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秋，国民*党**各战场每况愈下。“分区防御”，防不胜防；“总体战略”，一败涂地，整个战局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中国*产党共**为了从根本上*倒打**国民*党**政府，尽快夺取在全国的胜利，这时，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国民*党***队军**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至 1949 年1 月底，惨败的国民*党***队军**共损失 154 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摧毁，统治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
南京国民*党**政权已是大势所去，蒋介石进入了一生里最为沮丧的日子。
蒋经国自从政以来，曾遇到过许多挫折：青年军的*员复**、东北外交使命的忍辱、教育长职务角逐的丢失……
但他从不爽心，常常引用“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警句，来*慰自**、自勉、憧憬明天。
可是，这一次却不行说，局势变化之迅速实出乎于人的意料，对南京国民*党**政权来说“冬天已经来临，春天却是永远不会再降临了”。
当时，整个国民*党**政权面临的是百孔千疮，危机重重，无法挽回的局面，蒋经国形容此一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这一年中，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危险困境，以及我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
他看到由于*产党共**的军事攻势、心理攻势和*战统**攻势所造成的*队军**将领和政府官僚大多味于大势所趋，“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在这“国运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的时刻，谁是忠心耿耿，谁是生有贰心，已经很难分清了。
此时，蒋经国明白他自己的命运和他父亲已结合在一起，也只有“同归于尽”的一途了。
此时的蒋介石，既受到*产党共**的沉重打击，又受到美国政府“换马谋和”策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对他施加的压力；
再加上其亲信谋士陈布雷、戴季陶等在“油尽灯枯”的哀叹声中，相继自尽身亡；一系列的挫折接踵而来，他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于是，蒋介石无可奈何地于 1949 年元旦，发表了以保留国民*党**政府宪法、法统和保存国民*党***队军**为前提的“和谈”声明。
他奢望于*产党共**只要稍一松口，即可获得喘息之机，就能积蓄力量卷土重来，并等待*产党共**方面对其“和谈”声明的反应。
消息很快传来了，*产党共**的新华社 1949 年的《新年献词》指出，蒋介石是在玩弄“和平”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应像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和平”欺骗，将革命进行到底！
*产党共**电台广播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就像长江北岸那广袤千里的华北大平原上响起的隆隆炮声，正式宣告蒋介石的政府倒台已成定局。
蒋介石不能再恋栈了。1 月 4 日，他破例移樽就教，“御驾”亲临南京傅厚岗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要李出面谈和。
他对李宗仁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产党共**讲和！你这姿态一出，*军共**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看来，蒋介石要“下野”，仅是施放烟幕而已。他的“下野”，只不过是暂时让出“总统”宝座，退居幕后指挥，以缓和紧张的局势，以便东山再起。
对此，蒋经国毫不隐瞒地作了概括的说明。蒋经国说：父亲所以决定要引退，有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的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过去，蒋氏父子之间有过矛盾、冲突，尤其是儿子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信，曾深深地刺痛了蒋介石，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儿子在父亲的训导下，父子两人的观点越来越趋一致，特别是儿子对父亲惟命是从的表现，使父子双方的隔阂逐新消失。
