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几点看法
卢明
一、肯定“四部古典名著”的文化价值
这些年，一股否定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精典的逆流，对社会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专家学者们站出来正本清源，十分必要。
我看周汝昌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对四部古典小说都是充分肯定的。
从明末“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瓶金**梅》）的提出，到后来以《红楼梦》替换《*瓶金**梅》，充分体现出“四部古典名著”的定位，是中国文化界长期思考研究的结果。建国初期，专家学者又进一步肯定这种定位。这说明，不是哪一个时期，哪一个人物心血来潮定了个四部古典。
有些人标新立异，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企图。但，反传统就一定是对的吗？一片飞叶，在泰山面前，恐怕会很快转入沟壑，其张扬之势，会转眼即消。
二、反对诋毁《水浒传》《三国演义》的错误观点
金圣叹是反感宋江的，但即使如此，他也没全面反对《水浒传》，而是把《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杜甫诗及《西厢记》，列为一类，称其为“第五才子书”，足见其对《水浒》的肯定。还是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有学者曾说过，学术界已经完成拨乱反正。当时社会上一些人这样那样反《水浒》，但学术界基本上不理他们那一套。后来，有些学者也跟着那帮反《三国》反《水浒》的人起哄，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主张课本禁《水浒》，无异于主张禁止学生与手机沾边（手机只是工具，看你怎么用，用于通过网络进行学习，不是很便利吗？），无异于某些人主张恢复繁体字。
我主张对古典名著要有敬畏之心。先以学习研究的心态去读，读通读透，然后再发表意见。有些人，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便将别人不恰当的话拿出来，还不知被谁利用了呢！
文学反映的是生活，生活是复杂的，不是放在设置种种条件的实验室。小说对广阔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多方面的。所以，不能离开文学写作的特点苛求文学作品。
若以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我们反映抗敌的剧作，拿枪用炮，那是不是*力暴**？反映禁毒*底卧**，眼看着毒枭当场杀人，那场面血不血腥？
那么多的战争片，写战场厮杀，也没见有几个少年因此就去打打杀杀。应当相信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向善力和判断力，绝大多数人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如果要求按写诗的方法去写小说，无异于扼杀小说这种文体。但，小说依然存在，谁也扼杀不了。其实，诗也未必一定不涉及反面的东西，事物原本是矛盾对立的统一，处处充满着善恶、美丑。但丁的神曲是诗，他写的地狱，不也是很吓人的吗？
个别否定《三国》《水浒》的所谓“专家”看似高深，其实幼稚。《三国演义》的智慧，充分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历史就那样，社会就那样，人情就那样，在彼时彼地彼场合，事情就是那样发展的。小说家将此写出，便是将生活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托出。
个别人的观点，看似扬《三国》《水浒》之艺，实则重点在否定文学经典。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既然内容是“坏心”的，那，技巧越好，就越*动反**。他那点东西，在某些方面，也就是金圣叹的翻板，但还没有金氏诚实（这其实是不懂古典文学价值所在）。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具有高深知识和严谨态度的专家学者站出来端正视听。
三、《三国演义》写魏延反叛被杀体现了作者的道德评判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临终安排大事，背着魏延，并秘嘱马岱在关键时刻挺身将魏延杀掉。对这种做法，有些读者很不理解。毕竟，魏延在西蜀建立和伐魏的过程中，功绩卓著，刘备生前对他也非常信任。魏延最后落得那样一个下场，让人一时转不过弯来。但是，也应当看到，在严峻复杂的历史斗争面前，出现这种事也不稀罕。历史往往不以人的善意而改变。
历史上真有杨仪、魏延不和与敌对，魏延也确实因此被马岱所杀。那么，作为想方设法与《三国志》和《三国志注》《资治通鉴》靠拢的作者和增删者，就有机会利用这一历史事件的外壳，按自己对魏延的理解，进行小说情节的处理了。
从人物性格上说，魏延虽然武功高强，能打善战，但心高气傲，自视甚高，也就不容易和群，容易和别人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和谐。诸葛亮逝世后，他认为只有他才是最应继承诸葛亮职务和权力的人，所以，也就不服调度，带兵烧了栈道，阻止西蜀大军回军汉中，这是典型的闹分裂，反体制。毕竟回军汉中的决策是诸葛亮临终确定的，让杨仪组织蜀兵后撤，也是诸葛亮安排的。
