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魔戒”传奇的人：托尔金评传：英汉对照
第一章 从伯明翰到布隆方丹，再返回伯明翰（1892—1904）
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往往会将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送往南非，希望他们在那里能有所作为。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在家就因行为恶劣而名声扫地的上层阶级年轻人，这既是某种形式上的流放，也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借此远离上流社会那吹毛求疵的审视，去随意地放纵自己。亚瑟·托尔金的父亲是一个破产的钢琴制造商。对于亚瑟·托尔金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而言，这是一个机会，能够使他在自己的领域——银行业——获得一份比在英国薪酬更高的管理工作。在英国，竞争十分激烈，社会关系至关重要，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
在18世纪中期，托尔金家族就已经从德国移民到了英国。据亚瑟的妹妹格雷丝称，托尔金家族是高贵的冯·霍亨索伦王室的后人，而托尔金这个名字是赐予一位先祖的绰号，最初的拼写是tollkühn，意思是“愚勇”。1529年维也纳之围时，在对土耳其人的一次突袭中，这位先祖勇猛非凡，奋力夺取了苏丹的军旗。托尔金家族来到英国不知是为了躲避1756年普鲁士人对他们祖居的萨克森的入侵，还是为了逃避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总之在19世纪初，托尔金家族的人就已经出现在伦敦，成为当地的钟表、手表和钢琴制造商。后来，约翰·托尔金将他的钢琴制造和音乐制品销售生意转移到了位于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的伯明翰。在那里，他和妻子玛丽居家度日，养育了3个女儿和5个儿子，而这些子女中的老大就是亚瑟。
伯明翰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中心之一，是制造业和商业兴起的温床。它处于英格兰的腹心地带，这使得这个城市成为铁路运输系统的枢纽，这些铁路系统将各种货物运往全国各地。然而，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的经济萧条使得很多小制造商破产了。托尔金家族也未能幸免。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子承父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就业真空。亚瑟·托尔金只得去寻求一份在银行的工作，这样，移民到南非就极具吸引力了。为了打理人们天天从地下挖掘出的财富，一个年轻人愿意前往地球的另一端，那么，新发现的钻石和黄金矿山无疑为其提供了丰厚的回馈。
亚瑟之所以要抓住这次机遇以保障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和伯明翰另一个破产商人的女儿梅布尔·萨菲尔德订下了婚约。萨菲尔德家族最初来自伯明翰南部的伊夫舍姆镇，靠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交界处。很早以前，这里就是一个土壤肥沃、适宜水果生长的地区，以出产苹果和梨而远近闻名。萨菲尔德一家都是循道宗的教徒，对他们的教会极其虔诚。梅布尔和她两个妹妹参加了在桑给巴尔岛的传教工作，在那里她们试图使苏丹的妻妾皈依基督教。在结婚之前，梅布尔还在英国当过家庭教师。
1890年，亚瑟准备离开英国去南非时，梅布尔和亚瑟已经非正式订婚两年了，而这个婚约在他离开之前才正式确定下来。经过一年的勤奋工作和四处奔波，亚瑟被任命为奥兰治自由邦（荷属殖民地，而非英属）首府布隆方丹的劳埃德银行分行经理。这年的3月，梅布尔乘船前往非洲，就在1891年4月16日梅布尔抵达开普敦之际，这对情侣当即结为夫妻。距此不到9个月，1892年1月3日，夫妻俩的大儿子——约翰·罗纳德·鲁埃尔出生了，家人称他罗纳德。两年之后他添了一个*弟弟小**——希拉里·亚瑟·鲁埃尔，出生于1894年2月17日。
尽管南非的气温冷热悬殊，两极分化——夏天酷热难当，冬天寒冷刺骨，而且终年干燥——这对于亚瑟·托尔金的健康并无益处，但他仍然十分喜爱在南非的生活。作为荷属殖民地的一家英国银行分行的经理，他为了开展业务而不得不学习荷兰语，而且为了争取到业务，他还必须积极主动地向外拓展。在英国，前期建立的社会关系对商业至关重要，在南非可能并非如此，但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来开拓业务却是必需的。如果判断一个人是根据他的才华，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将自己的才华凸显出来。这样一来，老托尔金大部分时间就在办公室和俱乐部度过了，让妻子独自一人照料孩子们。事实上，他开始表现出20世纪后期人们所谓的“工作狂”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工作中总有项目需要他关注，要是他没有抓住这一项目，别人就会拿走它，还会带走与此相关的荣耀。如果一个人希望取得成就，崭露头角，他就必须全神贯注，全力以赴。
