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在散曲创作方面颇具才华，时人称之为 “曲状元”。
马致远在散曲创作方面颇具才华，时人称之为 “曲状元”。他的散曲作品数量颇多，在散曲方面的艺术成就较高。他能将独特的体会融入散曲中，故其作品意境深远、风格清秀，受到了当时及后世曲家的赞誉。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中说：“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顽，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 近代的王国维也有高度评价：“可知元人之于曲，天实纵之，非后世所能望其项背也。”
马致远的散曲之所以充溢着悲剧情怀，原因有二。其一，受之前传统的文学审美风格的影响。作为中国文学的两个源头——诗与骚，一个孱有苦水，一个充满悲哀。
因此，众多文学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他们的作品便都蕴含哀怨苦涩的滋味。唐诗、宋词是这样，元曲也不例外。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从孔子以后，中国文人总希望在*场官**中可以有一席之地，而文学便是政治的辅助，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
当政治上得意，文学就成了其次；当政治成了其次，文人们就会通过一系列作品发泄内心的悲怨与感伤。正是这种主次关系时常变幻，才使文人的悲怆与感伤日渐积累，其诗歌等作品就奠定了悲凉的基调。在元代，此种矛盾愈演愈烈，也许正是如此，马致远的散曲才更具独特的魅力。
其二，独特的生命体验造就了作者独特的心境。这和元代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外族入主中原，当时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统治者实行种族歧视，许多元代士子遭歧视，受轻贱，变成了社会的弃儿，严峻残酷的现实逼迫他们对历史和人生等重新进行认真思索，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到传统隐士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
马致远亦是如此，他企图从大自然中获得慰藉，从亲身感受出发，赞美大自然，歌颂大好河山，于是“枯藤老树”便成为其笔下的景中情，画中意。
马致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同中国其他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退居山林，其思想深受道教的影响，以宗教的方式释放自我，寻求心理平衡，走上了由市而隐的过程。其实他的这种归隐避世的悲情是对社会对现实不满的一种释放。
“他（指马致远）的散曲风格豪放洒脱，语言本色清俊，带有较多的封建文人的气息，是散曲从勾栏演唱逐渐向文人自我陶写之作转化的产物”。
马致远的散曲和他的杂剧的曲文一样，充满强烈的抒情性，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他兼有关汉卿的豪放和王实甫的文采，文辞典雅清丽，洒脱激扬，其作品雅俗皆宜，俗不失之粗，雅不失之趣，真可谓“文而不文，俗而不俗”，随心所欲，无不适意。马致远就是以这样一种深远的意境、超脱的气韵、本色的风格的悲情覆盖其散曲之中，他的作品更加动人心性，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具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