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景舟出生的这一年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但八十三天的皇帝美梦随即被击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宣告终结。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方向,同田时也波及了中国社会经济潮流的走向。
出生在中国江南小镇上的顾景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整个青年阶段恰好与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同步,社会动荡和变革所产生的各种波动效应,也影响着顾景舟。顾景舟紫砂艺术生命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他初学紫砂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个阶段的顾景舟,从祖母的心手相传开始,兼收前辈诸家之长,学艺早期就显示出他在紫砂制作方面的过人天资,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顾景舟天生具有卓尔不群的个性,这种霸气深深地影响了顾景舟早期作品风格的取向。顾景舟早年非常崇拜同村的前辈艺人邵大亨,在《宜兴紫砂珍赏》一书中,他用重要的篇幅梳理了邵大亨的存世精品。顾景舟偏好于邵壶所传达出的那种朴素的大拙之美:：(邵壶)堪称集砂艺之大成,刷一代纤巧靡繁之风。从格调上来品评,大亨传器应该说是紫砂陶文化前进中又一大转折。他一改盛清阶段宫廷化的繁缛靡弱之态,重新强化了砂艺质朴典雅的大度气质;既讲究形式上的完整、功能上的适用,又表现出技巧的深到。
为了获得创作上的灵感和确定制壶中的审美取向,顾景舟曾多次临摹邵大享的作品,他高度评价了邵大亨对其壶艺的影响：邵大亨的壶艺作品,无一不精美绝伦,我第一件仿制大亨的作品就是掇壹,作于1936年经仿制大亨的作品,壶艺水平产生了飞跃。
年轻的顾景舟通过手摹心悟,初涉紫砂便触类旁通,很快掌握了其中的门道。所制壶坯,形体周正,工精艺到,深得乡里贤达的喜爱。其中,制作于1934年的“传炉壶”(壶身镌刻“功存志悦”)已初具功力,这一年他 刚刚19岁。1936年是“宜兴窑场景况最好的一年,全年共烧4740窑,年 产值达440余万元”,1顾景舟制作了“汉君壶”(重骅订制)和“木瓜壶 等作品。“汉君壶”线条饱满,修饰讲究,为藏家贺寿订制作品,可见顾景 舟当时风华正茂、技艺超群。善学的顾景舟以极高的悟性和过人的聪慧,练 就了扎实的功底,在高手林立的宜兴紫砂界很快便脱颖而出,初试啼声就 举闻名乡里,跻身壶艺名家之列。用顾景舟自己的话来讲:“在我二十多岁 时,我就已跻身同行名手之列了。
顾景舟超群的制壶功力,不仅使他的名声蜚声乡里,还成就了他人生的另一段非常之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少数古董商人别有他图,邀 请了宜兴的顶尖高手,专门仿制明清名家作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假充 真。从本质上来看,这些仿器的摹制其实就是作伪。宜兴当时不少的艺师高 手都参与其中,蒋彦亭受聘于汤临泽,裴石民受聘于莫悟奇,蒋彦亭、裴石 民后来又转投郎玉书处,王寅春曾先后服务于龚怀希、张甫林、唐明春处。
1936年,21岁的顾景舟应“郎氏艺苑”的聘请,赴上海仿古制陶。亲身参与民国初期上海紫砂仿古浪潮的顾景舟,最大限度地观摩学习了存世的优秀 紫砂古器和其他材质的器皿,进一步拓展了对紫砂制作工艺技巧的理解,在 满足古董商人投机谋利的同时,也为自己作品形成鲜明的风格特点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仿古作伪的古董商向艺人们提供了历史典籍或珍贵的古代紫砂器作为范本,然后据此摹制成器,再精心做旧,并编造出精彩曲折的“源流”情节, 打造机缘巧合的时间与空间,以获取不当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紫砂艺人们来 说,他们听命于古董商的唆使,被动地参与其中,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创制 了不少心血之作,但这段经历却成为了他们一生都铭刻于心的难忘回忆。对 此,1995年8月6日下午,晚年的顾景舟在自己家中与登门拜访的香港中 文大学*物文**馆黎舒仪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谢瑞华两位女士的交流中,道 出了埋在他心里超过半个世纪的心声 即使是伪作(指百余件照片),仍不失艺术水准,这种仿冒是冒 名家之名声,而不是器物。