其结果就是，托尔金在长大成人后，在他那有关南非童年的模糊记忆中，很少有他父亲的身影。他说，有一个画面深深印在自己的脑海里，那是他两岁时，脚上被狼蛛叮咬了一下，结果他惊恐地跑回家，但他对于叮咬行为本身却没有什么记忆。他还称，这一遭遇并没有影响他在《霍比特人》和《魔戒之王》中对那些毒蜘蛛的描写。另一个在家族内部传下来的故事是，这家的男佣——伊萨克——对白种人的小孩着了迷，于是把小罗纳德带到了他的栅栏村庄（当地的村庄），全然忘记了将这一未经许可的田野旅行告知托尔金家人。尽管家人对于罗纳德的失踪感到抓狂，但当他们得知实情后，并没有怨恨伊萨克。在孩子们的注视下，亚瑟·托尔金花了很多空闲时间，在花园里种植树木，试图在这异国他乡打造出一个英国式的小树林。这是罗纳德关于父亲最深的记忆之一。
梅布尔·托尔金却没有像她丈夫那样开心地在南非生活。她觉得南非太炎热，尘土飞扬，距离家人和朋友太过遥远，而且这里的殖民地生活中不时出现的种族主义使她感到不快。虽然她在桑给巴尔做传教工作时，有过一些在非洲生活的经历，但这两个国家的生活环境几乎没有可比性。一方面，桑给巴尔与南非相比，拥有更复杂的本土文化，而且无论在城市生活还是在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互动方面，桑给巴尔都有更悠久的历史；此外，作为一个岛屿，桑给巴尔的气候比南非内陆的气候更加温和。1893年初，梅布尔的妹妹梅和妹夫沃尔特·因克尔登，带着他们年幼的女儿马乔里前来探访——当时沃尔特受命进行此次商务之旅，以核查在南非矿山的投资状况。这次到访使梅布尔的思乡之情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然而，当因克尔登一家返回英国后，她身边再也没有这么一个妹妹可以听她倾诉自己对于琐碎无聊的外省生活的不满了。之前亲人探访的乐趣与现在所形成的反差使梅布尔更加痛苦。而当她怀上希拉里后，一家人早些回英国探亲休假的希望也破灭了。更令人沮丧的是，亚瑟对于这个国家和他的工作的热爱显而易见。可以看出来，即使他有机会回到英国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也可能不想接受。南非似乎为他提供了他所希望得到的那些机会，而且他拿不准自己是否能够重新适应英国社会——哪怕面临着南非的极端天气这一事实，而且此时南非还正在遭遇旱灾和蝗虫灾害。如果说梅布尔开始极度厌烦这里的生活，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1895年4月，梅布尔带着两个儿子返回英国，而亚瑟留了下来。他们之所以要回去，是因为老一辈的托尔金族人和萨菲尔德族人还没有见过他们的孙子和外孙，而且炎热的气候似乎也损害了罗纳德的健康。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的男孩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所以他们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也不能说只是巧合。然而海外职场的种种现实决定了亚瑟·托尔金不能和妻子、孩子们一道进行这次返乡之旅，因为他所任职位有条规定，如果他休长假，他就只能领取一半的薪酬；此外，他也不情愿丢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项目，这些项目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荣光。不过，与妻子和孩子们的分离之苦似乎成为他回家的动力：一旦工作压力有所减轻，他就迫切希望能赶到伯明翰与家人团聚。
梅布尔和两个儿子很快就适应了在萨菲尔德家中的日常生活，尽管居所因为新添了三口人而显得有些拥挤，但还是其乐融融。罗纳德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两个男孩也熟悉了他们在英国的家庭圈子，这与之前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知道，对于孩子们的母亲来说，如影相随、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使布隆方丹的生活变成了一种煎熬。然而，这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断了，这年11月有消息传来，亚瑟患上了风湿热——一种可导致心脏严重受损的炎症性疾病。虽然这是一种可以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的疾病，但在19世纪末，对于这样的患者，除了在温暖、干燥的气候进行疗养以减少感染的蔓延外，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在阴冷、潮湿的英格兰西部过冬是不可能的。梅布尔准备动身返回南非，去照料丈夫，帮他康复。她把孩子们托付给她的父母照顾，而就在此时，一份电报到来，宣告亚瑟于1896年2月15日死于出血症。梅布尔再也不用回非洲了，但现在她成为一个只有一小笔抚恤金的寡妇，还要抚养两个孩子。
