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恰好在伊本·法德兰出使之行通过巴格达东北两百英里的波斯城市哈玛丹的一百年后，人在此地的伊本·西拿--早已家喻户晓的哲学家与医生—正被人抓进监狱。差人要带他走的时候，他还跟自己的学生开玩笑说：你看，我要进监狱啦，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至于还出不出得来，那可就不一定啰。”
伊本·西拿被拘禁在哈玛丹城外的一座城堡，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四个月。他在狱中写了两部重要的作品，一部是有关人类思维能力的寓言，另一部则是以绞痛为题的医学论文。监狱仿佛不过是伊本·西拿旅途上的休息站，而他的著作则是当时庞大的思想流动过程中的一部分，有它们自个儿的路要走。伊本·西拿的著作风格与内容将他跟三百年来人类学识与思想的精华联系在一起。公元750年，中亚的阿拔斯王朝在今天的伊拉克迅速掌权，取代了阿拉伯倭马亚王朝（Umayyads）居于伊斯兰权力中心的地位。阿拔斯人建设巴格达，作为伊斯兰帝国的首都。这个王朝旋即开启了大规模的翻译计划，将希腊文与拉丁文文献译为阿拉伯文，其中包括了上万本从哲学到数学、从戏剧到医药的书籍。一开始是由征服地区的非穆斯林学者来当翻译者，如犹太人、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信徒，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徒。而这个计划也将包括波斯、印度、希腊、埃及与罗马……整个庞大世界的知识产出都集中了起来。
巴格达当地对学术的赞助很快就超越了单纯的经典翻译。学者们迅速打造了这个知识体。9世纪与10世纪每一个重要的科学突破都是由亚洲的研究人员与学者所创造，而且主要是在穆斯林宫廷里。
早期的阿拔斯君主把印度数学家从印度延揽过来，这些数学家则将人们所说的记数体系—“阿拉伯数字”—带了过来。到了公元850年，数学大师阿尔·花剌子模（Al-Khwarizm）和他的学生将欧几里得（Euclid）的学说与印度数学相结合，带来了代数学与三角学的迅速发展，包括线性方程式与一元二次方程式、几何解法，以及正弦函数、正切函数与余切函数表。花剌子模的名字就是“算法”（algorithm，即计算的具体步骤）这个词的由来。而“零”—若非本地的发明，就是来自印度—也是在同一个世纪里首次出现在巴格达的数学书籍里。后来的宫廷数学家彼此间的交流更是创造了根号加减运算法、抛物线面积解法、圆锥曲线数学发展、高次方程式解法，并开拓了球面几何学的研究。这些数学上的进展，构成了“伊斯兰花砖”复杂、美丽图案的基础。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花砖艺术就出现在整个亚洲世界，清楚展现了中东地区优越的数学知识。
导航技术也有所突破，尤其是平面与球体星盘，以及更准确的星表。阿拔斯人在巴格达建造了皇家天文台。知识随着穆斯林*队军**、大使与商人而来，各地的地理描述也跟着百花齐放。公元850年时，第一份谈中国的阿拉伯文文献就已传遍了整个中东地区。到了伊本·西拿的时代，也就是11世纪初，至少有十一个地理学家写过对亚洲世界的描述，并流传于世，且有好几个学者以这些新信息写出了多部通史。医学上的研究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在巴格达的宫廷里，有些学者翻译出如盖伦 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他人则以自己执业外科医生的工作经验为根据来撰写论文。其中最了不起的则是波斯人拉齐 —中世纪公认最伟大的临床医生。他的医学百科在欧亚流传了好几个世纪。
在欧洲，巴格达的名气就跟在亚洲一样有名。雅库比 在9世纪时把巴格达描绘得活灵活现：没有谁能比他们（巴格达）的学者更有学识，比他们的民俗学者更多闻，表达得比他们的文法学家更清楚，眼光比他们的校对员更精准，技术比他们的外科医生更高超，歌声比他们的歌手更动听，手艺比他们的工匠更精致，懂的字比他们的抄写员更多，头脑比他们的逻辑学家更清醒，比他们做礼拜的人更投入，比他们的隐修士更虔诚，比他们的法官更懂法律，比他们的传道师更滔滔不绝，比他们的诗人更有创造力，或是比他们的纨绔子弟更放荡。
