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
思考的源头
近日读《资治通鉴》，“礼崩乐坏”成为关键词，其所代表的并非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趋势：礼乐有序自周代建立之后，基本上就是沿着“逐步崩坏”的方向前进。随着一个个历史人物的逐渐登场与离场，他们要么是当时的离经叛道者，大胆向社会的秩序发起挑战，要么是克己复礼者，努力维持着传统，整个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中逐步向前发展，而其方向，正是走向无序。
这，似乎让人隐约触摸到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索，这条线索，就像DNA的双螺旋（虽然有点儿不恰当，或许更像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者）：其中一根，不断向无序发展，而另一根，则总是想方设法将之纳入可控范围。
这一切，颇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感觉。从宏观来看，非常接近凯文·凯利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所述，世界正在逐步走向失控。然而，与KK观点不同的是，我觉得失控可能更接近于一种常态：数亿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是处在失控之中，而与此同时，也更有一种神秘力量，与失控对抗，让宇宙得以延续和发展。
拿三国演义的那句经典的开场白来形容这个局面十分贴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整个宇宙体系的所有方面都在分化，与此同时，也在进行另外一个维度的整和，分分合合，可能才是世界发展的终极真理。
降下维度，就会忍不住想：商业的革新，是不是与我们这个社会的进展、甚至人类的进化、生命的演变，乃至宇宙的变化，都是一样的，共同遵循着这条无形的规律呢？
礼崩乐坏
先回到中国古代，看看社会的变化趋势吧。
周朝，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所谓封建，指的是分封和建国。
当初武王伐纣，灭掉商朝，建立周朝，把亲戚和功臣分封到天下各地，让他们带着各自的家族和部属各就各位，安营扎寨，全权打理自家的小王国。
小王国的君主可以泛称为“侯”，所以“诸侯”这个词的原始涵义就是对封国君主的统称。
《易经》的卦爻辞里经常有一句“利建侯”，如果你生活在那时，且正在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分封，或者该不该把你名下某些土地和人口分封给你的某个亲戚，那么算出这一卦就足够让你安心。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边还会做第二级的分封，大夫一级的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家臣和封地里边的人口。分封是逐级向下的，效忠是逐级向上的：大夫对诸侯效忠，诸侯对天子效忠。
全天下的贵族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就算原本不沾亲，也总会通过婚姻缔结关系纽带。
贵族阶层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默认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才有继承权。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所谓天子，原始涵义并不一定是“天的儿子”，而很可能是“大儿子”，指的是最高一级的嫡长子。所以周天子不但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族领袖，是天下所有同姓贵族的族长。族长历代传承，在宗法关系里，这一系称为大宗。
族长把兄弟们分封出去，每个兄弟在自己的封国里继续搞嫡长子继承制，他们的嫡长子一系在自己的封国里是大宗，对于周天子来说是小宗，宗族内部的亲属关系规范就是所谓宗法。
因为层层分封的关系，各种大宗和小宗错综复杂，在“全天下”织成了一张庞大的亲属关系网。
在这样的宗法关系里，国政就是家政，政治关系就是亲属关系。
每个人都处在这张大网的某个节点上，要想天下太平，最重要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所在的节点，自觉履行这个节点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不生任何非分之想。
维系这种宗法政治的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礼。
礼的一切繁文缛节，叫作礼仪，顾名思义，就是礼的仪式。把礼作为基本国策，就叫礼制。逾越礼的边界，叫作非礼。
在礼制社会里，一个有教养的人的一切言谈举止都不应当逾越礼的边界，这就是孔子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此引用一下百度百科的“礼乐”词条的解释：
礼乐，形式内容包括礼仪、音乐。中国的文化，非常重视礼乐。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创造了人类的辉煌。虽然现代工商业科技文明过分重视物质利益，使得传统的“礼乐文化”受到商业世俗文化的冲击，已失去古典纯朴的的本质精神。但是，传统的“礼乐文化”在今天还是能起到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达到自我完善的作用。
有文字可考的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但是，社会越是前进，礼乐的约束力就越弱，终于弱得一塌糊涂，这就是所谓礼崩乐坏。