如今，在这命运攸关的生死关头，蒋介石的崇拜者、跟随者愈来愈少，可信赖的“天子门生”也几乎丧失殆尽。
此时，除了儿子又有谁能靠得住？故而蒋介石引退前，在重点实施“经营台湾，预作日后恢复之准备”的“后事”安排中，于1949年1月 18日，以国民*党**中常委的名义，发布了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蒋经国获此任命后，一反常态，并未立即走马上任。一则时势不许可他立即去台湾太平地上任；二则蒋介石“引退”前后，还有许多事要交与他去办理；三则在这内外交困的境况下，父亲身边没有一个可倾吐心事或亲近的人，实在放心不下。
于是，他决心相随父亲度过“一段非常严重的时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蒋经国自然而然地成了蒋介石“引退图新”最得力的铺路人和“重起炉灶”的最可靠的执行人。
蒋经国虽未到台湾上任，但在接受着特殊重要的任务。
1949 年1 月 10 日，蒋经国在父亲“千万要守秘密”的叮咛下，被派到上海，着手布置将上海中央银行的所有黄金、银元、美钞运往台湾。
自 1948 年 8 月金圆券发行之后，上海民间所藏的黄金、银元、美钞大部分已收进中央银行库房。
有人估计，当时的库存黄金在 300 万两至 350 万两之间，蒋经国经过对上海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反复的“接洽、说明与布置”后，终于在2月10日，将大部分金银，在晚间戒严之时，重兵武装押运下，连夜搬上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巨轮，“很顺利地运到台湾”。
至于究竟偷运走了多少金银，蒋经国确实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现他说出这批金银的数目字。
但他肯定：“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可见，蒋经国这次去上海偷运金银，对蒋介石以后逃离大陆去台湾站稳脚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紧接着，蒋经国又奉父之命，带领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秘密到达奉化溪口，为蒋介石退居幕后指挥而布置警卫和通讯网。
蒋介石在溪口 图片来自网络
溪口位于四明山麓，当时的四明山是*产党共**浙东游击纵队的根据地。因此，将经国等一行对布置溪口的警卫煞费心机。
由于前方用兵吃紧，正规军士气低落，他们只得抽调多属江浙子弟组成的交通警察部队第三旅和“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一总队（原“戡建总队”人员组成)，开赴嵊县、慈豁、宁波一带，担任溪口的外围警戒。
同时，又从交通警察部队中挑选军校结业、忠诚可靠者一百五十余人，编成侍卫总队，负责溪口的内卫；
另外，在武岭临溪南端的小洋房里架设七部无线电台，以继续发号施令，控制全国军政。
与此同时，蒋经国在邻里亲朋士绅中则放风说：父亲过几天要回来修定家谱。
1949 年 1月 21日，处于内外交困、面临绝境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常委会上，用低沉的声调宣告：
他“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国事。
然后，在蒋经国等人的簇拥下，匆匆来到了中山陵，在孙中山先生陵前，低徊祷祝，默默无语，涕泪交加。
拜谒完毕，他们一行就直接驱车机场，登上“美龄号”专机飞离南京。当晚，蒋介石一行抵达杭州，住宿在笕桥机场的航空学校空军俱乐部里。
这天，蒋介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一直陪伴着他的儿子看得一清二楚，蒋经国说：
“那时，父亲的心情当然显得十分沉重”，可是，蒋介石在入睡前却告诉儿子：“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显然，他是在说违心话，如此下台，哪有么“轻松”之感？蒋经国只能“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这天，在蒋经国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是父亲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
蔣经国心中很清楚，其父亲再难有还都“登极”之日了。
第二天，蒋氏父子回到了奉化溪口老家。奉化是浙东著名的风景区，溪口附近的景色一派江南风光，尤为令人神往。
从1月22日起，蒋经国就在溪口陪伴和随侍着失意的父亲，他对溪口的乡亲声称，是奉父命为修定家谱的大事来的，而且，确实也组织了一批文人修订蒋氏家谱。
蒋介石父子翻看家谱 图片来自网络
从表面上看，蒋氏父子有如平民百姓，或哀思于祭扫祖坟，或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或盘桓于名胜古迹之中，或寄情于家庭天伦之乐。
