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春天，年仅18岁的申哥中专毕业，懵懵懂懂的申哥刚刚踏入手机行业，在一家手机店里打着工，畅想着自己发大财的样子。但他不知道的是，未来的十几年里，伴随着他一同跌跌撞撞成长的还有整个手机行业。
手机的春天：渠道为王
2g时代的手机市场是野蛮生长的年代，2000年前后的中国人民对手机的了解和申哥差不多，大部分都是懵懵懂懂，对手机的印象还刚从大哥大中切换不久。
2001年底中国手机的用户达到1.5亿户，手机行业缓慢成长，销售渠道刚刚形成体系。市场上有着3、40个手机品牌，国外品牌如诺基亚、摩托罗拉，国产品牌以波导、tcl、康佳等为主。但是彼时的电商渠道淘宝和京东还没出现，人们主要通过到达线下商户的方式才完成购物，信息交换远远没有今天这么普及迅速，对品牌、质量的概念粗犷、陌生，手机的选择受到店内营业员的推荐引导，谁占领了线下渠道，谁就能获得用户。在这样的环境下，厂商们怀揣着割据天下的梦想，第一件事便是建立自己的销售体系。
当时的渠道体系主要由两类模式组成，运营商和代理分销模式，其中代理模式是公开市场体系，渠道分为三级，国代、省级分销商、地区代理，各自负责自己区域内的手机销售。
而申哥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在这个三级渠道体系里，是他们之间的夹层，手机批发市场里。申哥的叔叔是当地手机分销的一个小代理头头，在申哥踏出校门的那一天，叔叔开着小轿车在众人围观之下一把就把申哥拉上了车，带到了自己的店里，申哥就这么开始了专门在各家老板之间跑腿的生活。申哥叔叔这样的小代理在当地市场很多，但是申哥叔叔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是当地知名的串串。
串串是一个历史独有的角色，和手机批发市场的来源有关。厂商最早是将整个品牌的全机型外包给国代商，后来为了削弱国代的利益和话语权，慢慢的转变为国代之间分机型包销，例如现在华为的mate和p系列就会交由不同的国代商负责。但是国代销售量大，可以进行分机型包销，省级分销商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竞争度十分大，尤其是越往分销的链条下游的零售商，对机型的丰富度要求越高。下游对机型的需求推动了手机批发市场的诞生，各级分销商在此完成出货、换货的过程。另外，最早期的厂商对于渠道管理没那么严格，在区域之间定价略有区别，中间产生的套利空间就给予了串串这样的角色生长空间。
在分销渠道高速发展的同时，渠道的最下游即零售层级也正蓬勃发展，2000年初市场上还是以手机零售店为主，后来逐渐衍生出了许多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手机连锁，像如今手机市场知名的国苏迪乐正是这个期间完成第一步扩张的，分销的上游如省代、国代也有利用自身资源建立区域连锁的，比如西安蜂星、成都迅捷等。
手机的夏天：运营商为天
1999年的夏天，发生一件大事，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脱离出来独立运营。
这个尚在襁褓的婴儿在2000年早期的发展都是以个人定制化服务、短信为主，还没有好好的建设自己的线下渠道。2009年是3g的起始年，直到在2008年前后，3g的前夕以移动为首的运营商下决心对实体渠道进行大规模建设，一方面大举扩张渠道网点规模，另一方面对渠道的意义进行改造，从服务向销售目标转变。
运营商开始意识到建设社会渠道有非常长远的战略意义。
原因就是，渠道决定了终端销售。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3g时代的牌照有三张，各家运营商所采用的3g技术互不相同，厂商需要定制化的开发其制式的手机，也就是我们市面上常见到的锁网手机。运营商在其中推波助澜延后厂商开发三网手机，因为锁网手机可以有效的避免用户离网。在手机的生命价值周期内，用户是没有足够动力切换至其他运营商的，运营商就实现了通过终端*绑捆**的方式锁定用户近2年的时间。终端销售和运营商的利益便这样深深的*绑捆**在了一起。而社会渠道的出货量占到了全渠道的80%以上，运营商不得不选择抢先占据高地。
但是以自有资本去完成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成本，因此运营商采用了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做法，俗称带店加盟或引商入店。运营商通过广泛地与非自营社会渠道合作，允许社会渠道挂运营商门头并给予高额的酬金奖励，签署特许经营协议，迅速覆盖全渠道。
运营商对外输出的补贴分为几类，其中最重要的有业务酬金、折扣折让、终端补贴这三类，其中业务酬金又分为新增放号等固定的酬金和办理套餐业务等分成类的酬金。这三类补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随着运营商的竞争白热化水涨船高，成为了线下商户门店的重要收入来源。在这样的高补贴之下，运营商很快的就完成了渠道扩张，截止到2009年底的时候时，移动体系的网点数量已经超过100万个。
2009到2014年可以说是整个手机行业的黄金时代。
当年的国产机结合终端补贴定制化开发的低端机，定价上利润奇高，卖一台手机可以得到20%的毛利，但是质量堪忧、山寨横行。门店为了追求高利润人为引导，加上运营商抢占市场大量用“存话费送手机”的业务包装，还有厂商三方助推下，用户的换机频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换机周期仅14~16个月。
