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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产物。它们作为文明发展的载体，既能寄托古人的理想，又能回答今人的疑问。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西周时期，会发现上层贵族的世界中，青铜器的身影必不可少。
据考古发现以及现世留存文献可以得知，青铜器最早出现在距今4500年前的龙山时代。
经过不断发展，青铜制品在西周时期进入鼎盛阶段，成为我们如今了解西周文化必须触及的领域之一。
锻造与提炼，青铜的光泽与礼法交相辉映
如果说金属冶炼与铸造是一本非常厚重的历史书，那么青铜则会出现在这本书的开端。最早人们发现可以通过在纯铜中添加其他的化学物品，改变其本来的形态与性质。
相对于纯铜来说，青铜化学性质更稳定、容易塑造且应用性强。因此青铜一经问世，便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烧铸金属需要一定的工艺水平，商代末期青铜就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这代表着我国当时生产力有着较大的跃升。
到了西周时期，商王朝铸造青铜的工匠和奴隶被西周统治阶层尽数收入囊中，继续为这个新的朝代燃烧生命。
西周青铜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被用来制成各种各样的“礼器”，因此礼乐制度和青铜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提及礼乐制度，便不得不说起周公这个人。周公是文王之子，一生经历过三个朝代，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
他不仅主持参与礼乐制度的建立，更是提出了系统化的统治思想，例如“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
而这些思想综合而言，都证明了神权色彩的淡化，人的能动性和主观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人的地位越来越高，这是西周与商代文化有所区别的体现。但是这是否说明人人都是平等的呢？
统治阶层显然不会这么认为。他们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每一等人也要细化为不同类别，这种阶级观念被所有人奉行，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鸿沟无法跨越。
恰在此时，青铜器制作工艺已经到达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于是它们便成为了彰显礼乐制度的载体，被大量制作成“礼器”。
所谓“礼器”，即是王室贵族在进行聚会、祭祀或丧葬活动时所使用的器具。
青铜礼器可以大致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和杂器六种类型， 在使用的时候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便是“藏礼于器”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见，西周强调礼乐，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周公“制礼”主要目的也不是让人们注重日常礼仪等细枝末节，而是在政治制度建构和意识形态形成方面做出贡献。
超越物品层面，青铜背后是权力与政治的交锋
青铜器被西周统治阶层占有之后，在使用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
自天子开始，诸侯、卿大夫、士族每一阶层可以使用的青铜制品都有所区分，青铜内所盛物品也不尽相同。
一旦使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器，就必须受到法度的责罚，因为贵族“无礼”乃是重罪。青铜制品传世众多，大家最熟悉的大型青铜制品便是“鼎”。
“一言九鼎”这个成语代表该人说话分量极重，而九鼎的由来就是因为不同阶层对鼎的使用数量也不同。其中，只有天子才能使用九鼎，这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
相传天子的九鼎，代表当时西周国土内的九个州。
国都定在何处，天子的九鼎也必须在该处，所以古时改朝换代定都城的过程，又被称为“定鼎”。
《左传》有记载过西周式微时的一个故事，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令自己麾下使臣王孙满前往都城，问周天子所用九鼎的规格重量等。
而王孙满却对楚庄王说：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因为此时周王室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已经减弱，各路诸侯都对天子之位虎视眈眈。
