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上6时，乌干达坎帕拉
36岁的乌干达卫生部长亨利·基恩巴第一次知道空客抵达恩德培的消息是在早上6点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广播的时候。基恩巴不是伊迪·阿明的核心圈子成员，他对总统那种难以捉摸和精神病般的统治风格越来越失望。他被排除在与瓦迪·哈达德的密谋之外。
但在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后，他立刻意识到他的部门“将密切参与任何与人质和机组人员有关的行动”，并直接从坎帕拉的家里来到恩德培的部门总部，那里紧邻阿明的政府大楼，距离机场只有两英里。
上午9点，他接到了阿明的电话。总统说：“基恩巴，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劫持了这架飞机，并把它带到了恩德培。”他说自己已经和他们联系过了。现在他想让基恩巴安排一名医生和护士“协助进行任何必要的治疗工作”。
由于保密是最重要的，阿明只希望有一个小型的、有同情心的团队，并指定“一个特别的努比亚族护士来做这项工作”。他还提醒卫生部长选择一名“巴勒斯坦人可以接受的”医生。基恩巴及时联系了一位埃及人阿亚德医生，并要求他和护士一起在恩德培医院待命，以便“执行紧急任务”。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上6时，以色列特拉维夫
西蒙·佩雷斯仅仅睡了几个小时就早早醒来，给总理拉宾打电话“报告了当晚的事件”。随后他洗了个澡，喝了杯咖啡，便回到他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办公室，在那里，关于劫机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传来。对佩雷斯来说，“有一些看起来是幻想出来的，另一些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很难从虚构中筛选出事实”。
根据其中一种说法，被劫持的乘客包括一群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但佩雷斯知道这是假的，因为此时国防部已经从法航“获得了一份完整和准确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经确认航班总人数为246人，而不是最初认为的230人，并且其中不包括任何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军官。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上7时15分，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
早餐结束后，两个年轻的乌干达人肩上扛着一大盆水沿着空客的机舱通道走来。威尔弗里德·博斯通过对讲机解释说，他们的工作是清洁厕所，然后为人质提供淡水以供洗漱。与此同时，空少和空姐拿着大塑料袋沿过道走来，收集任何“废纸、空瓶子、盘子、餐具和食物残渣”。
克劳德·莫夫莱把这种轻松的气氛比作“坐着包机去度假”，许多人质大声笑着并大声交谈，“仿佛一切都结束了”。
博斯也用自己的话来消除乘客们的疑虑。“你们可能知道，”他对人质说，“劫机的历史表明，没有人质被杀过。我们会进行谈判，并会提出诉求。如果我们的要求被接受，我们将释放你们，并很快将你们送回自己的家与家人团聚。”
对于那些像米歇尔·科若这种知道真相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安慰。目前已经有人质被劫机者杀害的案例了，最近的一次是1974年巴勒斯坦人在突尼斯劫持英国航空公司的VC-10客机时，杀死了一名德国银行家。
博斯继续说道：“我现在没时间解释这次劫机的原因。人们经常被告知，法航的飞机不可能成为劫持的目标，因为法国的政策非常亲阿拉伯。但这不是真的，实际上法国是巴勒斯坦最早的敌人之一。”
德国人随后读了一份打印的“解放巴勒斯坦人*阵民**线-东非分支”公报，解释了他们劫机的理由。他说，他们选择了一架法国飞机，“向世界宣布法国是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敌人”。它“只不过是匍匐在美帝国主义面前的一个低级走狗”，但它却是“地中海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执行者”。
这方面的证据是，它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与英国和以色列勾结入侵埃及，向以色列提供幻影战斗机和其他军事装备，使后者在“六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在以色列成为有核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报继续指出，以色列本身“利用其人民的人道主义情感达到非人道的目的”，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并在“把犹太人从纳粹策划的欧洲*行暴**中拯救出来”的口号下引进外国人来取代他们”。因此，以色列已经成为“纳粹主义的继承者”。博斯说，“解放巴勒斯坦人*阵民**线”的目标是解放整个巴勒斯坦，驱逐犹太人并建立“社会主义世俗民主”。
在指责安瓦尔·萨达特总统的埃及就西奈半岛的未来与以色列签署临时协议，以及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的叙利亚在黎巴嫩（巴解组织的新家）推动内战之后，公报宣布“解放巴勒斯坦人*阵民**线”支持厄立特里亚、摩洛哥、南非、安哥拉和法国控制的吉布提的*政府反**叛军。公报最后呼吁“各地的革命者”代表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建立一个世界革命阵线，击败各地的帝国主义”。
博斯的长篇宣言是用“相当不错的英语”读出来的，让米歇尔·科若想起了“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和巴勒斯坦革命的混乱局面，帝国主义和法国为以色列提供*器武**和核反应堆的罪恶感-简而言之，这就是安德烈亚斯·巴德尔的左派大炖菜，它经常出现在某些第三和第四世界的报纸上，甚至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