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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行会的出现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尤其是法律地位的确立，更是需要市民进行不断的争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城市甚至自始自终都没能取得建立商人行会的特许。由此看来，商人行会并非在各个城市中同步建立；其次，国王或者领主的个人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商人行会的出现。
商人行会，是英国中世纪行会的第一种组织形式，通常写作“Gild（guild）Merchant”，直译为基尔特商人。由于拼写缘故，往往被当作一种职业或者一个人，即行会商人，为了避免这种错觉，有些学者也常常将商人行会写作“merchantguild”，如英国中世纪城市研究一书中这样写到：“Gross’scontentionthatmerchantguildswereaNormaninnovationwaswrong….。暂且不考虑其学术观点是否正确，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一定是“格罗斯认为商人行会是诺曼人的创新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不可能表达“行会商人”是诺曼人的创新，由此看来，“Gild（guild）Merchant”与“merchantguild”应该表达的是同一意思，即商人行会。此外，“Gild(guild)Merchant”还会被写成“gildamercatoria”，“gildamercanda”，“gildamercatorialis”，“gildamercalis”，“gildamercatris”等几种形式。
商人行会难以区分和定义还表现在其组织和会员身份确认缺乏连贯性，这个问题之后会详细谈到；其次，商人行会产生不久，随着城市的成长，社会和商业的多元化，手工业行会开始出现。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虽有不同，但未有特别明显的时间段划分，手工业行会在产生初期，往往还从属于商人行会，受到商人的控制。目前的经济史与城市史著作中，大多会忽略行会的两个阶段划分，而是笼统的称之为“行会”，其研究范围也大多局限在手工业行会。
再者，由于地区差异和使用习惯的不同，商人行会在常常不同的文献中使用不同的说法，商人行会成立早期，尚未摆脱盎格鲁—萨克逊时期旨在团结互助的农村公社性质，“商人行会在一些城市可以与“commune”相互替换。“commune”被解释成由不同的市民比例通过宣誓而组成的正式团体，这种为了争取和实现团体权利的组织并非通过行会。”
12世纪左右，商人行会又常常被表述成“hanse”，如约克大主教瑟斯坦在给伯维里的特许状说道：“贝弗利的市民可以像约克市民一样成立自己的“hanse”。”“hanse”通常被译成中世纪同业公会，在这里指的是商人行会，其职责是征收会费，以维护城市和行会基础建设和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商人行会仅靠字面意思是难以表达清楚的，根据商人行会自身属性和研究需要，应定义成如下：商人行会是诺曼征服前后城市中兴起的，由商人领导的，以控制地方贸易为主要目的商业团体。根据此定义，可以方便的将商人行会同手工业行会，以及商人行会出现之前的农村公社、宗教团体、军事团体区分开来。
关于商人行会的起源，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见，学者在论述这个问题中，大多从词源的角度去发掘，极力在历史文献中寻找有关“gild（guild）”的痕迹。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最直接的反映出“Gild（guild）Merchant”的由来。
“gild（guild）”在5世纪已有，指的是“法兰克战士的一种祭祀仪式，加洛林时指的是喝酒的俱乐部组织，也带有宗教的性质。”此后，在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两部重要法典《伊尼法典》和《阿尔弗雷德》中也可以窥探到痕迹，但此时的基尔特应该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团体，其并非存在于城市，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存资料。
10世纪时，伦敦出现类似于慈善机构的行会，其活动类似于教会的施舍，但是已经具备了商人行会的某些属性，如提供会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召开会议等。
很显然，上述团体虽然以“行会”来命名，与商人行会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大多是一些宗教团体，慈善机构，互助团体，军事团体，显然很难说明以经济职能为主要职能的商人行会的由来。诺曼征服后，英国城市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阶段，但此时农业与手工业、商业尚未完全分离，即使是城市也无法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
针对英国此时的特殊背景，商人行会很可能是由农村公社植入城市演变而来。农村公社可以追溯到盎格鲁—萨克逊时期，定居下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生活，重犁的运用和敞田制的实行，使得农民需要协作才能高效的完成农业生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以协调农业生产为最初目的的农村公社。
在生产力落后的英国中世纪，一次小的灾难就可能导致一个农民破产，因此，农村公社逐渐增加了一些对贫弱者帮助、救济的职能，“13世纪，有些村庄就对外来移民提供住处和土地。”