重要的哲学思考同样也出现在这种富有创造力的氛围里，这些思索多半是以伊斯兰思想家、希腊文翻译作品，以及征服地区与周遭地区人民信仰的交流为基础。有许多书籍都是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与托勒密等古希腊作家经典的评论与延伸。重要书籍的抄写本向外流传，来到了波斯宫廷、丝路的商旅城市，东至阿富汗，西到北非与西班牙。大约到了公元900年，书籍与学者两者的流动已经创造出了一张无与伦比的学术网络。论文和书信从波斯来到开罗，论辩则从大马士革延烧到摩洛哥。
我们不能忽视纸张对此过程的重要性。造纸术起先来自中国。大约在公元750年时，基本的造纸技术随着阿拔斯人而沿丝路传入中东。有了巴格达王室的支持，人们重新创造了适合当地条件的造纸过程。中东地区不产制作中国纸所需的热带植物。但人们旋即发现亚麻与棉花纤维能制造出柔软而平顺的纸张。不到一个世纪，巴格达就有了人声鼎沸的纸市与许多造纸工坊。会运用纸的很快就不只是政府；现存最早来自中东地区的纸张文件，就是一封犹太人从巴格达寄到埃及的正式信件。
其他像大马士革与福斯塔特（Fustat）07 等城市很快就能与巴格达一较高下，提供不同大小与材料的纸张任君挑选。纸张不只让巴格达皇家藏书馆内数以万计的书卷得以成真，还能让这些文字流传在中东地区、中亚与西班牙等地的多个国都。15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其《历史绪论》（Muqaddimah）中写道：“如此一来，纸就能为政府文件与公文所用。后来人们便拿一张张的纸用在官方文件和学术著作上，纸张的制造也达到相当精湛的程度。”
到了伊本·西拿之前的一个世纪，这面庞大的智识网络甚至发展出了一套核心的教学课程。一个人如果没有按照特定顺序读这些特定的书籍，其他人还会觉得他没读过书。教授这些必读书目的老师则在城市之间移动—包括整个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城池，以及位于波斯、中亚，最西则到西班牙的一些都市。伊本·西拿的父亲出生于北阿富汗的巴尔赫，属于受过教育的官僚精英。伊本·西拿出生之前，国王就指派其父亲去管理某个邻近布哈拉西北方两百英里、位于今乌兹别克的小镇。伊本·西拿的父亲已经在布哈拉找到了不错的《古兰经》老师，以及大家都在用的标准课程课本。十岁时，伊本·西拿就已经结束了他第一阶段的学业。伊本·西拿在自传里回忆道：他们家与标准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不同之处，在于对伊斯玛仪派（Ismaili）信仰的渴慕。他们（伊斯玛仪派信徒）通过特别的方式谈论、体会灵魂与心智，而他（父亲）和我的兄弟就是从他们那儿听闻了这些东西。
11世纪时，布哈拉的这些伊斯玛仪派信徒是些什么人？过去几十年间，学者们找出了比已知的多上许多的伊斯玛仪派文献，拼凑出了伊斯玛仪派的信仰与发展。就伊斯兰信仰而言，政治权力、道德权威和宗教信仰的密切关联让“权力的正统性”成了信仰里最核心的议题。什叶派质疑所有非穆罕默德家族出身的哈里发有继承权；由于什叶派质疑11世纪从巴格达实施统治的哈里发拥有正统性，也质疑那些早于巴格达政权的哈里发国，诸什叶派别的人几乎从根本上就是反抗的中心。有些什叶派信徒提倡并从事公开反抗，其他人则资助台面下的政治抵抗。什叶派的人也倾向远离巴格达，远离哈里发的首都去发展。伊斯玛仪派是什叶派的一个派别，特别强调《古兰经》里写的真理所具有的“秘密”性质，并强调特别的灵性导师伊玛目（imam）对于学习那些隐藏真理的重要性。伊斯玛仪派也相信理性与思维能力是了解灵性真理的方式，相信世界有理性的基础。伊本·西拿年少时，伊斯玛仪派正秘密派遣受过教育的灵性导师前往外省城镇宣传教义。这些人多半能成功让上层阶级的家庭改变信仰，冒着失去自己在政府里官位的危险来坚持这些观点。在布哈拉，有些家庭会在私底下与导师们讨论伊斯玛仪理性主义，而伊本·西拿一家似乎正是其中一分子。
伊本·西拿的自传中提到，当他还是个少年时，他父亲就送他去跟当地某位杂货商学习“印度算术”（会使用“零”），跟一位有名的老师学哲学，跟当地的法官学伊斯兰律法。伊本·西拿就像数学家花剌子模以及其他数以千计行走于亚洲世界的人一样，拿波菲利 的《范畴篇导论》（Isagog）—从波斯流行到西班牙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导论—来继续自己的学业。伊本·西拿针对标准的问题提出了优雅而出人意料的解法，显然他非常聪明。接下来，伊本·西拿迅速解决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 of Geometry），很快就超越了自己老师的理解。他遥想那时：“他（老师）对这本书更深奥的部分也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就开始自己读原典，自己研究那些评注。”
