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文安之
作者 文正宜
小时候我就听爷爷说，我们老祖宗里出过一位宰相，还有“文不扶清”的传说。而我真正对先祖文安之的了解与认知，则是在我长大后参加了宜昌市地方志办修志工作之时。翻开当代《辞海》，入该大书者宜昌境有屈原、王昭君、文安之、张正谟和杨守敬数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中，有文安之本传。清代《宜昌府志》、《东湖县志》及民国年间《宜昌县志》等史籍中，均有关于文安之的诸多记载——既有传略，又收录有不少诗文作品；还收录有相关的诸如《大学士文安之传》和《军中寄铁庵相国》 （明·张同敞）等文章资料。《宜昌府志·杂载》中就录有“彝陵文相国铁庵、黄太史中含，明末避难来容美司”等之事。由此可知，文安之其人，在明末清初时，就已被称呼为“文相国”了。清《文门谱略》载：文安之，“字汝止，号铁庵，公夷陵州人。出庐陵信国公（文天祥）后，以儒显。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卒于永历十三年（1659）九月，葬于巴东平阳下坝庚山甲向，有碑志”。谱载文安之墓志铭云：“虽相业未竟，然其大臣之度，无愧信国百世之下。”信国公文天祥，彪柄千秋。文天祥与文安之，尽管他们生长在不同的朝代——一个宋末、一个明末，相隔三百来年；然其人生境遇却极为相似。他们都是金榜题名，为官清正廉明，宦海沉浮，爱国忠君；又都身逢乱世，临危受命——一个抗元、一个抗清，尽节勤王，他们都无不彰显出浩然正气和高尚的民族气节。然都回天乏术，壮志难酬，报恨而终；唯留下一片丹心照汗青。文安之是一个恪守传统道德的人，秉承国学精髓的人，传承浩然正气的人。他在国学鸿篇《易傭》中，就强调“学博则德博”、“学不可不博”；解释“家人”一卦时，也画龙点睛地称谓“家天下，人中国”。他为容美土司田玄《秀碧堂诗集》所作序中，直抒胸臆曰：“立德立言立功，古不系于世禄；同文同伦同轨，今凛遵于后王”。在故乡夷陵，文安之可谓少时名显。他出生仕宦之家。其父文国珍，明末科考举人，相继任四川长宁、荥经两县县令。生母范氏，“晓书史，甘业茹”。安之小时候，母亲天天教子背诵《孝经》及古典诗词；安之很听话，寒窗十余载而不辍。后学有成，乃为国之栋梁。其母范氏，也以子贵而受封为“儒人”。文安之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考中秀才，且是小状元。谱载其“年十四，乡庠屡试冠诸生”；“少颖悟，负大志，美容仪，两耳垂冉，识者皆知为公。”正因如此，同郡太史雷何思（雷思霈）见而奇之曰：“吾乡又出一汗血驹也。”汗血驹，即“小千里马”。天启元年（1621），文安之赴省城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名列第二，时年二十九岁。次年二月京城会试，杏榜张贴公示，会元刘必达，第十一名文安之。会试被取录者称贡士，就是贡献给国家人才的意思。取得贡士资格就可以参加同年三月的殿试，也叫廷试；是由皇帝对贡士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而殿试参试者，概不黜落，仅仅确定名次先后；故参加殿试的贡士，都通常能成为进士。中进士者，从此官服加身，人生荣耀。史料表明，天启二年（1622）总计有409人参加殿试，这是大明开科以来参考人数较多的一次。殿试金榜发放，状元文震孟，文安之为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这个名次虽靠后，然在接下来的馆试中，文安之为 “选馆第十四名”（《文门谱略》）。也就是说，文安之在这场由相国叶向高主持的馆选中，取得了第十四名的好成绩；因而被择优录取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他在试用三年期未到时，晋升为检讨。《永历实录》（清·王夫之）载曰：“文安之，湖广夷陵州人。中天启壬戌进士，进庶吉士，改检讨，迁编修左庶子，以忤魏忠贤（而被）削籍。”《明史·文安之传》载：“（文安之）夷陵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司业，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诬陷罪），削籍归。”文安之因不屑与宦官魏忠贤等人为伍，而获罪被罢官。