在村庄或者农民权利受到封建主侵犯时，农村公社往往作为谈判的主体出面，直接和封建主进行协商、斗争，中世纪许多地区如伯明翰，农民和封建主斗争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农村公社的影子。农村公社往往还是地方行政的基层组织，行使社会职能，国家的一些政令，往往下达农村执行，并不是按庄园执行。
“当时的陪审制，管辖内容很多，包括调查土地、财产状况、治安情况、犯罪事实，以及证明、裁决等，这些都由郡、百户区到各村的系统进行。”由此可见，农村公社和商人行会在职能上是十分接近的，考虑到农村公社自盎格鲁—萨克逊时期产生一直延续到黑死病之后也并未消失，推断商人行会源自农村公社有一定的合理性。
英国中世纪的城市作为封建统治的一部分，其权利自然源于各级封建领主，对于城市和市民来说，建立商人行会是其所争取众多经济特权之一。此时的市民阶层还处于萌芽期，对国家的政务影响十分微弱，对于权利的争取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如包税权、财产权、土地保有权以及建立商人行会的权利。
能否获得领主（主要是国王）的商业特许状，是商人行会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因此，早期商人行会的活动痕迹，常常需要从国王授予各个城市的特许状中寻找。
商人行会的出现与商人行会法律地位的确立并非处于同一时间，根据现有史料记载，最早提到商人行会是在诺曼征服前后。“亨利二世在授予林肯与威霖福特的特许状中曾提到，这两个地区的商人商会早在爱德华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此时的商人行会并未获得国王的认可。
同样的，“约克大主教瑟斯坦授予贝弗利市民建立商人行会的特许状，是由亨利一世在位期间确立的，与此同时，亨利一世还授予了贝弗利市民在整个约克郡的通行税豁免权。”
目前还无法判断所有城市商人行会产生与特许状取得的先后顺序，可以确定的是，特许状对商人行会权利的确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世纪早期的商业活动面临着诸多困难，除了各种自然灾害、强盗掠夺外，还经常受到封建主的剥削，为了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各级领主纷纷设立关卡，收取通行税；
再者，中古英国民众受普通法的影响较为深刻，富有契约精神，认可国王颁布的特许状即是法律，为了维护城市和商人行会的利益，愿意向国王购买商业特权。
不是所有的商人行会都获得国王授予的特许状，彼得斯菲尔德市民获得格洛斯特女伯爵授予的组建商人行会的特许，并没有国王进行确认，该市商人行会的活动中似乎并未受到过多干扰，但随后的事实证明，这样是事情仅是个例；
“1147年，牛津的商人行会决定把莫德利转让给奥斯尼修道院，此时商人行会并未得到国王的特许，因此，牛津郡守很容易的便收回了商人行会的决定。”
安茹王朝时期，商人行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截至13世纪初，大部分的城市已建立了商人行会。“也有少数城市处于例外情况，如伦敦、诺里奇、多佛尔、桑特切、罗姆奈、黑斯廷斯、亥斯等从来没有出现过关于商人行会的记录。”
针对上述城市没有出现商人行会的原因，克拉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这些城市“历史足够悠久或实力足够优秀，而毋须在正式许可正式成立基尔特的情形下处理他的垄断权”。
伦敦自8世纪开始，已成为英格兰东南部的中心城市，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商人，西欧大陆的商人也纷纷跨海前来贸易。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得伦敦的地位日益显著，大量的人口涌入伦敦定居，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成为英国中世纪最大的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伦敦市民较早的开始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在盎格鲁—萨克逊时期，伦敦市民就享有国王授予的各种特权。
“威廉在1066年加冕以后，授予伦敦一份特许状，对他们之前享有的权利加以确认，”以示对伦敦投降的回报。
亨利一世在位期间，免除了伦敦的丹麦金、通行税，允许伦敦选举市长，建立城市法庭，同时，还授予伦敦市民“以300镑购得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包税权”。
由此看来，伦敦市政机构较其他城市更为完善，即使没有商人行会，伦敦市民也能通过市政机构对城市商业活动加以管理和垄断，这应该是克拉潘提到的伦敦未出现商人行会的主要原因。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商人行会通常存在于中小城市，影响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城市的商人行会可以代替市政机构行使城市管理职能。伦敦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每周都会召开会议商谈日常事物，为了方便市民就近参加会议，“伦敦在城市内划分了若干个区，由区长主持召开会议，”因此，很难想象伦敦能出现一个商人行会，对伦敦商品的流通领域进行统一的管理。
伦敦是英国国王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城市之一，1086年纳税数目就位居英国所有城市之首，1334年其纳税额仍然是第一位，商人行会的商业特权会导致国王收益的大幅度减少，因此国王不会允许它的存在。
国王授予其他城市的特许状中，往往也会提前声明“商人行会或市民享有商业特权在伦敦不通行”，也是这个原因。伦敦手工业发达，分工较细，同一行业就业人数多，生产规模大，“早在亨利一世时期就获准成立织布工与漂洗工行会”，其行会发展历程由此跳过商人行会阶段，直接进入手工业行会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