托尔金的传记作者汉弗莱·卡朋特强调了梅布尔·托尔金在抚养她这两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以及完成他们的教育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力量和刚毅精神，还有她曾经改变过，而后深深秉持的宗教信念。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描述似乎是基于托尔金对她的回忆，也成了家人对她的印象。不过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梅布尔即使算不上是绝无仅有的女人，也可以称得上是非同寻常的。她不是那种守在闺房的年轻女子，被动地等待着一个男人，让自己从父亲的庇护下转移到丈夫的庇护下；她是新式女性，自己争取机会受了教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不过，她愿意等待那个她所爱的男人，愿意在等待那人时参加工作，而且愿意只身一人不远万里，奔赴异国他乡，与那人共同生活。
亚瑟·托尔金似乎受到了边远异域生活所带来的自由和机会的激励。虽然现在回头看来，欧洲帝国主义给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尚有争议，但从帝国主义者自己的视角看，地球上遥远的他处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投身冒险、攫取财富和塑造自我身份的机会，而不会为已有的社会阶层和家庭现状所困。梅布尔·托尔金很可能也受到了这种自由前景的激励。然而，通常的情况却是，边远社会中女性的作用，要比她们在自己文明的中心所获得的机会受到更多的限制。人们通常会希望处于“蛮荒旷野”的女性能够提供一种文明的力量来控制男人的为所欲为。人们期望她们重建一种理想化的“家园”模式，给男性在这片新土地上带来的急剧变化以平衡。梅布尔对于在布隆方丹那琐碎生活的不满表明，她不甘于做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圣洁的家庭主妇，为拼命打拼的男人提供一个躲避外部严酷世界的庇护所。事实上，她似乎对那严酷的外部世界产生了兴致。毫无疑问，她没有表现出对于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恬静生活的偏执。她自有主见，不违本心。
在夏尔的生活
父亲的去世是托尔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不仅父亲的形象全然缺失，而且老托尔金去世后的抚恤金并不足以支持他家人的开销，因此梅布尔和她的两个孩子的生活主要依靠托尔金家族和萨菲尔德家族提供经济援助。最初，梅布尔和她的两个儿子住在她的父母家中。当亚瑟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这母子三人还住在那里。不久以后，梅布尔就开始寻找一个她自己的房子。她在伯明翰郊区一个叫做萨雷霍尔的小村庄租下了一间小屋。
19世纪后期，伯明翰由于众多工厂和作坊造成了严重空气污染，因而被戏称为“黑乡”。大量的烟囱成为城市天际线的主要特征。同一时期，在伦敦，工业生产排出的空气污染物和该地区严重的大雾混合起来，造成的雾霾真真切切地夺去了人们的性命——工业革命成为一种肮脏的产业。不过，城市还没有完全扩张到那些环绕着大工业城市的农村地区，“郊区”的概念尚处于发展之中，若想生活在一个距离城市中心不太远的乡村社区仍然是可能的。萨雷霍尔就是这些乡村绿洲中的一个：在城市边缘往南大约一英里1的地方，四处散落着民居，还有一座磨坊、一处沙坑、几家店铺、几个农场。当地人都是乡村居民，他们生活的地方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而梅布尔和她的两个儿子却显得有些异类，不仅属于中产阶级，而且还是乡村的外来客。
在萨雷霍尔，处处都是绿茵草坪，有诸多河岸，还有16世纪的老磨坊里诡异危险的机具，所到之处都可以采摘到野生的黑莓、鲜花，或者蘑菇。在《魔戒之王》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后，托尔金在他的多封信中承认，萨雷霍尔就是书中夏尔的原型，不仅表现了它那乡村的宁静，而且呈现了它那消失已久的田园牧歌般伊甸园的斑斓色彩。萨雷霍尔的磨坊主——被男孩们称为“白*魔色**怪”——是泰德·桑迪曼的原型；将偷摘自己蘑菇的男孩们赶走的老农夫——“黑魔怪”——是农夫马戈特的原型；一位当地的发明家詹吉博士将他的姓赋予了山姆怀斯和盖芬，而他的发明——药棉——则为山姆的心上人罗茜·科顿一家提供了名字2。更重要的是，这一处宁静的小地方为这个家庭提供了隐避之所，一家人可以在这里宣泄悲伤，使自己适应生活中发生的变故。毕竟本来此次伯明翰之行只不过是一次探访而已，而现在一家人要长期生活在这里了。
