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光宗耀祖的事，莫过于从政做官，哪怕是做个针尖大点官，祖宗、后人都会感到荣耀得很。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我父亲却有幸在国共两*党**，新旧不同社会，两朝为“官”。而且官位大小一个样，都属于“针尖”官。待遇也一样，不“食俸禄”。甚至连“行头”也没有两样：手不离铁锨、镢头和锄头。有时候以牛为伍，有时以驴为伴。一年四季率领他的一方农民大军起早贪黑，鏖战在农村广阔天地的田间地头，山川沟垇。出力流汗，付出回报与民平等，唯一使他自以为耀的就是，他的下属们，包括全村，不论男女老少都当面不直呼其大名，众口一调的尊称他“马村长”，好像这就是他的名字。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时他已不做“官”几十年了。但他那一茬老年人依然见他还称他为“马村长”，我当时感到莫名其妙。在我上小学时，和同学发生争吵，吵到最激烈时，就互相叫对方父亲名字。他们冲着我高声喊：“马村长，马村长！”我生气得不得了，我还以为他们在叫我爸名字哩。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并没吃亏。
国民*党**时期，父亲从抗战胜利那年起，“误入仕途”，先当“甲长”，相当于生产小队长，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进入“*场官**”。也许因为他“勤政爱民”、“政绩突出”，一年后就一下子“荣升”为保长。这一职务在当时不知声誉如何，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革文**”时期，保、甲长的名声真可谓恶名远扬，遗臭万年。在文艺作品中往往以反面角色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属于人民的敌人。就这职务，父亲一直干到国民*党**在大陆垮台。按常理他的*场官**命运，也应该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一起结束了。可没想到，“旧运”结束了，“新运”又来了。*产党共**改朝换代，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阴差阳错当上了*产党共**冉家沟村第一任村长。如果把新中国第一任领导称为开国元勋，那么父亲就是新中国“开国村长”。这一干就是6年，直到“三大改造”完成，1956年，有些政治嗅觉比较敏感人突然觉醒了，觉得再让他继续当村长，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就这样他退出了新、旧“*场官**”，成为一名彻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员。
父亲在国民*党**时期，当保长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是造福于民，还是祸害百姓？功罪是非现在谁也说不清了。但我只记得小学时期，课本里和一些电影文学作品中，保长都是反面角色，而且大都是罪大恶极，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人中败类。而且每个反面“角色”保长的头型和父亲一模一样。因为这样，我从上学到参加工作以后，我最怕别人查看档案。因为在我的档案里，有我亲笔填写的个人简历上，记录着父亲这一历史污点，甚至属于严重的历史问题。这件事在我年轻时，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心灵上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我有时不仅仅是怨父亲，而是恨他，你为什么不做个历史清白的好人，却偏偏做了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罪人”？你在旧社会做了“针尖”大点官，却给新中国后出生的后代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比泰山还要重。这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前途命运，而且严重摧残了我们的精神和心灵。
后来据一些老人说，父亲任职保长时，给国民*党**干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解放前一年，带领几个村、几百号民工，为国民*党**修筑千凤公路，那时千阳到凤翔还没有通公路。结果，公路还没有修通，国民*党**就垮台了，留下了个半截工程。后来五十年代，*产党共**又接着修，才修通了。父亲当年带领“劳动人民”，为国民*党**修的千凤公路，没有跑过国民*党**一辆车，而从五十年*开代**始至今，跑得全是*产党共**的车。有客车、货车、拖拉机，还有*产党共**官员们的小轿车。可是在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带领民工修千凤公路，却成了他为国民*党**效劳，“不顾人民死活”的，“历史罪状”的铁证。你说这冤枉不冤枉？本来修路搭桥，不论是任何朝代，任何社会都应该是造福人类，积德行善的好事，可为什么父亲国民*党**时期，带领乡亲们修千凤公路却成了他“伤天害理，压榨人民的罪恶”？同是一件事，为什么新旧社会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判，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父亲到死都不会明白。
解放后，曾经在国民*党**时期当了几年甲长、保长的父亲又阴差阳错，成了新中国冉家沟村的第一任村长。其实不论当村长，还是当保长，都是由村民选的，不是谁给的，更不是自封的。虽然新旧社会叫法不一样，但官职级别、职权范围完全一样，就是管理和安排一个村的村民事务和上级下达的差事任务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都属于“村官”。不管是旧社会还是新中国，衡量一个官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你在为官期间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做人也是这个道理。顺天意，得民心，老百姓欢迎的事，就是好事；逆天意，背民心，老百姓反对的事，就是坏事。只要你做好事，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好官。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如果说父亲在旧社会当保长，给国民*党**干的，最大的“坏事”是修千凤公路。那么，在新社会当村长，给*产党共**干的“好事”就不止一件了，“实行土改，分田到户”，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拉牛进社”，实行“半公社化”，就离“人民公社”相差一步之遥时，1956年，他就被要求辞官为民了。从而结束了他新旧社会，两朝为官十几年的*场官**生涯。我曾经问过当年与父*共亲**过事的村贫协主席杨双计，他说1956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人们阶级斗争觉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当时有人向上级反映，说你父亲在土改运动时，有“阶级路线不清”的嫌疑。说他曾经同情和暗里帮助照顾过一些，当时被“扫地出门”的，上了年纪的，“地主老爷和老婆”。也许他在行善，但行善的对象错了。*产党共**一方基层“官员”竟然站在了“阶级敌人”一边去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丢了“乌纱帽”没有追究政治罪过，而且还叫你体面下台，这就够便宜你了。所以，我为他在这个时期下台感到庆幸，假如延长到60年代以后，他的命运将会更悲惨。 在新社会当村长，虽然光有苦劳，没有功劳，但命运还算不错，平平安安就好。可是旧社会当保长的事，在“*革文**”时期，给他差点带来牢狱之灾，批斗摧残，几乎要了他的命。他一生新旧社会做了两朝村官，不但没有光宗耀祖，没有给全家带来一顶点幸福，反而给他和家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