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路（3）
洗完澡，又把玻璃茶杯放床头柜上，虽然快十二点，但我特别清醒。一会儿是阿休哥，不是他在“蓝宝石”歌舞厅打架子鼓神采飞扬的样子，是他从那毒贩家中出来垂头丧气走路的背影。一会又是白天开宝马越野车的年轻女人，她吃米线的神情，说话的语调，风风火火来去，所有这一切都格外清晰。阿休哥和毫不相干的女人走马灯似的在我的脑海里互换位置，我甚至看见了她血淋淋蜷缩在铁塔脚的那模样。
好不容易熬到两点后，迷迷糊糊睡着，却又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乱七八糟，互不搭界。天快亮的时候，一座几十米高的铁塔跑到了我的梦里来，又像是埃菲尔铁塔。我看见两个穿牛仔服的男孩像工人那样一直朝顶上攀爬，而且越爬越高，火红的太阳挂在头顶，塔尖那儿有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光芒四射的晕圈。其中一个男孩像是白天帮我推车的男孩，但比他更瘦，两人越爬越高，一直爬进了那个巨大的光圈里。我的一颗心悬了起来，大气也不敢出，怕他们从塔上掉下来。不料，他们突然放开手，用脚踩在铁塔的横杆上，跳舞，并把双手举起来。四只手越举越高，瞧那样，仿佛是想抓住头顶的太阳……
第二天，我病了，头疼得厉害。老板娘送我去卫生院打吊针，开了些药带回半仙醉吃。这样稀里糊涂睡了一天，傍晚时，感觉轻松了许多。听说我生病，于洪超又专程来看过我一次，他要送我去县医院。我说不用，是洗澡有点小感冒，现在已经好了。他问当真用不着去医院？我说谢谢，真的不用。临别，他叮嘱我多喝水，多休息。又嘱咐了半仙醉的老板小老板娘一些别的话，说有事打他电话，就回去了。
在旅馆的床上，我一面等车修好，一边恢复体力。心情虽然说也算平静，但我脑海里总爱想起二十年前死去了的朋友，天才鼓手李洛佳，想起他死之前半年时间里的一些往事。我害怕，甚至不敢到窗口去，整天拉着厚厚的窗帘布。因为透过窗玻璃和河面淡淡的红雾丝，可以看到河对岸山上的好几座铁塔，由铁塔联想起我的梦，在一个公园里的摩天轮上，阿休哥站在摩天轮顶部的厢体里神采飞扬地打爵士鼓。
其实，一九九三年春天时李洛佳的状况就已经非常不妙了。他的两条手臂，两条腿，大凡稍有一点点肌肉的地方，全都是烟头烫过的疤，有时一个疤上推过不止一次药，多半连药水都推不进去了。他对我说过，不打一针简直没法子到蓝宝石去，去了也没用，站在爵士鼓面前，也许连一条胳膊都抬不起来。他现在连讲话声音都打颤，哪怕太阳照射下，他冷。他说，今年真的太冷了。那年，大宝哥已经出去，还没去美国，暂时还留在东南亚。我想起来了，应该是在新加坡，他的男伴是新加坡华侨。阿休哥说，他哥打电话来，把一切手续办好后连他一块儿弄出去，暂时去演出。那年他俩的父母早已退休，而且疾病缠身。几个姐姐已经在商量将来怎么分父母的那一套房子，吵了几场架，互不往来。所以也没人肯来关心阿休哥死活。
有一次，阿休哥又要我陪他去借钱。几个姐、姐夫下岗的下岗，摆夜摊的摆夜市摊，唯一能帮他的只有同学何超。我们去了何超家没遇到人，他又带着我去他的一个朋友家，仍然不在家。我知道，大家都是在躲他，真的，不躲他也不行。可是当从他朋友家出来，走到一条过道他就不行了。先是靠墙坐地下，头歪着，一幅傻头傻脑样，直淌口水，扯自个儿头发，用脑袋撞墙壁。我们把一个打开门来想瞧他一眼的老太太吓得退回去，紧闭防盗门。他开始口吐白沫，又跪地上朝我磕头，打滚，后来连撞墙扯头发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一个劲儿吐白沫，哼哼，身子弓起来，又弹开。脸抓破有了几丝血痕，鼻血也淌出来，跟泡沫混在一起。头发蓬乱，搭回去遮住大半个脸，一张瘦脸上分不清是白沫，是鼻血，还是地上的泥。他哼哼唧唧，像春节杀了一时半会没死的公鸡。