崇祯即位后，“始复召见（文安之）”；文安之于崇祯十二年（1639），由南京国子监司业晋升为祭酒，自此成为明代最高学府的教育长官和全国教育机构的管理者。自南京国子监司业到祭酒的十年间，他为国家培育的人才应是无数的。清同治《宜昌府志》载曰：文安之所教育培养的学生“如杨廷鳞、陈子龙，皆一时名士”。《文门谱略》亦云：“（文安之的）门人遍海内，其直节死义者如杨廷麟、侯伟时、袁恺、申佳胤等，及吴之芳、漆嘉祉、谭元礼、薛寀、陈子龙等，皆磊落奇士，卓卓有名，当世其他不可数。”按明制，内阁大学士可由大臣共同推举，称之“廷推”；而入阁者必须是翰林出身。文安之不仅具有入阁资格，而且早在天启年间就有“馆阁中咸以公辅期之”的声望。然他在廷推入阁之际，又遭到了薛国观等当权者的排挤陷害，再度被削籍为民。《永历实录》载：“（文安之）清刚不合于时局，解官归里”。 甲申国变，清军入关问鼎中原。明室南移后，先后有福王、鲁王、唐王和桂王 （亦称永明王、永历帝）政权等。此乃史称“南明”。正所谓“国乱思贤臣”，这些政权相继下诏文安之受任；而文安之因故“屡诏未赴”。永历皇帝是个“逃跑天子”，朝中的文臣依然积重难返般地争斗不已，朝外的武将也多拥兵自重、为所欲为。文安之是在“国势愈危”的情况下才“强起正台席”的。他被永历帝封为首席东阁（皇宫内阁）大学士（首辅、国相）。他在正式拜相不久，自请督师，领导历史上有名的“夔东十三家”，图谋“收蜀以迎跸”的计划，坚持抗清扶明达七年之久。惜在至关重要的“重庆战役”中，因万县“一门三侯”兄弟内讧而告失败。再加之风闻永历皇帝*亡流**到缅甸，匡复明室愿望成泡影，文安之遂“郁郁而卒”于巴东军营中。文门谱载云：“公染疾无大苦痛，卧病十余日，无语及家事，急革南望行幄，但呼皇上者数四，遂薨。”这正是：忠骨客葬在他乡，英烈永恒留青史。文安之不仅是一位“上而效忠于君，下而流泽于民”（《文安之墓志铭》）的一身正气的爱国志士，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学者。他“以儒显”，一生写下许多诗文。著有诗文集《铁庵集》、《略园集》两部；就是在被秦王孙可望押留贵州期间也曾撰《黔记》一卷。迄今尚有散见于各地旧方志中的七律《江上四首》、《重修长阳儒学记》、《秀碧堂诗集序》等诗文数十篇首。文氏后人又于荆门城发现了一尊由文安之撰文的《荆门州重修城记》碑。该碑镶嵌在荆门城的旧城墙上，字迹尚清晰，保存完好。这是一件有着史料价值和对文安之有着纪念意义的珍贵*物文**。文安之在翰林院时编修过明《实录》，在国子监时又撰有国学大著《易佣》十四卷（近30万字）。《周易》，是诸经之首，是中华传统文明的“源头活水”，被誉为“大道之源”。《易傭》，是文安之在南京国子监任上教书育人时的讲义；并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首次刊行。《易傭》以《周易》为经，以历代易学家注解为纬；总揽经纬，采众家之长，抒一己之见，独树一帜地发展了易学的学说。这是一部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周易》取得丰硕成果的、不可多得的大著。南京国子监司业周凤翔《易傭·叙》曰：“先生于《易》，自居之曰《傭》，犹古人极物论而曰‘寓诸佣’云尔”；“坐而聆先生之言，伏而读先生之书”，“先生为名世大儒”也。《明史·艺文志》收录有《易傭》书目；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则将《易傭》一书全文收入。这也可见《易傭》在国学古籍中所占有的地位。 （原载《宜昌语文》，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
作者简介
文正宜，*共中***党**员，宜昌鸦鹊岭文畈（文安之故里）人。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原编辑，文安之十四世孙，宜昌市文安之研究会会长。曾参与宜昌市首届、二届新方志编纂工作，入载于《湖北方志》“方志人物”，被评为湖北省首届新编地方志先进工作者。在省市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百余篇。《宜昌名流》、宜昌《文氏族谱》等书主编。与夷陵区委宣传部和区政协文史委合编出版有《明末宰相文安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