利克斯去了红酒店，确保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带着一篮子红酒。一切终于又恢复正常。”
变得怀旧是因为无比骄傲
伯特还克服了一辈子对回忆和怀旧的厌恶，开始花相当多的时间听他和Rush的作品。他的另一个挚友——垂直地平线乐队（Vertical Horizon）的主唱马特·斯堪内尔（Matt Scannell）说：“我们谈过伯特对学习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和他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一直会想知道‘有什么新东西？’‘接下来是什么？’。”
“以前我混好CD寄给他，如果不新奇的话，他是不会感兴趣的。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能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找到值得享受的瞬间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以前的他对怀旧是相当厌恶的。”
莱弗森说：“我觉得我们三个都不太听自己以前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已经被完成、被演奏过了。但是我猜他只是在回顾自己完成的一些事情，至少是从音乐的角度吧。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惊讶于这些的音乐居然还挺优秀。”
“我觉得忘了自己曾经有多牛逼是一件挺容易发生的事情。看到他欣慰地、面带微笑地听Rush的作品，还是挺有意思的。他在还有力气给我们发邮件的时候，他会写我们以往作品的乐评，告诉我们这些歌对他的意义。”
而李一点也不惊讶，他说：“用我对尼尔的认知来解读他，他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所以回顾一生的作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对自己花了生命中大把时间做出来的音乐还是挺骄傲的，他想把这份骄傲分享给我和艾利克斯。当时我们只要见到他，他就会想一起讨论我们的作品。他想让我们知道他很骄傲。”
Rush的哲学
《不可信任（Fly By Night）》是伯特加入Rush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由引子进入《圣歌（Anthem）》：吉他、贝斯和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段强行切分的riff里，7/8拍，加上摇滚乐中最清脆之一的踩镲。
从那儿开始，这首歌就变成向安·兰德（Ayn Rand）启发的个人主义的强烈致敬。
那时，兰德对于年轻的伯特影响巨大，这也是他坚持数十年的公众形象，但他很快便认为兰德的对他的影响顶多就是哲学和智力上的“（儿童自行车后面的）辅助轮”了。
最终，他认为自己是个“左翼自由主义者”或者“呕心沥血的自由主义者”，在2015年接受滚石采访的时候说等他加入美国籍之后，他会投票给民主*党**人。
在《不可信任》之前，Rush的同名首专是和另一个稍逊一筹的鼓手——约翰·鲁特西（John Rutsey）录的。那时候的盖迪·李还在唱“嘿，宝贝，现在是7:45，我感觉我很有心情！”这样的求爱歌，乐队也挺像酒吧版齐柏林（Led Zeppelin）的。
现在，他在唱的都是客观主义哲学，而不再是刺激又缭乱的前卫金属——这个Rush一直在开拓创新的流派。
李在2015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我们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复杂难懂的硬摇乐队，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尼尔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鼓手。”
少年不知愁滋味
在伯特的父亲搬到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的一个郊区——达尔豪西港、开始经营自己的汽车配件生意之前，伯特的婴孩时期是在家庭农场上度过的。在步入青春期之前，伯特的童年相对来说是安逸无忧、充满田园气息的。
他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了户外，也培养了他终其一生对大自然的依赖。他的朋友多恩·佩里说：“他的舒适圈就是安静地在大自然里，并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独。”
他还有个很难恢复的心理创伤。10岁的伯特喜欢在安大略湖里游泳，有一次他游累了就试着去抓一个浮筏，几个稍微年长的男孩子捉弄他不让他抓浮筏，他在水里扑腾着，感觉自己开始溺水了。最后关头，他的两个同学救了他的命。
从那以后，伯特就变得不太容易相信陌生人。哪怕到多年以后被粉丝包围的时候，他也会联想到当年的险境。他得了一种“被困恐惧症”，让成名后的他对盛名和巡演中持续想要逃避的摇滚世界产生了的极大不适。
伯特聪明，聪明到一下跳两级——12岁将就上了高中。他开始学鼓，学了一年，连自己的鼓都没有，却不影响他练习。伯特第一次闪现对鼓的灵感，是在看《疯狂的鼓手（The Gene Krupa Story）》的时候。
伯特的摇滚启蒙
《疯狂的鼓手》一部讲大乐队（30年代到50年代末流行的爵士乐乐团）的鼓手的传记电影。大乐团爵士是伯特父亲最爱的音乐，伯特后来还认认真真地试着去打过这种爵士乐鼓。
凯思·穆恩（Keith Moon）——谁人乐队（The Who）那个用双大鼓爵士鼓配置的疯子鼓手，成了伯特的偶像。可是后来，随着伯特自己的技术逐渐精湛，他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想打成穆恩那一派——那种混乱感不适合他。
伯特没办法把穆恩的那个能量级和自己的精魂合二为一，就是按照某种三维几何逻辑，既要打出花俏和“戏精”感，也要打出精准和编曲感。（闲不下来的伯特在晚年的时候，反而改变了方向，在即兴创作上花了不少精力。）
青少年时期的伯特开始留长发、穿斗篷和紫色的鞋。那时他周围的人一点也不待见这种打扮
。伯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青少年之前都一直过得很开心，我不觉得我是个怪人，直到突然我周围的世界让我意识到原来我是个怪人。”