实际上，溪口临溪南端小洋房上的天线，不时地放射着电波，蒋介石不肯放弃半壁江山，还在遥控指挥，嘀嘀嗒嗒的发报声从未间断过。
很清楚，南京的李宗仁是有名无实，连孙科主持的行政院都被迁去广州了。蒋介石虽然“总统”不做了，但仍是国民*党**的“总裁”，以*党**控政。
南京方面的一切举动，没有他颔首示意，即使令出也难行，溪口一跃而为新的政治中心。
在蒋氏父子居住溪口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请示的*党**政军大员，接二连三，络绎不绝。而送往迎来、联络派遣的事务几乎全由蒋经国包办；重大任务，更是非他莫属。
蒋介石在溪口祭拜先祖 图片来自网络
如定海机场的建筑，就是蒋介石刚到溪口时，交给蒋经国办理的重要任务，当时，蒋介石希望空军总部迅速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
对此项任务，蒋经国不敢怠慢。他在父亲的催促下，不时地询问和督促机场工程的施工情况，最初每星期一次，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问，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
定海机场的建成，使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一部分*队军**有可能在空军的掩护下，从上海败退后逃至台湾。
蒋介石很忙，蒋经国则更忙，蒋经国在蒋介石身边的重要作用，愈益明显。
蒋经国“子绕父膝、亦步亦趋”的得力活动，终于使他挤进了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何应钦、汤恩伯等 45 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行列之中，获得了*产党共**所给予的“战犯”头衔的“荣誉”。
蒋经国在溪口，对其父的一言一语都能心领神会；对其父交办的事情都能遵命去做。这时的蒋介石更离不开他了。
在蒋经国40 岁生日那天，蒋介石为儿子亲笔题写了“寓理帅气”四个大字的匾额，并附上了“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的训词。
它犹如一份公开的遗嘱，肯定了蒋经国“接班人”的位置，蒋经国当场表示：“凡此所言，希望于我愈深，亦鞭策于我愈力，此后修养治事，定以此为准绳。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志养气’，细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
从此，“寓理帅气”这块大红匾额就挂在溪口丰镐房大厅正门的上面，至今还保存完好。
4月7日，嘉兴及京沪沿线突然传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蒋经国的队伍叛变了！
原来，深受蒋经国重视，并被作为副手提拔至“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的贾亦斌，刚从溪口与蒋经国会晤后回到嘉兴，就拉出了自己控制的“预干总队”第一总队四千余人宣布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过江。
“预干总队”这支武装是蒋经国在 1948 年直接过问下，由“国防部预干局”具文呈报国防部获准而成立的。
外界当时就议论纷纷，说这支武装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这支部队叛变后，外界又议论为：“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
这对蒋经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为此，他曾遭到父亲的训斥，并痛哭流涕地向父亲做检讨。事实上，蒋经国检讨也无济于事，千怪万怪，只怪时局变化惊人，大势已去，人心离散。
斯时，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与*产党共**进行谈判，完全由将介石在幕后操纵。
蒋介石在溪口，通过国民*党**中央给李宗仁规定了“和谈立场”，反对*产党共**提出的和谈条件，主张隔江而治，排除组织国共联合政府这种形式。
他还几次给李宗仁派出的谈判代表面授机宜，研究确定“与*共中**商谈之腹案”等等。在溪口的蒋经国对“和谈”的含意是一清两楚的。
他在为“和谈”代表张治中送行时，曾对一位同窗好友说：文白（治中）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什么和平，这样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蒋介石对“和谈”根本没有一点诚意，所谓“隔江而治”只是其一厢情愿的幻想。