所制作品仍然是制作者及经营者的一种 创作。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有制作者的创造。就是这不多的言语,充分反映了顾景舟对这段经历的眷念,制作这些 作品,虽然冒用了他人的名声,但也倾注了顾景舟在这个时期最大的心血和 才华。上海仿古的阶段大概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在这期间,顾景舟不仅观 摹了大量明清紫砂名家实物,拓宽了眼界,同时也因为和来到上海的宜兴各 路高手竞技,技艺日趋成熟稳定。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这不屑于过多提及的 经历,为顾景舟一生在技艺成就上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他在今后的紫砂鉴 真辨伪中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今天,如果我们以辩证的眼光再回看这场民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仿古浪潮,除了大家一眼能瞄到的一个“仿”字外,对于中国紫砂行业,对于像 顾景舟这样亲身参与的艺人来说,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从表面看,这次 浪潮以“仿”为形式,为了最大程度地迎合藏家的需求并骗过专家的验视 参与其中的古董商和紫砂艺人为之倾注了他们最大的智慧和最多的心血。这 些作品中既有“实仿实”的摹古,也有“虚变实”的创作。其中的优秀作 品不仅在当年让许多资深藏家信以为真,并全心热捧,时至当下,不少作品 仍被“鱼目混珠”地作为真品散藏各处,有的甚至被视作珍品进入了各大 博物馆的馆藏。
台湾陈文彬先生曾收藏一件“高沿矮僧帽壶”,壶底部刻款“生莲居大彬”。1993年,顾景舟访台期间,陈先生持壶请顾老帮助鉴定,顾老看完 笑答道:什么时大彬,这是我做的,上面不是有我的“景记”二字吗?可 陈文彬遍寻壶身也找不到任何除底部刻款以外的印记,再问缘由,顾景舟笑 而不答。2012年春,北京保利的工作人员帮陈先生将此壶带到宜兴丁山, 请汪寅仙、吴群祥、陈国良、张庆臣几位艺师共同品鉴。在吴群祥的工作 室,陈国良用一丸砂泥在壶身内部边转边拓,才在身筒靠近把手一侧的内壁 上部发现了“景记”小印的印迹。当年顾景舟制完此壶后,虽然底部落的 是大彬仿款,但又在泥片上铃盖了自己印章,然后贴于壶身内不易见之处 出于何种目的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这些托款之作,顾 景舟的内心是有一种抗拒的,表现在他把款识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暗藏起来 以致今天我们需要用如此穷究的方式才能读懂真相的一部分。
1982年9月底,顾景舟曾和他的学生高海庚、潘持平等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品鉴库藏紫砂器,发现了库藏的两件“鸣远”款“风嘴龙把壶”,系他 民国时仿制的三把中的两把。南京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段泥“笋形水盂”,此 水盂高度写实,栩栩如生,钤“陈鸣远”款,系上海何天麟1958年捐献, 此壶的源流据捐献者说是其父亲得之吉鸿昌将军。台湾黄健亮先生撰文道: “有趣的是,近几年来陆续传闻该作乃当年上海仿古风潮之中,出自顾老之 手。”高英姿教授也曾写道 陈鸣远款的‘龙把凤嘴壶’和‘笋形水 孟”等,仿制水准极高,有些后来辗转流入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等馆 所,直到他几十年后为博物院做鉴定时才又与自己的作品重逢。”对于“笋 形水盂”这件作品的真伪问题,我们在顾景舟主持编写的《宜兴紫砂珍赏》 书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在书中开篇部分“编辑说明”的第三条,有着如 下表述: 历代名家精品多有仿制,本书非精不取,对真品、仿品也作了鉴 定区别。凡鉴定为真品者,均标明制作者姓名;凡不能确认或经鉴定 为仿品者,只照录铭款 书*共中**计收录陈鸣远各类作品十一件,其中“标明制作者姓名”的仅三 件,另八件均“只照录铭款”,其中就包括这件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笋形水 盂”。按照顾景舟在“编辑说明”所列之标准,无疑南京博物院的“笋形水 孟”非陈鸣远真品,系仿作。此件藏品是否为顾景舟所为,书中并无断论, 但有一点可以看出,顾景舟能够明确判断作品的真伪,又把其作为重要作品 收录书中,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后来,顾景舟对此事虽然没有书面表述, 但在1987年帮助梁白泉校核《宜兴紫砂》一书时,顾景舟曾向自己的学生 明确表达过这件作品确为自己当年的仿作,因此,梁白泉也在书中将这件作 品的年代标注为近代。