梅布尔还承担起教育自己两个孩子的任务。她做过家庭教师，所以完全可以胜任，而且也能省下一笔钱。罗纳德很快就显示出对于语言的特殊天赋，这一天赋将在许多方面塑造他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语言的领悟很可能是由他早年生活中所耳濡目染的不同种类的语言所激发起来的，这些语言包括南非的荷兰语、家中佣人们带祖鲁语口音的英语、他父母和双方家人的伯明翰中产阶层的口音，以及萨雷霍尔一带居民的沃里克郡口音，所有这些语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词汇、方言和习语特色。年幼的罗纳德之所以对语言感兴趣，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声音——拉丁语的声音对他来说具有迷人的魅力，而法语则没有那么迷人。页面上单词的书写形状也让他痴迷，单词对他的吸引可能与他的第二个天赋有关，那就是绘画的才能。
罗纳德在4岁时开始阅读和学习写字，他喜欢的内容包括美国西部的牛仔和印第安传奇故事，以及亚瑟王的传说和乔治·麦克唐纳的童话故事。他和希拉里给本地人起的各种“魔怪”昵称表明，他非常熟悉民间故事中的各色人物。他最喜爱的图书是安德鲁·朗的童话集。朗是19世纪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巨擘之一，也是民俗学会的一位睿智导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托尔金后来作为一个语文学家的职业生涯（研习词语和语言的学者），朗的那些民间故事集是以适合维多利亚时期孩子感情的语言重述的（也许是为了适应父母心目中的维多利亚时代儿童的观念和情感），这些故事集是基于比较人类学的民俗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强调了民俗学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语文学学派，后者看重的仅仅是民俗学不经意间保存下来的“古代”信息。通过汇聚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宝库——将它们放到一起，而不考虑这些故事的民族起源，安德鲁·朗希望在他的年轻读者的心中唤起他们对于这些民间故事的共同主题和母题的兴趣。
正是安德鲁·朗的《红色童话书》（1890）中对于日耳曼传奇“西格德”3的复述，激发了罗纳德·托尔金创作的热情，这个故事中的西格德杀死了恶龙法夫纳。理查德·瓦格纳创作的歌剧四部曲《尼伯龙根的指环》正是取材于这一民间故事。安德鲁·朗复述的故事激励了罗纳德·托尔金去写他自己的巨龙故事，一个关于“绿色的巨大的龙”的故事。他后来回忆，他的母亲纠正了他的语法，告诉他应该是“巨大的绿色的龙”。为什么词序应当是这样而不是相反呢？这一疑问久久萦绕在他的脑海中，远远超过了这个故事的情节留给他的印象。不过，年幼的托尔金已经深切体会到一种语言的结构和这种语言所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密切关系，而随着他学习了语法知识——英语、拉丁语或法语的语法——他就开始娴熟地运用语法进行叙述了。
信仰转变及其后果
大约在罗纳德8岁那年，他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1900年，梅布尔·托尔金改信天主教，她的孩子们跟着她走进了天主教堂。在世纪之交的英国，这对于她的家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引发的反应，就犹如在20世纪60年代，一名大学生加入一个异教团体一样。英国的宗教历史漫长而复杂，但从亨利八世于1527年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以来，其影响在近400年后仍然存在。要知道，在英国16、17世纪的政治动荡中，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或者一个新教教徒往往也意味着他支持相应的那位信奉这种宗教的英国王位争夺者，这种动荡导致了相关法律的形成（这些法律直到19世纪才被废止），这些法律禁止天主教徒在政府中担任职务，或者成为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教职人员，而所有这些人——至少在名义上——都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牧师。（即使在21世纪初，英国的君主也不能与天主教徒联姻，这就是为什么查尔斯王子的生活中发生了那么多的闹剧。）事实上，绝大多数英国人是新教徒，而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这就给宗教问题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天主教成为佣人们、体力劳动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所信奉的宗教。
