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之三｜作者考辨（1）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不是罗贯中的问题，其实在“三大疑案”的前两个疑案中已经多次间接地论述过。那么，是谁最早提出《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此观点的硬伤是什么？谁又是《三国演义》的真正作者呢？
为了更加系统和详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用三期的篇幅来具体阐述，还罗贯中一个本来的面目，还《三国演义》真正的作者一个公道。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最早提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专家是谁呢？他就是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的头衔很多，其中对他评价最高的一个头衔就是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杰出贡献者。在此，我们把他在《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现》一文中的相关内容转录如下：
在嘉靖本以前，罗贯中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似是没有刻本的。这部嘉靖本卷首有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庸愚子的序，他在这个序上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平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全书凡二百四十节，并不分回，只分为二十四卷。自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起，至羊苦祜病中荐杜预，王瑞计取石头城止，万历诸本以及二李本，回目皆同，惟分段有不同而已。在文字上，诸万历本皆与这个本子无大差异。（只除了李卓吾的一本，刻得太劣，多讹字夺句，又多删节之处，李笠翁的一本，刻得颇精，于字句上亦多所润改）所以这本嘉靖本的罗氏三国志的第一个本子在五百年后的今日发现，在考订版本的人看来，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后来郑振铎先生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又发表了《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进一步阐述道：
在这许多传本中，足使我们注意的很少。因为其各本文字与罗氏的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并无多大的差别，至多只有几个字的不同，或不关重要的一二句的增删而已。例如以郑以桢本校对一下，其不同的地方极少，仅在每节之末，加入一句：“毕竟性命如何？”(卷二）或“下回便见”（卷三）等等字样而已。此可见这许多版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
以上所引内容，就是郑振铎先生的全部证据。
在郑振铎先生提出此观点之后，又有人更加明确地提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该书最早刻本，它成书于元代，作者就是罗贯中”的观点，至今看似已成定局。
对此，启功先生的学生、北师大古文献学专业博士、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书协理事张志和先生认为，郑振铎先生确定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罗贯中作，书成于元末明初的依据，从上文所引已经可以看出，其主要是据该书卷首蒋大器的序来推测的。那么蒋序是否靠得住呢？这里边有几点值得讨论：
首先，蒋大器认为罗贯中是“东原”人，而与罗贯中有过交往的《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曾为罗贯中作传，则认为罗贯中是“太原人”。虽然学界对《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谁也有很大分歧，但要比出生在罗贯中去世一百多年后的蒋大器的说法可信得多。由此证明蒋大器的序文若不是有意作伪，那就是根据道听途说而记，并不完全可靠。
其次，此序不言嘉靖壬午年以前已有刻本之事，而只称“书成，土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云云，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黄正甫刊本是早于它的，朱鼎臣本也是早于它的，还有不少刊本如明万历年间的双峰堂刊本、乔山堂刊本、郑少垣刊本以及这个汤宾尹校正本等，虽所出时间较晚，但所依据的原本实际上都要比嘉靖本早得多，可能因为这些版本当时印数不多，流布不广，所以蒋大器在序中才敢标榜自己的版本是最早刻本，以抬高身价。我们但从嘉靖将早期刻本把所引弘治、正德年间人周静轩的诗保留下来，却删去周静轩之名来看，就完全证明其是有意作伪。
第三，张尚德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嘉靖壬午年（1522)，而蒋大器的序作于“弘治甲寅春”(1494)，这就是说在张尚德刊刻此书之前26年，蒋大器就已经写好了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序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因为今见黄正甫刊本、汤宾尹刊本等这些早于嘉靖本的本子都没有蒋大器的序，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最后一点，蒋大器的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他以为该书所叙史事时间长度为九十七年。但我们看嘉靖本所叙史事，实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168），终于晋太康元年（280)，前后总计一百一十三年的史事。这一点在今所见最早的黄正甫刊本《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卷首的《□镌全像演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下有“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一百一十三年事实”一行文字。
汉灵帝戊申岁助建宁元年；晋世宗康子岁即太康元年，这与该书所叙史事的年代起止是一致的。新刻汤宾尹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卷首所收“三国志传姓氏”，亦有此语，云“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以下残缺）”。那么蒋大器所云起“自汉灵帝中平元年”，是从何说起呢？这也证明这篇蒋大器的序文实在是一文不值。怎么可以把此序当作依据来确定该书的成书时间与作者呢？