楚庄王派人问鼎，实际上是想看看是否已经到了起兵夺权的时机，因此后世人又用“问鼎”来形容篡权。
河南某一墓葬中曾出土过若干件青铜鼎，这些鼎的形状和花纹相似，区别在于大小和尺寸，几乎是等比例递减。
根据这一现象，我国有学者将不同阶层使用不同数量礼器这一规则称为“列鼎”制度。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西周礼乐制度的核心，即通过物品的区别加强等级的区分。
冰冷的青铜是一个个身份的缩影，人的等级与青铜式样牢牢*绑捆**在一起，如此统治者居于上位才能更好地把控政权。
西周贵族钟爱的青铜器除却“鼎”，还有“钟”，大型编钟更是达官贵人宴飨时不可或缺的乐器。
“钟”的盛行始于西周中期，“编钟”即是用两三个大小不同的钟依次排列悬挂，通过木槌敲打发出不同音阶的乐音。
发展到战国时期，编钟数目越来越多，能够击打出来的曲目也随之增加。
有些贵族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吃饭的时候旁边要摆放着相应的“鼎”和“钟”，“钟鸣鼎食”这个成语便是从这种奢侈的排场演化而来。
象征着权力的青铜器不止有鼎，大型编钟同样具备这个含义。
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打造了一套数量和体积都超越以往的大型编钟，并将其取名为“无射”。
即便后来江山几度更换，这套编钟也依旧被数个帝王视作珍宝，不断迁徙在各个都城之间。
而青铜在西周时期的世俗色彩虽如此浓厚，也无法让人忽略其本身的艺术价值。 无论是造型还是上面镌刻的花纹，都给人一种庄重典雅之感。
抛却世间纷扰，将艺术与审美娓娓道来
商朝的青铜器大多整体体积巨大，花纹也偏粗狂，不够细致。而发展到西周时期，则出现了很多轻巧青铜食器。
在青铜器表面镌刻的花纹，线条也更加流畅自然，不再像以往一样大开大合。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表面纹样大多数与动物相关。
此时神权的观念还比较根深蒂固，人们不是很重视自身的价值，反而相信万物有灵。
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各种飞禽走兽都可能将未知的灾难带到人间，所以人类必须表现出自己对自然的崇敬。
由于工艺水平受限，当时人们无法精细地刻画出动物形象，所以很多线条都做了简化处理，不过其本身的动物形态还是可以甄别出来。
正因如此，后世人对西周青铜纹样还有着“狰狞之美”的评价。
除此之外，此时青铜器纹饰风格也不够内敛。铸造者常常会将兽面的纹样铺满整个青铜器表面，不留一丝余余。
等到宗教和神权思想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后，青铜花纹也随之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例如兽纹逐渐被抛弃，人类活动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从布局上面来看，青铜花纹也不再拘泥于以往的对称结构，而是有很多自由连续、不规则的图案出现。
小型的器物搭配上简洁流畅的线条，明显给人一种轻快活泼的感觉。再到后来，青铜器表面不再只镌刻花纹，而是逐渐有了刻字记事的功能。
西周中期以后，铜器铭文开始高速发展。由于当时人们主要在“鼎”和“钟”上面刻字，所以铜器铭文又被称为“钟鼎文”。
起初，钟鼎文的内容一般是某个家族的铭文，或者记录某些重要的人名地名等。这些钟鼎文字数很少，形状也不够规整。
后期西周王室开始将国家重要事情镌刻在青铜器上，例如重要战争经过、大型祭祀活动的过程等，钟鼎文的篇幅也就加长了很多。
这些长篇的钟鼎文能够反映出西周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在内等多方面的内容，是具有极高价值的史料。
通过这些古老的文字，我们能清晰看到当时的思想变迁、王朝更迭。
例如长篇的钟鼎文甚少涉及鬼神之事，而是注重记载一个王朝或者家族的丰功伟绩。再到西周晚期，婚丧嫁娶、买卖货物等日常琐碎事宜在钟鼎文里也频繁出现。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西周时期宗教权力在逐渐没落，西周社会政治重心已经由“神”过渡向“人”。
结语
“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
今人探寻古代事迹，常常将商、周两个朝代划分到一起。
因为王朝的连续，西周固然传承了商朝诸多文化，但也发展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风貌轨迹，青铜器物的形态转变就是最好的佐证资料之一。
古物不语，却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如今我国各地的历史博物馆当中，都少不了青铜展览。
注视着那些安然沉睡在玻璃后面的青铜器具，参观者的思绪也能够被轻易带回到数千年前，再次聆听到编钟长鸣。
参考文献：
《史记》
《左传》
《殷周制度论》
《西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