4 月 20 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迁居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政治会议，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共代表会谈后，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渡江战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是日夜20时，整装待发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分三路，发起了气势磅礴的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炮声一响，南京“总统府”和政府各院、部、会等就宣布“总撤退”，南京顿时乱翻了天。
“*国党**要员”之流，抢飞机、抢火车、抢汽车；纷纷夺路而逃，顾祝同总参谋长飞上海，何应钦院长飞杭州，李宗仁代总统飞桂林，这正是“流水落花春也去，金陵—片鸟兽散”。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直插京沪线、京杭公路与浙赣线，国民*党**几十万江防大军，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在溪口身患小恙的蒋介石实在憋不住了，4 月1 22 日，在蒋经国的陪同下，急匆匆地赶到杭州，召开了有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国民*党**军政巨头参加的西湖会议，布置了应变计划：
把所有*队军**撤到沪杭一带，坚守上海，重点经营台湾，待机*攻反**。
这样一来，蒋介石从幕后冲到了台前，结束了他的“引退”生涯。
4月 24 日凌晨 2 时，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攻入南京城，进占总统府，国民*党**苦心经营了 22 年的南京政权从此不复存在。
面对“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的如此惨状，蒋经国又能为之奈何呢！这期间，蒋经国真是忧心忡忡，“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
清晨，他眺望故乡山景，“来年如何，实难想像”的悲伤心情油然而生；见乡里亲戚打点行装准备外逃，顿增“亲朋零落，悲从中来”之感觉。
他只能感叹“家园虽好，未可久居”，并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
他匆忙地处理溪口有关事务，等待其父亲下达撤离的命令。
就在南京丢失那天，据报慈溪已发现*产党共***队军**，且将逼近宁波，形势如此严峻，蒋氏父子只有告别故土，逃离他乡了。
4月25日，蒋介石父子在飞凤山对故土最后一次眺望 图片来自网络
4月25 日上午，蒋经国陪同蒋介石到祖母墓前默哀辞别，然后,父子两人走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眺望。
在山顶，父子两人极目四望寂静的溪山，蒋经国虽未流泪，但“悲痛
之情，难以宣言”。触景生情，蒋经国为此感叹：
这一天“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万
一”。
他尽管知道“何时重返家园，殊难逆料矣”，但仍暗暗发下誓言：只要自己“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遗憾的是，蒋经国此愿已无法实现了，父子两人从飞凤山下来，本想到丰镐房去探视一次，后考虑一则因“心有所不忍”，二则丰镝房内至亲已无，死的死了，逃的逃了而作罢；又想去同乡间父老告辞！感到“心更有所不忍”，况且去看了他们，又无法带他们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而又作罢。
于是，父子两人从飞凤山直接前往象山港，登上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泰康号”军舰，悄然离去。
父子两人谁也未料到，此一去竟是永别。此后，尽管他们一再想“*攻反**大陆”，重归故里，但始终未能实现。这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然而，故乡山水再美、再好，他们只能从梦中去寻觅了。
其实，蒋氏父子的不辞而别，究其真正原因，还是为了安全起见。
四明地区*产党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活动更加频繁，常在附近主动出击。
负责保卫溪口安全的交通警察旅旅长，就是刚被游击队俘虏后放回的；另一部分保卫者——“国防部青救团”第一总队的部分官兵，则由副队长带领投向浙东游击队了。
四面是如此不安全，还是小心为妙。因此,当时蒋介石欲乘舰何往，竟连蒋经国也不得而知。
临行前，蒋经国曾请示此行目的地，蒋介石没有回答。一直到蒋介石登舰后，才说出要去的地方——上海。
在这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深怕再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
4月26 日，蒋氏父子乘“泰康号”军舰抵达上海，停泊在黄浦江内的复兴岛。其时，上海已能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淞沪战役即将进行。