对这些问题，张志和先生进一步分析到，郑振铎先生定嘉靖本为“罗氏此作的第一次”刻本的另一个依据是，他当时所见到的几种万历以后的刻本都同嘉靖本“并无多大差异”。郑振铎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共列举了10种刻本，在拿“李卓吾的一本”“李笠翁的一本”和郑以桢本同嘉靖本校对之后，得出“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这一结论的。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大家知道，明清两代《三国演义》的版本大概有70个，今日所能见到的有30多个，其中的大部分版本，郑振铎先生当时并未见到，而他所见到的若干种版本，有些也并未认真看，如闽建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刊本《新镌京本校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和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本，这两个版本，据柳存仁先生后来考证，都有可能是依据早于嘉靖本的版本刊刻而成的。所以说，郑氏当时只拿上述几种版本作粗略的校勘，即下结论未免失之草率。
现在，我们有条件看到了早于嘉靖本的黄正甫刊本以及汤宾尹校正本等一些刻本，嘉靖本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最早刊本，在前面的章节里对此已经做过详细论证，在此毋庸赘述。
以前的立论，都是建立在事先定性嘉靖本为最早刻本的前提下，再跟据蒋大器的序以及该书的题署等来推断。但我们现在发现了早于嘉靖本的版本在，那么自然嘉靖本就不足为据了。其实，称《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并不始于嘉靖本，早于此本的汤宾尹校正本就已题为“元罗本撰”。不过汤本也不是最早刻本，更早的黄正甫本封面题“三国演义二十卷，明书林黄正甫刊本”，并不题“罗贯中”或“罗本撰”字样。
当然，在之前的章节里，已经指出，黄正甫刊本的封面、序文和目录都是天启年间重印时补配的，不足为凭。但从该书内文看，各卷卷首在署名之下也仅题为“书林、黄正甫梓行”，根本没有“罗贯中编次”这件事。
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也是无题“罗贯中所作”字样的本子。各卷卷首或无题署，或题作“书林梓”，或题作“建邑梓”，卷之十三题作“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并题“书林梓”，卷之十四又题作“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并题“书林梓行”。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全书和双峰堂的《三国志传评林》本（残存前八卷）也同样未有罗贯中的署名。
那么，我们怎么能根据嘉靖本的题署“罗贯中编次”就认定该书为罗贯中所作呢？更何况在明初无名氏所作的《录鬼簿续编》中有关“罗贯中”的记载中，只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仅作过两三本杂剧，压根儿没有提到他编撰小说之事。而在明嘉靖以后的文人笔记中，虽多有称说罗贯中作《三国演义》者，但他们都不是罗贯中的同时代人，这些记载都是在嘉靖本出来以后才出现的，谁敢保证不是以讹传讹呢？
既然不能确定《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那么，该书的作者又会是谁呢？
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史专家张国光先生，以前曾断言该书作者很可能就是为嘉靖本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
张国光先生的这一推测与主张《三国演义》为罗贯中所作的观点的逻辑一样，都是首先在确认了嘉靖本为最早刻本和该书必成于一人之手的前提之下作出的。
张志和先生明确指出，别的不说，但就蒋大器说该书“叙事起自汉灵帝中平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而不知该书所叙史实起于建宁元年这一点来看，他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拥有该书的著作权的。何况我们现在发现了早于嘉靖本的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该书是在弘治年间刊行的，比嘉靖本早问世大约20年以上，从黄正本到汤宾尹本再到嘉靖本这20余年间，就显示了该书是在流传中不断被加工完善这一事实。
今见的最早刻本只标为黄正甫考订，并未署作者之名，我们怎么能轻率地说此书的作者就是蒋大器呢？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张志和先生认为，多少年来，人们囿于现代一般文学理论的思维定势，认为一部作品必有一作者，只有弄清了作者才能知人论世评价作品。孰不知，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实有着不同于当代小说和西方小说的文化背景。
如上述几种小说都是起自民间，先有众多的说书艺人在勾栏瓦舍中不断讲说，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最后才得以写成。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专家、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小说戏曲史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相当多的作品在书会才人、说书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文人的编写有时再重新回到民间，更为富提高之后，才最终写成。”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也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一定非要找其作者的话，可以说，自宋*开代**始的众多的“说三分”的书会才人、说书艺人都可以称为是它的作者，正是由他们口头创作的“世代累积”才使该书成为举世瞩目的杰作。
不过，我们也要承认，该书在经过长期的流传之后，必有一个写定者，例如今见最早刊本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它的写定者也许就是黄正甫，也许不是。不管是与不是，我们都不可以认为这个写定者就是作者，正像我们不能想象元刊《三国志平话》的写定者就是它的作者一样。黄正甫本的写定者，最多只能算是该书的众多的作者之一。也许是他参阅史籍对该书作了系统的整理加工，也许这一工作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但我们都不可将其中的某一人视为该书的作者。
最后，张志和先生指出，对于罗贯中是否参与过此书的创作，史无明证，尚不得而知。即使他参与过此书的创作，也只能算作该书的众多作者之一。他的大名在明中叶被附在该书之上，是当时的书商们为了招摇过市，抬高身价所为。今见最早刻本黄正甫本出现在明弘治年间，证明此书的形成就是在这一时期。它不标作者姓名，其他几个接近于该本的版本也不标作者姓名，正说明它是“时代累积”的集体创作的伟大产物。
本期论证了《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那么，曾挂在罗贯中头上的另一部大作《三遂平妖传》，是不是他写的呢？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下期。
特别说明，此系列文章是在张志和教授的专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基础上，作者根据需要，作了相应的删减、延伸、提炼以及行文风格的调整。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李瑞青，老子故里鹿邑人，现居郑州。从事传媒、教育工作，同时涉猎文史、书法研究。著有《写活历史人物》等五部文史类读书笔记，以及《雾太阳》《猎城》等七部情感类的中、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