站在礼乐制度设计者的角度来看，对于礼崩乐坏自然是痛心疾首，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儒家孔圣人乐。
克己复礼
孔子的痛心疾首，换来的是以“克己复礼”作为毕生的政治理想，要把这个礼崩乐坏的新社会重新用礼的规范约束起来，回归美好而有序的旧社会。
这也正是说明了，之所以孔子的学说看上去那么温情脉脉，正因为它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总是从亲属关系的角度来解决社会矛盾。
但问题是，亲戚之间未必都好相处，有人生怕你多分了遗产，有人巴不得看你倒霉，还有人早就和你疏远了，谈不上半点亲情。宗法关系要想长久维系下去，确实很不容易。
以战国为例，在当时所有的诸侯国里，宗法关系最先遭到破坏的，就是位于今天山西省的晋国。山西省之所以简称晋，就是从晋国来的。
晋国宗族经过了好几轮的手足相残，先是小宗篡夺了大宗的地位，然后小宗又要搞集权，同宗的叔伯兄弟死走逃亡，凋零殆尽。国君终于可以大权独揽了，该提拔谁，该罢免谁，不再论资排辈，而是有所谓“尊贤尚功”，根据才干和军功给出相应的职位和待遇，有别于传统的“亲亲尚恩”，根据亲戚关系来给优待。
但晋国到底不能彻底摆脱时代局限性，觉得贵族班底总不能一直空着。怎么办呢？
当时还想不到聘任制，于是就把一些功臣和将领提拔起来，给了他们贵族的头衔、封地和世袭的资格。
这时候的晋国，虽然看上去和其他诸侯国一样，照旧是大贵族统领小贵族，小贵族统领更小的贵族，但血统关系已经变了。
这一批新兴贵族，原本共有八大家族，在名利场上不断发生矛盾。当时有人用“晋政多门”来评价晋国政坛，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我们熟悉的成语“政出多门”。
八大家族经过了几轮内斗，最后只剩下智、韩、赵、魏四大家族。虽然名义上四大家族还要听从晋国国君的号令，但实际上，大家早已经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国君也确实没有实力来控制他们了。
随后的故事简而言之，就是智家被其他三家联手做掉，随后三家分晋，并最终演化而成战国群雄争霸的混乱局面。
跳出历史的故事，来看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会觉得也有些面熟：譬如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互联网行业来看吧，每个领域，往往在竞争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形成巨头割据的局面，很少的几个品牌对行业形成绝对垄断，新来者似乎除了站队没有他法，巨头们之间往往也是博弈状态，而从外部来看，似乎各自占据一块地盘，深耕细作，作为用户的大众，也就很顺从的接受了这种安排，自然该干嘛干嘛，颇有些类似“礼乐”初成的状态。
然而，局势往往在暗中变化，看似平静的湖面，水下实则暗流涌动，只待时机成熟，刚刚还十分熟悉的局面就变了天。
就像十几年前上网，言必称三大门户，看似不可一世，谁知就如城头的大王旗，挥舞了几天就变了样子，再去看新闻，早已经成了头条、抖音；本来买东西就上万能的淘宝，这看起来似乎不可撼动，然而冷不丁的，先是付钱的支付宝被微信摆了一道，成了二分天下的局面，然后在主战场的奋战的败家娘们儿们，似乎突然一夜之间就散到了拼多多、微商那里去了；不仅仅是软件这种虚无缥缈的商业，硬件制造也是如此，十几年前谁会显摆国产手机呢，三星、苹果还有一大票日本品牌几乎拥有泰山一般的地位，然而现如今，华为、小米等一票新国货早已奋起直追甚至超之。
秩序的崩塌之快，让人目不暇接，更让人理念收到冲击的还是在互联网行业，以区块链为代表的一众技术，势要把“去中心化”进行到底，直接拿我们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货币——开刀，在DeFin爱好者眼中，主权货币简直腐朽至极，世界马上就会进入无数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横行霸道的新秩序了。
不由得就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物理学概念：熵增！
熵增
所谓“熵”，可以理解为混乱度，就是描述混乱程度的度量。
跟它有直接关联的还有一个定律，叫做熵增原理，说的是在一个孤立系统中，熵总是不断上升。怎么理解呢？就是一个孤立的系统，会自动变得越来越混乱。在科学界，它也叫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对所有过程的一个判定依据，其中也包括化学反应。
混乱度会不断增加，你可能会觉得，这种问题还需要研究吗？比如说自己的房间，不收拾肯定越来越乱。再说了，有序也好，混乱也罢，不就是勤快跟懒惰导致的吗？难道说，科学家们还要兼职劳动委员，管起我们的日常起居吗？
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科学意义中的“混乱”，的确包括了室内杂乱的情况。但是，它的范畴大得多。
往大了说，它决定了宇宙未来的走向。往小了说，它涉及到饮食起居的方方面面。房间乱不乱，并不只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背后也有着科学性。
左边为熵减，右边为熵增
比如，一个房间里有几瓶好酒，瓶塞没有打开的时候，每种酒的气味都藏在各自的瓶子里。这就是一种有序的状态。
但当瓶塞开启以后，不同酒的气味就自动挥发出来了。甭管是1982年的拉菲，还是20年陈酿的茅台，气味混到一起之后，怎么分都区分不开了。这时候的房间，其实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而气味挥发到房间的这个过程，就是熵增过程。
正因为熵增原理的普适性，我们才会对它情有独钟。而且，在一些社会行为中，我们能获得一些有意义的推论。
比如下面的这个问题：要是想把一座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条，城市管理者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还是孤立的态度呢？