他还在叽哩咕噜。我蹲在他脑袋那一头，伸出一只手抓牢他的一只手。他修长的指甲把我的手背抠掉了一块皮。疼得钻心，我却不敢撒开手。他的手指甲还朝我肉里抠。听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呜呜咽咽说些什么，骂人，抱怨，哀求，愤怒加上可怜，所有的招术他都全使上了。我知道李洛佳这是想要我帮他。怎么帮法呢？我也没有钱。有一阵，他好像睡着了，我怕他死在这儿，用手指一探又有一点出气。我只好跑到外面找公用电话打给何超。
他说：“怎么办？你来一趟，先开一支杜冷丁给他用。不然真死在外面了。”
我问：“在哪里找你？”
“我在医院等你。”他再三叮嘱说，“你一个人来！别带着他。”
阿休哥可能也动不了。我返回过道，深深地低下头在阿休哥耳朵边说：“你先起来坐，没力气就靠墙坐，等我回来。让我去想点办法。”我没告诉他是何超的主意。
李洛佳的眼睛立马就睁开了，很乖地听我摆布，用屁股在水泥地挪动，软软地靠墙而坐。反正他满身早已经脏得不像样子。
“你快点啊！”他催我说。
他又不像快落气的模样，那一刻，我真想一去不回。到了医院，何超已经替他准备好了药，一面塞在我手里，嘴上说：“真不知道你我这是行善还是行恶！”
李洛佳正眼巴巴望着我返回来。针筒他都捏在手掌心里准备好了。打过针，又坐了十多分钟，他的精神慢慢来了，喘气也平和许多。他摸出纸来，随便擦了擦已经干了的鼻血和嘴角的白沫，慢慢地站起身来对我说：“走吧！”
“你慢一点！”我说道。
“现在我不要紧了。”他说，眼里有了令人困惑的光彩。
这后来，我长时间没看见他。我也在故意躲着他。阿休哥打电话去我单位，要我去蓝宝石看他们的演出，我一直推说太忙了。他告诉我大哥又打电话来，他很快要去新加坡，比在中国钱挣得多。夏天时，我又忍不住去看了一次他的演出。他依然消瘦，而且比春天还瘦，几乎是皮包骨头。但在演出的时候，一站到架子鼓前，全部精神就来了，仿佛永远都是那么神采飞扬。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要么他已经把毒戒掉，要么，那个毒瘾发作时口吐白沫，满地打滚的人压根儿就不是他。
临近秋天的一个星期五，阴雨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大哥已经把手续办妥，连护照也拿到手了，一星期后就走。他说，找一天时间几个朋友聚一次，喝点酒。他不无哀伤地说，这一次别离，也许很长时间都不可能见面了。不巧，单位派我出差，要去十来天，事先已经确定，不能更改。
等我出差转来，我以为他真走了，回到家，母亲说有个叫何超的来找过我三次，说有个朋友死了。那时我们早搬离了龙井街，旧城改造，那一片成了个大工地。
我马上问：“谁死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有了预感，内心非常明白。
母亲说不清楚。她早忘了我们邻居的那些小孩，可能是不怎么关心身边人和事。我母亲性格偏执，她几乎反对我跟任何人交往。我去找何超，果然是李洛佳死了，在我出差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天晚上。他死在家中的厕所里，次日中午才被人发现。他已经在一星期前火化，骨灰也已安葬。
到了第三天，修车铺的师傅打我的手机说，车已经修好了。
我跟小老板娘结完账，连夜开车离开大龙塘。我的身体也很糟糕，CT片显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肝脏也有问题。我暂时还不想回家。我开着我那辆耗油量很大，早已经不堪重负的二手车，漫无目标地游荡在陌生的天空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