蒋介石之所以要亲自指挥这场战役，“保卫大上海”，有其历史的渊源：
上海是他当年的发迹地；
国民*党**政权一直靠江浙财团，尤其是上海财团的支持，上海对国民*党**有现实的利益；
上海还有很大一批战略物资没有抢运完，上海对国民*党**有战略的需要；
英、美两国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利害相同，休威相关，国民*党**希望获得英、美军事干预。
就为这些，蒋介石幻想守住上海，就能等待美国的干预，届时既能得到美国的全力保护，又能使国民*党***队军**重新“光复全国”。
因此，蒋介石认为，“上海保卫战”是至关*国党**存亡之战役。
在抵达上海的最初几天里，蒋经国作为“钦差传令官”,安排和陪同军政要员与其父的会面，旁听“上海保卫战”的防务部署。
这从蒋经国当时的日记里，可看出父子两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情景：
“抵埠后，父亲即开始接见徐次辰、顾墨三、周至柔、桂永清、郭悔吾、汤恩伯、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诸氏，听取报告、并指示方略。”
27 日：“父亲整天处理有关保卫上海的许多问题，时或召集地方人士会商，时或召集黄埔军校同学训话，几无一刻休息。”
28 日，蒋经国又整天陪同蒋介石巡
视上海市区的防务。
5 月 8日，蒋经国临危授命，被蒋介石“钦定”负责上海的“政工事务”。实际上，他就成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政治部主任。
他的弟弟、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也“奉旨”,将装甲兵部队调到上海加强防御力量。
这样一来，蒋氏父子三人全都上阵，“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了。
难怪，蒋经国当时说出这样的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全力来应付危难。”
由此看来，蒋氏父子全力为“保卫大上海”而稳定人心也即是因为时局岌岌可危而不得已所采取的一招。
不过，蒋经国要像当年在“中央干校”和“青年军”那样得心应手地开展“政工”，已根本没有条件和时间。
此时，只能拿出如他在杭州失陷后说的“国事不堪设想，只有向天祷告，保护我父的安全和健康”此招了。不过，应急之下，他好歹也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些新花样。
根据他的意见，当年全国最高层的国际饭店内设立了为“沙场殉国者”立碑招魂的“英雄馆”；上海最热闹的大马路不时为所谓“立功”的官兵举行披红戴绿的*行游**；全市一些有名的影院剧场一次接一次地召开所谓的“祝捷”大会；上海街头到处张贴着“鼓舞人心”的战事壁报和标语，花花绿绿的宣传纸配上“*旗国**”，满天飞舞。
蒋经国不愧是个搞“政工”的行家。他不仅为振兴“士气”而拼命打气，而且也为自己打气，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
他在 5 月 13 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的：
“天雨，孝文由台湾来此，父子杂乱中相见，倍觉亲热，读妻信，知勇儿病已痊愈，衷心更喜，谁无儿女之私，要在公私冲突之时，能牺牲个人利益，化私为公耳。”
蒋经国作为负责政工的要员，对上海的防御工事的修筑感到很满意。
将近半年防御工事的修筑，上海市郊外围的钢骨水泥碉堡成群结队地矗立着。
据统计，共有碉堡群三千八百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个。碉堡之间有地道或长壕连接，壕内可行使吉普车，留下的空间，则设有电网、铁藜，前后共设置了四道如此防线。
蒋经国巡视后，把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与法国“马其诺防线”比坚。
但是这次，蒋经国说错了，上海防御工事确实可与“马其诺防线”比坚，不过 5 月 1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战野**军发起了上海战役，不到两天，上海“国军”的外围阵地全部丢失。
上海已危在旦夕，蒋经国从汤恩伯处得到可靠消息：浦东方面的防守已没有把握，市内社会秩序是否紊乱，殊不可知。
蒋经国明白，上海的前途已“未可逆料”。于是，他在 5 月16 日上午9时50分，独身飞离上海赴定海，向父亲交差去了，汤恩伯总司令也将指挥部搬到长江口的船上，随时准备溜之大吉了。
5月22 日，上海对外航空联络已中断。但是，蒋经国接受了父亲交办的又一项紧急任务：飞抵上海“处理物资疏散事宜”。
正在上海港口抢运的物资 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已抢运出来的物资够多了。据统计，4 月份，从上海抢运出一千五百只船容量的物资，运到台湾的黄金累计有 11 万余两白银 3亿多两、银元几百万元。
还有其它运出的物资无法估价，仅抢运到香港的一小部分布匹、棉纱，就价值 400 多万港币。