他在自己的第一个乐队里开始打鼓打得走火入魔，只要爹妈不叫他，他练得根本停不下来。他说：“我从开始打鼓的那一刻起，我的世界里就只有鼓和音乐了。我之前的成绩很好，之后成绩就不重要了。”
热血的少年鼓手
于是他17岁退了学，第二年便上路去了伦敦。在伦敦沮丧地过了18个月之后，他带着对自己音乐生涯的截然不同的想法回到了加拿大。他觉得自己受不了为了金钱去演自己不能共鸣、寄托的音乐，相比之下他宁愿做个打工人，业余搞音乐。
他说过：“我决定投入音乐的时候，就告诫自己不要向权威低头，决不背叛那个16岁少年的初心。”
因此，他在看到业界中的阿谀奉承和腐败的商业主义的时候，十分生气。他在那首《收音机精神（The Spirit of Radio）》里写的“推销员的声音”的那段歌词，充斥着真心的鄙夷。
伯特在当地的唱片店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他和自己未来妻子——杰基·泰勒的哥哥是同事。这位同事在他在父亲的店里当部门经理，帮着把店里库存录入电脑，做电子库存系统。
这是伯特第一次尝试平凡的生活。不到一年后，他应邀去参加了当时已经被大牌唱片公司签下的多伦多乐队——Rush的鼓手面试。之后伯特就加入了Rush，开启了40年的录专辑、巡演的新生活。
李说：“你看他早期的照片，他笑得特别开心。他开心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几年在他一直巡演路上奔波，那个笑容才褪去一点。”
一名鼓手的文学造诣
尽管从一开始，伯特就觉得从一场演出到另一场演出之间的时间都浪费掉了。于是他开始充分利用这些空闲，看了一堆接一堆的软皮书，来弥补他欠缺的教育。
与此同时，他开始给Rush早期的专辑填上了摇滚乐中最怪诞、最斑斓的歌词。（比如1997年的《世外桃源（Xanadu）》中李高声唱的那句“我吃过甘露！”）伯特写的歌词，从一开始展现他对科幻、奇想和兰德的热爱，变成了80年代更加接地气的关怀。
早期的歌词对乐队来说是一种大胆尝试。李承认道：“有的时候你都不喜欢这个歌词！然后你就不想唱这些歌词，你只好和写词的去商量商量。”这么几年下来，写词的过程变得更像一种合作的形式。
李补充道：“多年来，我们坐在控制室里回听人声部分的时候，尼尔会坐在我旁边，和我谈论可以改进的地方，不满意的歌词他会当场重写。”之后，李可能会在歌词里挑几句他喜欢的，伯特就会围绕着这几句重新写歌词。
每张专辑都是新突破
乐队的重大突破——1976年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摇滚轻歌剧《2112》，严肃又激烈地致敬了个人自由。
歌词中写到了一个控制着反乌托邦社会的一切事务续林克斯的牧师，影射想要Rush听起来更像损友乐队（Bad Company）的唱片公司的高管仿佛就是由这个牧师代理的。（这首歌也是写给父母理解不能的那些青少年歌迷的。）
一些乐评家无法理解乐队成员彼此之间的幽默和伯特70年代写的歌词里的幽默。比如1975年的那首《拜-托尔和雪狗（By-Tor and the Snow Dog）》，灵感来自于丹尼尔斯当时养的两只狗。
伯特曾经告诉过我：“我记得有天早上我对盖迪说，要是把拜-托尔和雪狗这两只狗子写进歌里，编一个奇幻点的剧情，是不是很有意思？”
甚至在他们达到前卫金属顶峰的时候——在1978年的《半球（Hemispheres）》中，乐队的自我认知还足够清晰，给那首器乐杰作《斯特兰加托别墅（La Villa Strangiato）》加了个副标题《一次自我放纵的施行（An Exercise in Self-Indulgence）》。
《永久波（Permanent Waves）》专辑封面
1979年的专辑《永久波（Permanent Waves）》里的那首《收音机精神（The Spirit of Radio）》，特别点题地在调频广播里频繁*放播**。
下一张专辑——《移动图像（Moving Pictures）》是Rush销量最大的一张专辑了。伯特在专辑里的那首《汤姆·索亚（Tom Sawyer）》里的演奏令人敬畏，以摇滚史上最名流千古的鼓手过门作为整首歌的点睛之笔。
Rush那时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乐队了，但是伯特不太喜欢这样。他听到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在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墙》（The Wall）中对疏离摇滚的描绘时，他给沃特斯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很好地捕捉了自己的感受。
还是比较喜欢孤独
伯特的朋友马特·斯通（Matt Stone）——《南方公园（South Park）》的创作者之一，惊讶地发现，即使在摇滚巨星生涯的后期，伯特也会因为在外面被人认出来而感到不安。
斯通说：“就成名这方面来说，他这个人怪别扭的。”（正是这个原因，让伯特尤其喜欢斯通办的万圣节派对，因为他可以戴着伪装和人打交道。因为一年一度，所以全力以赴。）
伯特为了摆脱困境实现自由，制定了一到自己的策略。他对我说：“我会在巡演大巴上放一辆自行车，有时没有演出的时候，我就去郊区骑自行车。”
“如果巡演的两个城市相距100英里（约161公里），我连大巴都不用坐，直接骑过去，可棒了。随行的工作人员都走了，我一个人在一个小镇里的汽车旅馆里。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的世界里就剩下我和我的自行车。”
不巡演的时候伯特也在旅行——他曾骑行穿过非洲（有一次还随身带着一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梵高的信件集）和中国。他在非洲目睹到的贫瘠改变了他，把他内心自由主义者的“呕心沥血”的部分挖掘出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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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书写命运，却被命运捉弄：Rush鼓手尼尔·伯特
REF：
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ic/music-features/neil-peart-rush-dead-cover-story-1110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