得利于运营商红利、智能机红利、3g红利的三大时代红利，手机市场的销量不断创新高，从09年单月出货量两千万台左右到14年单月出货四千万台。
这个时期的申哥已经不再是申哥，他赚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一百万，外面人见到了他开始称呼申总。申哥感觉有点飘了，手下安排了几个小弟每天给各位老板营销着他的手机，自己不再亲自跑腿，他的这几个小弟每天就扛着几箱子手机在楼之间来回穿梭着。
身边的手机店老板们说话也越来越大气，出手阔绰，在办公室里置办了全红木的茶台，谈个价格也不那么扣扣索索了。他的叔叔也当上了某品牌的全国荣誉代理，一个月大几百万流水，一口气提了一台大奔，办公室墙上还挂满了和该品牌创始人合影的照片。
“随便办个新户，商户老板的酬金加终补一块能得到好几百块。”申哥回忆起当年的疯狂，不仅哂然一笑。中国的合约机销量几乎占据了整个手机市场销量的50%，网上的段子“妈，我是你充话费送的吗？”一时火爆。
借着运营商的东风，手机行业快速的发展，从最上游，联想为代表的厂商，到国代、省代、门店，无不盆满钵满，同时手机行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完成了中国广袤土地人群的渠道覆盖，为后续4g、手机的快速发展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时后来的消金一哥捷信才刚刚进入中国市场不久，在2009年借着这股东风开始扩张，消费金融缓缓拉开帷幕。
手机的秋天：用户是上帝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手机行业的暴利和现金贷行业的暴利都没有持续很久，因为这些超额利润都是透支了国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到2014年初的时候，4g开始普及，移动互联网高速兴起，电商、直播、手游、自媒体等等普及，人们工作生活之余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变得围绕这一个小方盒子而转动，对于手机的质量、功能要求也明显提高，对手机的性价比意识萌芽，不再接受泛滥的劣质产品。
就在申哥还陶醉在过去的辉煌之中，手机行业忽然感觉到了一丝凉意，重要的转折点就这样悄然临近。
2014年6月将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的管理办法中提到，按照以往营业税体系存费送机模式中终端赠送是不用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的，而在新政实施后，终端赠送被视同销售，同样需要缴纳增值税，加上移动下游主要是社会渠道客户，拿不到进项专票，税负成本随之大幅增加。不得已之下，运营商在2014年初的时候开始逐步减少终端补贴，各省市以前的合约机业务在年中就基本暂停了。
如果说营改增这场秋雨还不足以扑灭盛夏的热气，那么运营商的费用压降可以说是真正的变天了。
在2014年7月的时候，国资委内部下文要求三大运营商削减营销费用。根据年报数据显示，三家运营商在2012年的营销投入都比前年增长10%以上，成本的高速增长让人咋舌，三家运营商都是国资委下属企业，几家友商左右手互搏的结局对整体的效益是损伤的。一方面大部分的补贴也并没有流到终端消费者手上，而是到了中间的经销商就被截流下来，另一方面营改增后税负大幅上升，保证运营商的利润水平成为最重要的课题。
如果将时钟的指针拨回2014年，可以发现手机行业的繁荣就这样戛然而止。自从运营商政策调整后，合约机销量骤减，手机更多的通过裸机的方式来进行销售，运营商只会给予一定的酬金和用户收入分成。
一方面运营商补贴的减少也导致了行业的大变革，厂商专门依赖运营商采购赚取补贴的低端手机模式不可持续。华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自己的终端战略，产品定位从运营商定制机转向中高端定位，形成自己的独立品牌。用户品牌意识的觉醒，导致手机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一样上演着靠口碑、质量传播，赢家通吃的戏码。手机的销售向头部品牌集中，到2017、18年的时候，ov、华为、荣耀、苹果、小米前六大品牌已经占到销量的80%以上。
另一方面，从销售渠道上，商户靠运营商补贴躺着挣钱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电商渠道的高速发展，线下场景流量开始大幅下滑，手机门店不得已抓住每一分一厘，收入组成中运营商利润变得尤为重要，手机通讯店都会选择与某家运营商合作或与某家厂商合作，现在的手机一条街基本都挂有运营商的蓝橙门头、ov的蓝绿门头，还有一些尾部手机门店则逐渐被淘汰。门店的收入基本来源于流量，对流量的渴求使得门店也对各种营销手段产生了高度需求。
手机分期应运而生。
有运营商补贴的年代，用户通过运营商周转的方式被动完成了手机分期，高端智能机的门槛被大大降低，用户进店的转化不是问题。而取消终补之后，门店对用户流量的珍惜，裸机分期作为替代品才有了爆发式生长的土壤，这便有了的后来我们熟知的分期百团大战。
已经不再年轻的申哥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这样忽然被时代抛在了后面，对未来的路怎么走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