伊本·西拿在更复杂的题材上，继续处理更多在巴格达城之前被翻译出来的古希腊、罗马经典。他深入托勒密谈天文数学的书，把演算一个接一个解决，更读遍了关于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文献。有一点很重要：书虽然是在巴格达翻译的，但在巴格达以东超过一千英里外的布哈拉却很容易找到这些书，也不难买。下面这则自传里的逸事就描绘了一处人声鼎沸的书市。医学算不上困难的学科，所以我没花什么时间就上手了，许多有名的外科医生还来跟我学医。我很关心病人，有几家医院的大门也为我而开，那些医院医生的医术高明得难以言喻，只能从实践中学。
伊本·西拿十六岁了。当时的他全心全意投入学习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为主的哲学典籍。不到几个月，他就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国王召见他来治自己的病，因为宫廷里的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后来国王的病完全好了，为了答谢伊本·西拿，国王便允许他使用王家图书馆。我获准进入一栋有许多房间的建筑物，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层层叠上去的书橱。其中一间房放的都是阿拉伯语言与创作的书，另一间房放的则是法学，诸如此类，每间房都放一种学科的书。于是我把古人写的图书目录浏览了一遍，请人把我需要的每一本书都拿给我。
伊本·西拿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担任宫廷医生，同时笔耕不辍。他的第一本书《善行与恶行》（Good Works and Evil）谈的是伦理学。接下来的两本书，都是应地方上受教育的人所请而著。就算身处距巴格达遥远的城市里，有教养、识字的上层人士仍然关心各种学问与哲学。拥有、熟习这些书则是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政府与国王会为游历各地、传播各方知识的学者与教师提供职位。伊本·西拿少年时的哲学老师就继续前往靠近里海东岸、规模虽小但人情练达的戈尔甘宫廷。在这段时期，伊本·西拿建立起他终其一生所使用的基本哲学框架与实践方法。他相信直观洞见对于周遭世界的理性运作也能派上用场，同时也用饮酒、祈祷与有引导的梦境来解决棘手的问题。
伊本·西拿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以及后来的著作中零星提到的书籍，把他跟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哲学传统直接联系在一起。要了解伊本·西拿的旅途及其面临的风险，我们就得稍微跟新柏拉图主义连接在一起。这种哲学取径是对柏拉图著作的重新思考，活跃的时间大约从公元300年一直到公元529年其学院关闭为止。他们之所以叫“新”柏拉图主义者，是因为柏拉图写作的时间，要比学院在罗马成立一事早了七百年。
对于包括伊本·西拿在内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哲学问题的核心是要解释“永恒不变的神”与“不断变化且有缺陷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人们将柏拉图的“理型”视为神与世界的桥梁或中介。当时，从西班牙横跨北非、中东地区到中亚，众人对这个中心问题的表达方式有着普遍一致的看法，对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有共同的认知。从新柏拉图主义被人译成阿拉伯文到伊本·西拿出生的这两百年间，三位阿拉伯哲学巨擘—肯迪、拉齐与法拉比—也是在同一套框架内处理这个问题。神与“理型”和“无常的物质世界”的关系是探讨的重点。一般而言，人们不单是用逻辑的方式，也会用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关系。神［或者是某些著作中所说的“唯一”（the One）或“那有智慧的”（the Intellect）］与尘世距离最远。“唯一”的所作所为，创造出了与尘世距离较近的“理型”。个人的心灵距离尘世更近，得以思索完美的理型与无常的世界。肉体则受到此时此地的政治局势、战争、罪恶与死亡的控制。在伊本·西拿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眼里，较高和较低的领域全都能反映出“神”，而且对哲学研究而言也都是合适的主题。了解“理型”虽然重要，但懂得政治、社会、岩石、植物和人类身体的运作方式也同样重要。