这一时期的英国圣公会国教教堂已经变得有些沉闷空洞，它成为某种社会机制，而不是一种信仰的源头，它的神学思想更多地受到启蒙运动思想信条的影响，而非“激情”（enthusiasm）的影响，而这个词语字面上有“上帝在心中”的感觉。诸如浸礼会教友、循道宗、长老会、公理会和一位论派，以及贵格会、普利茅斯教友会、救世军等团体由于其不同于主流的英国国教的异见而被称为“不从国教者”；与此同时，在英国国教圣公会内部也存在着对立，这些对立表现在那些倾向于对宗教采取更保守和更加礼仪性的方式加以对待的人（圣公会“高教会”）和那些将教会视为某种或多或少推动社会改革和个人心性的力量的人（福音派“低教会”）之间。绝大多数不从国教派的宗教是因英国国教教会内的低教会运动而来的。就高教会的英国国教而言，它可能非常接近于没有教皇的天主教——亨利八世在与罗马教廷决裂时，并不特别在意改变他的精神信仰。他寻求的只是与他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政治自由，然后娶安妮·博林为妻。
梅布尔在转向天主教的过程中逐渐从低教会转向高教会，直到最后甚至英国国教高教会也无法令她满足了。19世纪最著名的改信英国天主教的信徒之一——约翰·亨利·纽曼（后来的红衣主教纽曼）的家乡就是伯明翰。纽曼同样也是从一个福音派圣公会教徒开始，逐渐转向了高教会。在他做牛津大学导师（don专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导师、研究员或教授）期间，他成为“牛津运动”4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这个运动提出的主张是“教会不是由国家建立的。由于教会是从十二使徒传承下来的一个神圣机构，所以它是至高无上的”。在离开牛津大学之后，纽曼在伯明翰成立了一个圣菲利普·内里教堂。在这里，一些牧师和平信徒修士5开展宗教服务，并且在一所天主教学校里任教。这并不是梅布尔和她的两个儿子一开始去的教堂，但最终他们选择了这里。
梅布尔·托尔金的娘家全是不从国教者。她的父亲是一位论派，而其余的家人绝大多数都是循道宗教徒。她的妹妹梅——她同梅布尔一道转信了天主教——嫁给了一个英国国教信徒，他非常看重自己在当地国教教会中的社会地位。而托尔金家族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浸礼会教徒。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L. 阿恩斯坦指出的，到19世纪中叶，
虔诚的福音派将这样的罗马天主教机构比如祭司（一种发挥着神奇力量的独身禁欲的阶层）、弥撒（对基督的最初牺牲的一种再现）和教皇（全体基督教徒的最高精神掌控机构）视为在神学方面是错误的，在道德方面是令人反感的……。与重新出现的这种对于罗马神学教义的厌恶感紧密关联的，是在英国罗马天主教徒中产生的一种历史性恐慌——再度出现的分裂的忠诚，以及一种对于那些不道德做法的重新关注；在新教徒看来，这些非道德行为似乎很可能是由教士的独身禁欲、年轻女子在修道院的隐居，以及忏悔室的隐秘性造成的。牧师被视为父亲这个角色的竞争对手，很可能会扰乱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制家庭的内部统一。
由于梅布尔·托尔金是一个寡妇，她改信天主教并不会动摇她丈夫的父权制权威；然而，她冒犯了自己娘家人的宗教意愿，以及姻亲的宗教意愿，这意味着她的经济状况会变得比之前更加糟糕。此外，她的两个儿子眼下已经到了她无法再亲自教学的年龄了。如果他们想在人生中有所成就的话，他们就需要进入一所正规的学校，而且是一所好的学校。
亚瑟·托尔金曾经是爱德华国王学校的学生，这是伯明翰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尽管它的名气和声望不如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拉格比公学，但它每年都会输送一些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所学校于1552年在爱德华六世的主持下建立，然而它的前身可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77—1399年在位）统治时期，当时有4位伯明翰人士为兴办教育捐出善款。1833年，人们又建了一座维多利亚哥特式大楼作为学校的建筑，由新近重建的议会大厦的建筑师查尔斯·巴里设计。1899年，罗纳德7岁，他在那年参加了该校奖学金考试，但未能被录取。不过第二年他通过了考试，于是在1900年他开始了自己正式的学业生涯。
每天赶往伯明翰城区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无疑是一种长途跋涉，所以梅布尔把家迁回到城镇的中心区。然而，她无法负担像在萨雷霍尔那样条件的住处，所以一家三口居住的第一个地方竟是一处危房。第二处房子背对着那些进出国王希思火车站的铁轨，这个车站正位于从伯明翰到威尔士的线路上。而正是在这里，通过从他们家后窗驶过的列车车厢上那些令人费解的地名的拼写，罗纳德初次接触到了充满神秘感的威尔士语。Penrhiwceiber是什么类型的词语？它的元音和辅音的分布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根本讲不通。那么，Senghenydd呢？Nantyglo呢？在此之前，罗纳德只接触过源自于欧洲的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的语言，而他的母语，即现代英语的词汇就来源于这两个语系——他在拉丁语或法语中学到的词语在英语中都有同源词，对于他的语言敏感性而言，它们并非全是异国之语。作为一种凯尔特语言，威尔士语拥有一套非常不同的词库，而且它的词语发音所具有的音乐感，为一个有语言天赋的小男孩展开了各种新的可能性。