这次，蒋经国冒险到上海，并不是抢运还有相当数量来不及装船的物资，而是接受一箱“秘密物资”的抢运任务。
原来，当时蒋介石在定海海面的座舰“静江号”上，突然想起，存放在中央信托局的一箱珠宝，尚未运至台湾。
此箱珠宝系抗战期间，一批汉奸非法搜刮来的财物，胜利后，被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
这次，在上海随时可能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危险时刻，他仍派儿子秘密地去抢运，可见此箱珠宝的代价了。
可惜，为时已晚，当蒋经国从马公岛飞临上海上空时，地面机场已被人民解放军的大炮所控制，不能降落。
蒋经国只得折回原地，登上“静江号”军舰，向蒋介石报告：再要抢运上海物资，实在无能为力了，这也许是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惟一未能完成的老子交给的重要任务。
“保卫大上海”的“国军”，并未能因有如“马其诺防线”的防御工事设置而拦阻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也并没能因为吹吹打打的*行游**和“祝捷”而增强多少士气。
5 月 27 日，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终于获得解放。“保卫大上海”的二十二万余名精锐“国军”，侥幸逃脱的不足七万人。
蒋经国自离沪抵达定海后，即与父*共亲**乘“静江号”军舰，在定海附近海面漂泊了十多天，真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顾茫然”。
这段时间，蒋经国已无心去抚慰那些从江浙逃出来的残兵败将，而是陪同蒋介石四次登陆金塘，专访普济寺，每次都焚香祷拜寺中的果如和尚塑像。
此果如和尚曾是溪口雪窦寺住持，蒋介石母亲当初信佛即拜其为师，其实，他们哪有如此雅兴，无非是想以思旧来驱散伤悲之感罢了！
对上海的丢失，蒋经国的心情可谓沮丧到了极点。
他童年在浦东中学念过书，去俄旅途的第一站就是上海，黄浦江边、外滩公园都留有他少年的足迹；从莫斯科回来，最先踏上的国土又是上海；前年“经济管制”期间，他以上海为据点想搞出些名堂；“保卫大上海”他也多少出过力。
可是到头来，这一切都化为乌有，这能不使蒋经国伤感吗？
这以后，蒋经国随同蒋介石乘舰经潮湖抵高雄、飞福州、到台北、再折回广州。
父子俩在沿海地区前后进行了一个月的巡视和部署，蒋介石当时的计划是：“大陆纵使失败，当仍以舟山、马祖、金门、台澎一线为*攻反**复国的途径和国家建设的出发点。”
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虽时时聆听父亲的“*攻反**”叫喊，可因身处逆境，始终鼓不起“勇气”，只能借笔发泄心中忧愁，其凄凉心态几乎处处跃然纸上。
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过端午节时，他感叹屈原之难得，“更深国难严重之感矣”；雨后初晴时，他“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觉到愁苦”；十五赏月时，他又联想到“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会故乡，深感*亡流**之苦”。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说：“目前感觉背着沉重的担子，走着不尽的长途，愈走愈觉吃力，但只要信心不失，吃一点苦也是不要紧的。”
而且，蒋介石在他心中的印象始终没变。逃亡之时，他仍把蒋介石比作“又如在漫漫的长夜里，一灯微照”，自己愿跟随父亲“乘风破浪，向一线光明的前途迈进”。
这里所谓的“光明前途”，现在看来就是台湾，蒋经国最终还是呆在了台湾。
风雨苍茫，世道沧桑。7 月，人民解放军的锋芒已指向漳州、福州、宜昌、宝鸡一线；湖南、*疆新**的国民*党**将领正准备起义。
国民*党**势力所及只剩西南一隅及西北兰州、东南舟山群岛等地，而且也为时不多了。
14 日，在蒋经国陪同下，蒋介石乘“美龄号”座机，掠过台湾海峡上空，飞向广州。
在那里，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通过，方为有效。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重又恢复了他一人的独裁统治。
蒋介石既然正式走向前台指挥，那就更需要倚重蒋经国，大量的所谓“力挽狂澜”之事，也非交蒋经国办理不可了。
绝望归绝望，挣扎还是要挣扎的，蒋介石一走向前台，就把注意力放在努力稳定西南局势方面，准备与*产党共**做最后的周旋。
8 月 24 日，蒋介石带领蒋经国由广州飞抵重庆，为“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共反**堡垒”而奔波。
蒋介石认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凭天府之富，剑阁之险，是可以和*党共**周旋一下的；再以八年抗战的经验，偏安西南，再图中原，不乏前事之师。
所以，蒋氏父子一到重庆，就和胡宗南、宋希濂等商讨西南防务大计，并约见宋希濂等军政要员，研讨*器武**增产与滇南军情，指示其战术要领。