乍一看，好像过于开放的城市会吸引很多闲杂人员，让城市变得越来越乱。但是通过熵增原理，我们又能清楚地了解到，孤立地治理这座城市，它的混乱度也会增加。比如，仅仅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足以压垮一座不开放的城市。
“熵增”，简直就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彻底变成一片混乱的存在，这也难怪1928年，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写道：
我认为，熵永远增加的定律应该是自然界一切定律的最高定律。
为什么要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保持敬畏？因为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第二定律决定了宇宙的命运，也决定了生命、思想和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运用能量和知识来对抗熵的狂澜，并为有价值的秩序创造庇护之所。
人类对熵增的对抗
人类自然有人类的*器武**。那就是：信息。
信息的本质，就是熵的减少，能将有序的结构化系统与大量随机、无用的系统区分开。
人类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我们认知体系中，进化出了抽象思维的能力，心智可以将事物、地点、方向、人物、行为、方式和目的等基本概念组合成命题，由此创造出不计其数的想法。而且，人类不仅能生成命题，还能生成关于命题的命题，我们不仅思考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怎么种麦子收成才会更好，我们还会思考具体技术背后的原理，甚至我们会专门去讨论，什么样思考方式更有效。这就是关于命题的命题。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会感觉理所应当，但是如果和地球上其他的生物一对比，你才会发现人类是如此不同。你很难想象一只霸王龙在思考，更难想象一只霸王龙正在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样思考方式才是更有效的思考方式。
只有人类有这样强大的思考能力，这让我们在获取信息的路上，一马当先。
所以，如果我们能站在如此宏观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历史，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最大的进步，就是学会用信息反抗熵的侵袭和进化的压力。
到这里，解法已经变得十分明确：当你的一切判断都来自理性思考，当你的一切思考都基于客观事实，你就在最大限度地用信息作为*器武**。
当我们从地球的角度回归到具体的人，你会发现，这也是我们对抗悲观主义的良药。
利用知识来引导能量是遏制熵的重要法宝，获取的能量越多，人类的命运也就越美好。大约在1万年前，农业开始出现，人们耕种植物、驯养家畜，这使热量的供应量成倍增长，一部分人因此从狩猎和采集的重担中解放出来，最终走上了写作、思考和积累知识的奢华道路。公元前500年前后，也就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相隔甚远的数个文明区域开始构建各自的哲学体系和宗教信仰，它们推崇无私，主张精神的超越，由此告别了以往仅仅为了逃避世俗的不幸而进行的各种牺牲献祭。17中国的道家、儒家，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的第二圣殿犹太教，还有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与戏剧，它们都在一两个世纪内先后涌现。其中孔子、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埃斯库罗斯和希伯来最后一位先知还曾同时在地球上行走。
由远即近谈新经济的演进
有了这样的认知，让我对于当下新经济的发展脉络有了些许新的感触——
一、混乱与秩序，构成了向前发展的双螺旋，它们任何一个都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延续；
二、无论混乱还是秩序，都与道德无关，我们唯一确认的是：混乱是天性，是自然的本质规律，但是单纯地顺乎天性，只会使得人类与其他动物无异；而创建秩序恰恰是人类突破自身与自然局限的创举（也难怪我们总是将之比作战胜大自然），所有伟大的史诗，都是由建立秩序的人来书写，当然，这与道德和好坏无关；
三、失控的新经济是没有未来的，无论是“去中心化”、还是“个性释放，百花齐放”，商业的本质都是将之纳入控制。所以技术突破并不会简单、直接导致商业革命，与商业革命更为紧密关联的，是与之相应的控制技术的到位；
四、控制不是遏制、而是建立秩序，而一个成功秩序的关键，恰恰是释放被控制的技术所带来的自由，释放得越加彻底，控制体系建立得也就越成功，自然也就更为持久，表现出来的，正是某种伟大的商业成功、政治成就、甚至促进全世界的发展；
五、秩序的本质是“反天性”，是对自由的限制，或者换个好听的说法，就是对混乱的遏制。但是秩序的建立却也是基于人性的，正是对无序的恐惧让人类让渡出部分自由，从而建立起秩序，但是它也并不稳定，因为一旦内心的慌乱得到平息，外加能力的提升，天性就会释放出来；
六、当前新经济所表现出的某种“自由状态”，不是新问题，而是早就书写在血液中的自然规律，其本质就是混乱无序，站在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中往往蕴含着令人激动的变革种子，如何保护好这种混乱因子，呵护它，直到释放出它的潜能，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正是对控制技术的逐步确立和熟练掌握，从而得以在这个更高速的世界建立可靠有效的秩序，当然，它也会进一步释放人类的潜能，从而导致秩序的瓦解，但这何尝又不是一件乐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