最终，梅布尔来到了伯明翰圣堂6教区，这里不仅满足了她在宗教上的情感需求，而且还有一套正在招租的小房子。母子三人移居此处，两个男孩就读于邻近的天主教学校，看起来这一安排似乎解决了这个家庭的所有问题。然而，与其提供的宗教服务相比，圣堂教区学校的教学质量却不那么令人满意，至少对于像罗纳德这样具有学术志向的学生是如此（弟弟希拉里是没有什么学术潜质的）。在1903年的学年中，罗纳德回到了爱德华国王学校，这次他获得了能支付自己学费的奖学金。这样一来，梅布尔就不用仰仗家族的善心来保证他的教育了。
虽然教会在托尔金一家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伯明翰圣堂对罗纳德·托尔金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则是这家人认识了圣堂教区的一位牧师弗朗西斯·摩根神父。摩根神父有一半威尔士血统，一半盎格鲁–西班牙血统，他用来自家族的雪利酒进口生意的收入照顾了托尔金一家人，给梅布尔提供了她几乎无法从娘家人那里获得的建议和情感上的支持。摩根神父是一个嗓门很大、心地善良、性情快活的人，他丰富的情感往往源自于他的西班牙血统。所有人都认为，摩根神父是通过他的心灵（而不是头脑）为人处世的。正是出于这种友情，梅布尔委托他作为两个男孩的监护人——如果她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而没有找她娘家的任何亲戚或已故丈夫的亲戚。
这应当是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举动，因为梅布尔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了。1904年4月，她住进了医院，结果发现她患了糖尿病。罗纳德再一次被带离学校，送到布赖顿附近的霍夫，与他的姨妈简及她的丈夫住在一起，而弟弟希拉里则寄居在梅布尔的父母家中。当时人们还没有发现胰岛素在控制糖尿病方面的作用，而且很久之后才有了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素的药用生产。因此，那时候人们对于糖尿病几乎是无计可施的。医生可能会对病人做出饮食调节的要求——例如，有些糖尿病患者被建议要成为素食主义者——但这种疾病产生的副作用迟早会导致死亡。在后来的岁月里，托尔金将母亲的健康恶化归咎于一个经济极为窘迫的寡妇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并且责怪他母亲的家人没有做更多的事来缓解她的那些压力。确实，对于成人型糖尿病的最新研究表明，持续的精神压力会极大地损害身体产生和利用其自身胰岛素的功能，所以托尔金的直觉判断并非妄言。不过，这件事对于他自己人生产生的影响，就是让他深切感受到，他的母亲因为改信天主教而受到惩罚，而他的责任就是坚持母亲选择的宗教信仰，以此来缅怀自己的母亲——她的那些家人可能选择抛弃了她，但他永远不会这么做。“母亲的教会”这一说法让他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共鸣。
梅布尔的身体有所恢复，可以离开医院了，摩根神父安排这家人前往伯明翰郊外的雷德纳，在属于圣堂教区的乡村寓所里度过了夏天。这是母子三人最后一次重返他们以前在萨雷霍尔过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但夏天很快过去了，在新学年开始之际，这家人又回到了伯明翰，罗纳德又回到了爱德华国王学校。然而，1904年11月8日，梅布尔陷入了糖尿病引起的昏迷，六天后去世了。
注释
1 1英里约合1.61公里。——编辑注
2 cotton的本义为“棉花”，音译为“科顿”。——译者注
3 西格德（Sigurd）：北欧神话传说中的大英雄，也是北欧民间文化中家喻户晓的英雄之一。他是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散文史诗《沃尔松格传说》（Volsunga Saga）中的主人公，其传说也是后来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以及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原型。——译者注
4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19世纪中期由英国牛津大学部分教授发起的宗教复兴运动，又称书册派运动。牛津运动主张恢复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译者注
5 平信徒修士：宗教用语，指基督教中履行发愿，但未受神职的人员。——译者注
6 伯明翰圣堂即前文中提到的纽曼在伯明翰成立的圣菲利普·内里教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