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式的看法带来了许多问题。神在“理型”的创造过程中涉入有多深？灵魂要放在哪个位置？把“理型”落实到这个不完美的物质世界时，个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灵魂应该有恰如其分的道德举动吗？对穆斯林来说，还有好几个额外的问题：《古兰经》里“神直接参与世界的创造”的说法，跟柏拉图把神与世界分开的做法要如何整合？《古兰经》里坐在宝座上的神，要怎么跟柏拉图那种没有形状、没有结构的神达成一致？以理性为基础的知识要如何跟《古兰经》的天启合而为一？
表面上，这些哲学研究简直不切实际，但实情并非如此。它们其实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背后的争端。比方说，这个时人广泛讨论的重要问题有个解决方式，是假定“神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创造了甚至小到原子的一切”。这个论点可是意味深长。既然神随时都能改变他创造的方式，那么推理、研究自然或试图了解人类行为模式就没有意义了。自由意志不存在，而人也没有特别重要之处。“神创造了一切”则是另一项立论基础。一旦创造过程开始，万物就都各有其原因，各有其影响，也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如此一来，人所能察觉到的东西也就不会有永恒的模式。出于同样的道理，人的推理能力对了解周遭世界一点用都没有。而第三种论点则认为“人就是无法了解神、理型，也无法了解神与尘世的关系”。人所要做的，就是接受超验、无法窥测的神，服从神的律法，祈祷，然后期待神的垂怜。这几种哲学立场全都提倡“权威”高于理性，服从甚于怀疑。这三种立场也都获得各个教派、国王与*队军**的支持。而他们在伊本·西拿所处时代中的宗教战争里也都插上了一脚。
伊本·西拿的医学著作内容同时得自他当医生的经验、见识过的周遭人所使用的医疗手段，以及从盖伦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罗马知识。他的巨著《医典》（Canon of Medicine）开篇就是医生的工作内容：首先要了解个别的病人，其次是分析症状与病因，最后才开始治疗。分析时要从火、风、土、水四种体液开始。如果是个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的人，那么体液多半都会留在它们该在的器官里。人也会因为受此种或彼种体液主导影响而有所不同—或热、或冷、或干、或湿。受过训练的医生能够用例如检查呼吸甚至是观察头发颜色的方式来了解病人的情绪，这两种方法可以把病人大致分为热或冷、湿或干的类型。各种体液之间的不平衡，呼吸的气息在体内的移动受到阻碍，或是器官内部与周围能量的流动受到限制，都会造成疾病。治疗的方式有强化或抑制体液、刺激特定的器官，或是改变呼吸的方式和呼吸的动作。让身体跟体内或体外更高层的灵魂，或是跟自然中的神灵有更好的配合，也是种治疗方式。22 伊本·西拿解释了如何改善呼吸：
比方说，酒能以滋养的方式让呼吸恢复；珍珠与蚕丝（能抵消冲突的事物）则能为呼吸带来清亮与明快；余甘子、琥珀与珊瑚能让气息稳固，防止气息快速消散；多榔菊属的植物则能提供热能，改善气息的性质。
伊本·西拿的《医典》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热带植物和衍生处方在一大段复方疗法中的数量。光是我们能轻易辨认出来的就有三十多种，完整的数量想必更多。伊本·西拿从实际运作的贸易网络中汲取知识，也正是这面网络将这些药物以及使用药物的知识带到了中东与中亚。伊本·西拿也在盖伦与亚里士多德的处方中融入了大亚洲世界里发明、改良过的医学知识。不过伊本·西拿很难称得上是注意到并运用这些热带药物的第一人，毕竟这些药物已经用了超过百年了。比方说，伊本·西拿描述的多数药物，已经在一本来自9世纪的巴格达谈治疗方法的书里出现过了。