根据蒋经国日记记载的防守西南大计为：“安定滇局，改革川康人事，罗广文部增防陇南，加强胡宗南部实力，以巩固陕南防务。”
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要守住西南、云南局势的安定十分重要。孰料，偏偏就是云南有问题。
是时，国民*党**军政要员都已风闻云南省主席卢汉，与*产党共**暗中有来往，在*共反**还是起义之间举棋不定。
安定卢汉，稳定云南，是个棘手问题。此次，蒋经国奉父之命直接参与此事，在蒋介石与卢汉的接触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重庆，蒋介石虽与卢汉会晤，但效果不大；相反，卢汉已派人去香港，为云南和平解放之事与*产党共**联系。
这样，蒋介石准备在 9 月 22日从重庆返台湾之时，顺道到昆明再向卢汉“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想坚其*共反**意志。
起初，蒋经国激烈反对，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如果父亲不顾一切地去了，可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但是，由于蒋介有坚持己见，蒋经国就想出一计，即由蒋经国先去昆明看看形势，并且对卢汉说明蒋介石不能来昆明的原因，看看卢汉的态度，如蒋介石能去，则第二天就到昆明，在机场约卢汉会晤。
蒋经国的计策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对方毫无准备。就这样，蒋介石与卢汉在昆明再度会晤，一切均照蒋经国的安排进行。
在双方会晤结束时，蒋经国也撒谎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边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亲立即起程。”
那么，蒋介石这次到昆明，是否会被扣留呢？从事后得知，龙云确有电报发到昆明，要卢汉扣下蒋介石；再有，卢汉确实于 12 月 9 日在云南宣布起义。
从这两件事情来看，蒋介石被扣留的危险是有的。应该说，蒋介石在那样危险的形势下，只身赴昆明，未中埋伏，并能安然脱走，除了卢汉方面的原因外，不能不“归功”于蒋经国了。
事后，蒋经国把自己这次昆明之行比作是“深人虎穴”；把其父未在这次昆明之行中被扣留说成是父亲的“至诚感石”及其“大无畏精神和德威”，致使卢汉“慑服愧作”，不敢下手。
为此，蒋经国的部属抓住此事，又大作文章，吹捧蒋经国是“智勇双全的范例”。
这段时期的局势，蒋经国把它总结为：“战场上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动摇怕死，变节投降；经济上物资匮乏，金融紊乱。”
面对“败象亡徵，江河溃决”的局面，蒋经国“至为痛心”，为保住大陆上的最后一点地盘，正如蒋经国的日记中所写的：
父子两人“风尘仆仆，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重要节时亦不能在家休息”。
这年中秋之夜，蒋氏父子就是在去厦门的军舰上度过的。同时，蒋经国为防万一，此时对保驾蒋介石则更加小心谨慎。
9 月底，在广州，李宗仁设宴招待蒋氏父子，可是，直至酒宴席散，却未见蒋经国入席。
那么，此人到哪里去了呢？事后，李宗仁从副官处得知：“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在厨房里，厨司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统统由他们尝过，始可捧出。”
李宗仁大为感慨地说:“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这时的蒋经国，连代总统都信不过，而且甘愿为父作监厨，可见其对父之忠心矣！
至 11月，大陆仅有川、康、黔、滇等省在国民*党**控制之中，蒋介石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大西南，特别是四川重庆的防卫上。
山城重庆，扼江雄据，地势险要，是大西南的政治枢纽和门户，四川物产丰富，素称“天府之国”，崇山峻岭，易守难攻。
一些守卫的国民*党**将领普遍认为，当年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尚且无法进入四川，何况*器武**装备远远不如日军的*产党共***队军**。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并非如此。11 月 14 日，桂林、贵阳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接近彭水，宋希濂部队已撤至乌江西岸；在川陕的几十万“国军”南逃的退路已被截断。
重庆“充满了恐慌、惊饰和死寂的空气”。蒋介石原想推行的“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保卫战，如今却变成了人民解放军以四川为中心的包围战。
