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在国外抢了多少单了 (江浙一带组团去国外抢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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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防疫措施逐步松绑,陪伴我们三年的“场所码”“健康码”“行程码”消失在生活中后,浙江人第一时间包了架飞机前往欧洲招商;南京、苏州人紧跟其后,带着团队去海外抢订单。

广州的街头车水马龙,夜市恢复了往日的人声鼎沸。

北方有的地方还在忙着防控,限制复产复工,济南搞了个厕所扫码,不留一个死角。当南方的包机已降落在欧洲机场时,济南才后知后觉,解除了场所码、健康码的限制。

江浙沪在国外抢了多少单了,江浙沪皖忙着抢国外的订单

更奇葩的还属黑龙江。当双十一全国消费者忙着“剁手”网购时,黑龙江大庆市的一家蜜雪冰城被市场监管局的人强行贴上了封条。

原因是,店员在接待客人时先说了“欢迎光临”后说了“请扫下场所码”。这奇葩的一幕被店内监控摄像头拍了下来,很快在舆论端发酵,很多网友质疑大庆的市场管理局在钓鱼执法。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经济学者任泽平评论说:落后不能怪社会,南北差距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

北方经济落后吗?从宏观数据来看确实不如南方。2021年,全国各省GDP前十名,有八个南方省。北方仅挤进去山东、河南——两个大而不强的省。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有三个在南方。南方有长三角和大湾区,长三角年GDP高达27万亿、大湾区(内地)10万亿,北方第一城市群“京津冀”仅9.6万亿,又排在末席。

更令人揪心的是,近几年“京津冀”缺乏动力,经济占比连续下降。2014年,京津冀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0.4%,到了2020年滑到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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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出在河北和天津身上。2014年河北GDP排名全国第6,去年排名第12,天津从第17降到了第23。

一位大四的中传学生表示,自己毕业后不会留在北京,“太卷了,几乎整个北方的人都朝北京涌,天津又是个‘阿斗’扶不起来,明年我准备去杭州碰碰运气。”

按照“京津冀”原有的规划,北京负责高端设计,天津负责高端制造,河北负责产业配套,顶层规划非常完美,但一落地便成了各干各的,内部关联性不足。

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的中心,孵化出了众多高新科技,但高新科技转到产业上时,企业会选择去长三角、大湾区,那里经商便利,资本云集,高校众多。

河北集中了大量钢铁、水泥、汽车等传统产业,更新速度缓慢,吃不到北京溢出的红利。

为什么企业要舍近求远,跑去南方搞产业创新呢?这与地方政府对待企业的态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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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长三角、珠三角流传着众多招商引资的故事,突出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重视与保护。

比如大名鼎鼎的“百强县之首”昆山,起步时就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小县城。

但昆山利用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迅速崛起,创下年GDP4700亿的纪录,这一座江苏县城能在河北各地级市中排到第三名,仅次于唐山和石家庄。

当年昆山在吸引台商投资时,在开发区打出了一块广告牌,上书“台商遇到任何问题都可拨打县长电话,将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有人说昆山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公开县长个人手机的县城。

据说,有个台商打电话向县长反应了小孩上学难的问题。第二周,该台商的小孩便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小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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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的起步阶段,县长的手机从不关机,随时准备接待到访的外商。县长前脚接到电话,后脚就安排专车去上海虹桥机场接人。

面对外商的各种需求,县里规定“只要对昆山发展有利,无论什么要求不说不能办,只说怎么办”。

昆山对待企业家的态度,很快在台商圈子里传开。如今,昆山生活着10万台商,政府批准了一所台商子弟学校,再也不会有入学难得问题发生。

台企贡献了昆山三分之一的GDP,统一、捷安特等大型台企先后落户于此。

我曾在苏州遇到过位台湾老太太,年龄七十多岁了。她说自己的女儿在昆山创业,生活感觉比台湾方便。

她自己在苏州住了两年后,切身感受到了什么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很想在苏州安度晚年,无奈苏州房价太高了,她也买不起。

昆山官员在外地传授招商经验时,经常会提到“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的概念。

“铜头”是指敢闯,敢拼,没有机会创造机会;“铁嘴”是指耐心说服外商,不怕烦,不怕磨嘴皮;“茶壶肚”是指能喝酒,能社交,能迅速与外商打成一片;“顺风耳”和“兔子腿”是指消息灵通,听到哪里有机会,立刻冲过去争取。

“橡皮腰”是指既要尊重外商的要求,对人家客气,该弯腰时候弯腰,但如果遇到了核心问题,不能让步时,必须把腰杆子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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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初,广东一带的官员曾流传着一种说法:“遇到绿灯往前走,看到黄灯赶紧走,碰上红灯绕着走。”

在北方几乎听不到类似的言论,所以今天的广东、浙江、江苏是全国最富裕的三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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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南方人发挥了“敢闯”的精神,抢得了改革先机,迅速富裕了起来。

40年后,又是南方人第一时间包了架飞机冲向海外抢订单。北方人则多体现为“求稳”,40年前求稳,40年后还求稳。

2014年京津冀常住人口占全国8.1%,到2020时,占全国比重降至7.81%。看看人口变化便可知北方第一都市圈,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东北更是老大难。我们经常用“投资不过山海关”来形容东北缺乏投资的状况,难道是外商有意忽视东北,故意不去投资吗?

非也,东北沃野千里,地势平坦,资源丰富,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但因东北人思想的问题,始终搞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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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不是指具体某个人的思想,而是群体思想,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无意识思想。

作为个体而言,东北人非常有闯劲,在外地闯荡时,很容易干出一番事业,但一回到东北大概率碌碌无为,环境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20年城市化的发展,中国房地产一飞冲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让不少城市狠狠吃了一波房地产红利。

地方政府一手拿着土地,一手换取转让金,再把积累的财政投入到城市建设中。

至少从表面上看,全国各大一二线城市的外表都很现代化。房地产一度成为我国的支柱性行业,带动了各大城市的发展。

然而,现在房地产遇冷已是不争的事实,短期内看不到暴涨的机会。有钱人对房地产的投机行为会减少,房产开放也会放慢脚步,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将面临挑战。

这时,躺着吃土地红利的时代已结束了,真刀真枪拼产业发展的时候到了,要靠高科技产业来填补土地转让金的空白。

正如巴菲特所言:“潮水退后才知道谁在裸泳。”疫情过后,才知道城市发展的含金量。

作者:江左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