即便颠沛流离、凶险不断，但伊本·西拿无论到哪里，都持续写作，讨论哲学，与人通信。他先是待在靠近今天德黑兰的雷伊，这里的人拖延了马哈茂德几年的时间；接着他往东到了加兹温（Qazvin），最后往南抵达哈玛丹，成为哈玛丹统治者—也是雷伊统治者的兄弟—沙姆斯·道莱（Shams al-Dawla）的好友与官员。伊本·西拿伴着国王一同出征，他也根据这样的经验写下了《部队管理》（The Management of Troops）。
可就连在沙姆斯·道莱充满善意的宫廷里，伊本·西拿还是有敌人。有一次，敌军在离首都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击败了国王，国王于是指派伊本·西拿代管民政与军政。但*队军**哗变，反抗他的领导。他们包围了他家，把他关进监狱，洗劫他的东西，抢了他所有的财产，甚至还要求埃米尔处死他。埃米尔拒绝处刑，但他迫切想安抚这些士兵，于是达成妥协，把伊本·西拿放逐出去。伊本·西拿在朋友家躲了四十天，躲过了驱逐出境的命令。等到国王需要治疗的时候，这个命令才被撤销。
沙姆斯·道莱死于公元1021年，伊本·西拿不相信其年轻的继承人能够保护他不受宫廷里一部分反对他理性思想的人，或是不受马哈茂德*害迫**。这位哲学家开始跟东南方两百英里的伊斯法罕（Esfahan）国王秘密通信—他可是哈玛丹的死对头。当伊本·西拿在宫廷里的敌人揭露他通信的事以后，国王便依叛国罪将他逮捕下狱。四个月后，伊本·西拿跟尤兹扎尼假扮成苏非（Sufi）托钵僧，设法逃到了伊斯法罕。
伊本·西拿知道，他的世界已经变了。团结一心的哈里发国、对翻译希腊文的慷慨解囊、无所不包的哲学论辩与科学研究都成了明日黄花。在当时许多哈里发国的继承国里，掌握大权的不是研究，也不是哲学讨论，而是正统派。
公元1037年伊本·西拿过世，从其思想在其死后传播的情况，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知识世界有多宽广，交流又有多么密切。1100年时，顶尖的波斯哲学家就已经在评注伊本·西拿的著作了。到了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西班牙——伊本·西拿对犹太思想家而言，就像对穆斯林来说一样有名。12世纪初，伟大的犹太思想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著作里就表现出他对伊本·西拿作品的熟稔。公元1200年以前，伊本·西拿的《治心》已经出现在西班牙；不久之后，这部作品与其他著作的译作也踏上了意大利，促成对哲学作品的评论。其中有个翻译者把伊本·西拿改作“阿维森纳”（Avicenna），对基督教欧洲来说，这个名字显然比穆斯林的名字更能让人接受。甚至有许多欧洲人以为阿维森纳来自西班牙，而不是遥远的波斯那一端。
所以人们如是说，哲学家的家园在第一个地区（亦即靠近赤道之地）有它理所当然的地位。当地所有的种子都会自己生长，居民总是行正义之事，讲的也都是真理。
综观整个中世纪，伊本·西拿的作品在哲学领域中一直都很重要。有超过二十部的中世纪选集几乎完好无缺地流传至今，有些是阿拉伯文的，但更多是拉丁文的。他的医学百科是头几部在欧洲印刷出来的书［时间是1485年，只比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晚了二十几年］。即便到了今天，伊本·西拿仍然是哲学界一号屹立不倒、能刺激创造力的人物。光是在20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里，他的著作就刺激出了超过两千篇用英文、法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与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写就的学术论文。学者之所以这么有兴趣，其实是有充分原因的。
无论是今天，还是在一千年前，伊本·西拿探讨过的问题对任何一个相信神的人而言都一样重要。完满无缺的神与复杂、无常的宇宙，究竟跟这个显然并不完美的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今天针对“智能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的讨论里，所有的逻辑论证都早就被几百年前的伊本·西拿与新柏拉图主义者分析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