在这危急的时刻，蒋氏父子又匆匆忙忙地从台北飞抵重庆，部署西南保卫战。蒋介石对其在桂、滇、康等省的*队军**。因都不是嫡系，故未指望这些部队能“安危相依、同舟共济”，而寄希望能抵抗*产党共***队军**入川者，仅胡宗南、宋希濂两个黄埔系门生所率领的二三十万兵马。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蒋经国立即跋山涉水，花了两天的时间，抵达乌江边的江口，直接向宋希濂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希望宋部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坚守住乌江。
蒋经国还到南川、綦江前线的宋希濂军部住了两天，在前沿战壕转了一圈，搬演上海保卫战的老套，想以此发挥政治工作的效果。
然而，在这种时候，即使蒋介石亲自督战或是宋希濂再有“杀身成仁”的决心，也无法抵挡*产党共**的刘邓大军入川。
在刘邓大军的进攻下，宋希濂只能率部且战且退，而且退速惊人，11月23日，已退到离重庆仅几十公里的南川，其部十五万人马，也已十去八九。
28 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重庆市郊的南温泉，重庆已被包围，就在这天下午，蒋经国还陪同蒋介石“巡视”市区。
沿途，他们见到“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云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
特别是他们到了抗战时的军事委员会，如今机关里人员都已跑得精光，这偌大地方的冷落情况使蒋经国“言之痛心”。
尽管蒋经国仍对重庆显露出“深切的眷恋”，但已无可否认“重庆的沦陷，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
29 日，人民解放军已进入近郊，并完成了对重庆的包围。中午，在蒋经国的安排下，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召集了重庆军政头目的最后一次会议，部署了撤退及对重庆的破坏工作。
当晚，蒋氏父子在清晰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中，从林园撤往机场宿营。沿途，“汽车拥塞，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
蒋氏父子乘坐的汽车被阻塞数次，无法前进，不得不下车步行，直至午夜，到达白市驿机场。
第二天清晨，蒋氏父子乘“美龄号”起飞之际，人民解放军距机场仅有十公里。不到半小时，重庆就宣告解放。
重庆的解放，蒋经国承认：此对保卫西南，系一重大打击，殊不知，类似的重大打击，还会接踵而来呢！
11 月 30日，蒋氏父子从重庆飞到成都，住在中央军校，父子两人到这时候还想“积极部署各方面的兵力”，准备与*产党共***队军**作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以保全西南半壁江山。
事实上，重庆既失，成都当然无险可守了，尽管蒋氏父子制定了“保卫成都计划”，提出了“收回银圆券计划”，但最终都是一纸空文。
蒋介石还几次邀请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共商大事，甚至说出了“就算我今天死了，你也应该来送葬的”话相邀，可刘文辉就是避而不见。
很明显，蒋氏父子在成都已无军可指挥，能做的就是督促破坏成都的重要工厂和建筑一事了。
人民解放军在大西南的迅速挺进，势如破竹，“国军”的溃退，犹如决堤的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人民解放军在泸州进军途中，仅用电话吓唬富顺县县长一下，就使全县军政解体，一哄而散。
12 月 10日，蒋介石获悉已宣布起义的卢汉要刘文辉下令四川将领，将蒋扣留的消息，并发现中央军校附近已出现不少“可疑人物”，知道西南大局已是大势所趋，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决定，当天离开成都。
明明是逃跑，却偏要故作姿态地把自己打扮成气宇轩昂的英雄，蒋氏父子两人临跑前还有声有色，颇有感情地合唱了“中华民国*歌国**”。
据蒋经国说，父子俩在一起唱*歌国**，有生以来，只有这一次。可就是这仅有的一次，是蒋氏父子一起唱出了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完结的“挽歌”。
别矣！大陆。蒋氏父子自成都凤凰山乘机凌空，向台湾飞去。两人在机上“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
此去何日再回？一去不复返矣！这年，蒋介石的“大业”是遭到了巨挫，而对蒋经国来说却是一个转折和机遇。
蒋经国在 1949 年最后已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向所傲何事？
往着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
从此，蒋经国在台湾开始了“继承大业”的艰难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