所谓魏延反了，从历史资料看，他反的是诸葛亮当时的安排，破坏的是蜀国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和安全，并未投靠曹魏等敌对集团。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却写到魏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马岱提出投靠曹魏，只是在马岱的劝说下，才杀奔汉中。这也体现了《三国演义》作者对魏延这个人物的认知。
对魏延的反叛，《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种行为对蜀国造成很大的损失。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感觉，《三国演义》在几个关键点，突出写魏延的反叛本性：在刘备军攻取长沙，魏延献城后，诸葛亮就想以背主的理由将魏延斩首，只是由于刘备的劝说才作罢。小说还写孙权让西蜀使臣给诸葛亮带口信，说魏延靠不住。果然，到了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时，魏延就反了。
《三国演义》毕竟是文学作品，体现着作者的主观好恶。常常，为了突破某一人物的艺术人设，将一些历史事件移花接木，从这一人物移到另一人物身上，比如将刘备鞭挞督邮改为张飞鞭挞督邮，将孙权草船借箭改为孔明借箭。
但是，他并没有将魏延的反叛移到其他人身上。这种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太好移，看来，《三国演义》的作者也不想移。那就干脆向反方向用劲，动用各种手段强调魏延有“反骨”，以期通过这样的描写，拿一个反面教材，向读者强调“忠”的价值取向。
四、刘备与吕布在徐州期间的关系体现了乱世纷争的权宜之计
有学者说，《三国演义》没有把史料里刘备遭吕布偷袭后的悲惨景象写进小说。《先主传·建安元年》注引《英雄记》：“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结果至少被吕布两次叛盟（下邳一次，小沛一次）的刘备，后人倒觉得对于吕布还不够厚道。试想刘备只要真是以人为本的人物，弟兄们“自相啖食”的人间绝境简直是血海深仇，吕布还有什么资格值得刘备“以德报怨”。文末的结论其实也很适合批判现代影剧的程度，编导甚至迎合大众的“一厢情愿”，其实是看轻了政军人物的心术。客观上讲，也不一定所有受众都那么浅薄，而往往是编导藐视观众智商而做出的主观选择。
笔者认为，换一个角度，从更深层次看，刘备与吕布之间，刘备与袁术之间的争斗，更加彰显了曹操的阴险狡诈。正是他，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便利，一再主动离间刘吕、刘袁之间的关系，企图他们互相残杀，自己从中得益。军阀混战，本是这个样子。
刘备与吕布之间某种程度的理解（不像张飞那样对吕布毫不客气，意欲杀之而后快），也是一种看明白曹氏奸计的自保行为。艰难困顿中，保存自己要紧。有些暂时的行为，不得不那样，时势使然。
刘备从陶谦那里接过徐州牧权力的时候，明知吕布是“三姓家奴”，反复无常，难以驾驭，刘备还是接纳了吕布。后来，明明张飞杀死了吕布的岳丈，吕布仍保护刘备家眷，也是给自己留个后手。他知道，这个时候，刘备不像张飞那样严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至于以后怎样，那就另当别论了。）毕竟，当初曹操让刘备杀吕布，刘备没干。所以，当刘备败于袁术之时，吕布能复纳刘备。刘备也是走投无路，也硬着头皮复回徐州。当然他也明白，徐州被吕布夺了，他是无法再执掌州事了，所以，他乖乖地去了小沛。一前一后，在徐州范围内，刘备和吕布的位置换了个，刘备的无奈可想而知。当然，刘备是有大志者，所以能屈能伸，可以隐忍待时，他会韬光养晦，这也符合刘备的人设性格。
吕布是有过辕门射戟解刘备之危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刘备应当感激吕布。但吕布那样做，应当也有他战略上的考虑。但是，刘备从根子上是看透吕布的，所以，在吕布即将命丧白门楼的时候，刘备是不会为他说情的。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讨厌吕布的，他为吕布的兵败被杀而庆幸，他想说一个不忠不义背主求荣者不会有好下场！
明白了这些，谁还会奢求，在曹操大军攻下徐州，要在白门楼杀掉吕布时，刘备会为吕布说情呢！
五、关于《三国演义》开篇词
杨洪基唱和“滚滚长江东逝水”上曲，好多人都称之为《三国演义》主题曲。其实，这首词的格调，与《三国演义》体现的精神，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矛盾的。
这也难怪，这首《临江仙》本不是《三国演义》原本的内容，
只是明末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整理点评增删《三国演义》时加进来的。
杨慎的身世，决定了他诗词的格调，必然是看透世事一类的，一个充军者，却是状元之身，他的思想，不可能太过积极。而《三国演义》，充满着英雄精神和建功立业的思想，打天下，安社稷，追求统一。无论曹魏，还是吴、蜀，在《三国演义》营造的环境中，无不如此。
所以，说《临江仙》是小说的开篇词，电视剧的开篇曲，倒是可以。如果说是主题曲，就大相径庭了。（其实，临江仙词，只是杨慎写秦汉的。写三国的另有其词）。
杨慎的《临江仙》，一听也确实能对人有所触动，“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后世的读者，或许有这样的感觉。但这应不是罗氏的想法，因为，它不是《三国演义》思想倾向的统一的涵盖。不知毛氏基于什么考虑，将此加进《三国演义》中来。可能是他感觉放在开头合适。放在开头也不要紧，倒是能以此引出故事，迎合读者的观感。
当然，说临江仙是《三国演义》主题曲，是时下有些人说的。这也体现出当下人的一些盲从。只是，毛氏未必认为这就是主题词。如果毛宗岗父子不用杨慎的《临江仙》，而是自己写一首，可能比拿别人现成的东西更切合。因为，人家写词者，当时不是写这个的，而是另有寄托。或许，毛氏很欣赏杨慎这首词，自己又一时写不出更好的来，便用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