在上海制壶时的顾景舟虽然年轻,但壶艺出众,求购者络绎不绝,人生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抗战爆发,不济的国运让顾景舟返回 了久别的故乡川埠上袁村。由于战乱,陶业萧条,紫砂行业陷入了历史的低 谷。谁知祸不单行,赋闲在家的顾景舟忽染天花,面部“破相”。可以想象 这对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他的性格又会造成怎样的影 响和变化。此后的顾景舟常常郁郁寡欢,不喜抛头露面,而是静静独处,寄 情于物,紫砂泥条和各种工具也成为了他最最知心的侣伴。1942年,顾景 舟就职于上海标准陶瓷公司,不到一年因公司内部变故便又再次返家。这些 变故都给生性好强的顾景舟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难以想象的创痛。这段时间 的顾景舟强行封闭了自己年轻丰沛的情感,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制壶和读 书上,每日潜心制器,力求无瑕完美,这样的执拗之举使得他对自己的人生 和作品增加了自信。因此,他的壶坯售价比同乡别的高手都贵,而且只售给 懂得欣赏的朋友。
出了名的顾景舟壶价很高,生坯都价值石米以上,但还是有很多人慕名前来订制。“洋桶壶”是一个大众化的紫砂品种,但要做好却很难。徐汉 棠曾这样感慨过“洋桶壶”的制作:“做洋桶,最不能遮丑。光货的特点 线条差了一点就被放大,你的丑处亮处都没有办法掩盖。”上世纪40年代 初期,顾景舟的“洋桶壶”闻名丁山,现在能见到的就有1942年“赠徐祖 纯”、1943年“程生元订制”、1944年“潘鉴寅订制”、1945年“范顺琪订 制”,这些“洋桶壶”不仅线条流畅、比例合理、做工严谨、气度超群,而 且镌刻文雅,深得众人喜爱 随后的数年,年轻的顾景舟技艺虽更加成熟,壶艺水平已成为同辈之 中之“上品”,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数是适应市场客户需求的款型,例如 牛盖洋桶壶”、“竹段套组”等,特别是为江苏省农民银行和江苏省银行订 制的“座有兰言”仿鼓壶更是非常市场化的产品。1946年底,经周志禄 徐祖纯撮合,揽得银行礼品订单,经沈孝鹿协助,完成壶坯制作,再请吴 同构2书铭、诸葛勋镌刻,共同创作了“座有兰言”仿鼓壶一百一十把,这 是顾景舟一生之中唯一一次做的批量订制的活计。
1948年,顾景舟创作了“大石瓢壶”,经上海铁画轩戴相明介绍,由吴湖帆、江寒汀在壶坯上绘“风动疏竹”、“孤雀雪梅”等图案,并题上相应 的诗句。“大石瓢壶”盖内铃盖王仁甫篆刻的“景舟”长方条形印章,壶底 钤盖任书博篆刻的“顾景舟”方形名章,“景舟”之名自此开始启用。这次 与海派书画家的交往结识,不仅让年轻的顾景舟再次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 路,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十几年来的学艺从业生涯第一次爆发出了绚烂 的火花。“大石瓢壶”共成器五把,除自己藏用一把,其余慨赠吴湖帆、江 寒汀、唐云、戴相明四位给予他技艺帮助、思想启迪的同好。颇具文人气息 风范的顾景舟一生多次和著名书画家结谊论艺、交流合作,直至1992年与 刘海粟先生联袂携手合作“夙慧双圈壶”。
年轻的顾景舟虽然在壶艺制作上已有名气,但社会动荡给宜兴陶业带来的颓势,却使得整个紫砂行了业萧条不振。茫然无从的艺人们在幽冷的黑暗中 摸索挣扎,同样,倔强的顾景舟也期待着春天,期待着黎明,期待着美好生 活的全新开始 处于人生、事业第一个阶段的顾景舟,从对紫砂的开悟到熟练掌握各 种制作技艺,在圈中的声名已鹤然而立。此时年轻的顾景舟大多数时间还只 能停留在自己的一片小小天地之中,为生计所迫而疲于奔波,为度日立业而 勤勉不止。虽然作品的精到尚未达至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他在对技艺的理解 和追求上,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沉稳和大气。这一点,从他这个时期在紫 砂上的用印内容可见一斑,例如“武陵逸人”、“荆南山樵”、“得一日闲为 我福”、“足吾所好玩而老焉”这些闲章的使用,并自号“瘦萍”,初看貌似 心胸无忧、情怀坦荡的隐士,又似一位久经风霜、漂泊无定的侠客,而非 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应有的无邪率真。与众不同的脱凡气质,催动着顾景舟心 中的创作激情,同时,也预示着他日后的精进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