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牛汝辰
1、袭旧、罢郡、改州成为隋代政区的地名管理的重要特征。
隋朝建政初期，百废待兴。在行政区划上，保持南北朝后期现状，即州郡县分为三级。这时州、郡、县辖地甚小，明显存在官多民少，开支浩大弊端。隋文帝为了减少开支，也曾有目的地裁减并省一些州、郡、县，致使政区数量某种程度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因此消除政区设置过多及不合理现象，并制约着管理的强化。
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希尚上表，陈述弊端，开创了隋代地名管理的新思想。他说：“自秦并天下，置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材，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充!所谓人少官多，十羊九牧”。[8]他的主张得到了隋文帝赞赏。于是开始考虑“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成为整顿政区的重要措施，在隋代地名管理史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随之产生的“罢郡”措施，把区划地名管理推向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以州县制为特征的，取 消了州县之间的郡，使中间层次消除，利于政令上通下达，并继承了通名标准化传统。政区总数明显减少，开创出隋代政区地名管理的新特征。或数郡合并为州，或单郡降格为县，郡不再表示政区。如扶风郡，开皇三年废，改为始平县；带郡改为长安县、武功郡改为武功县……均是，“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这是说罢郡从开皇三年开始，历经九年才整顿完结，后来因州、县户口增加，又对部分不合理政区进行了析置。析置克服了忽视客观特点，重视主观因素的现象，解决了版图过大，人口过多现象。析置弥补了罢郡造成的不足。州县制逐步稳定下来，形成新体制。州、县、族、闾、保、家构成序列，形成前期集权特征。
政区管理加强以后，隋文帝于公元590年开始对府兵制进行改革，以达军政合一目的。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同民。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州县与军府实现了统一，为地方经济发展奠定 了基础。南北朝时期，府兵独立军户，家属随营，位于军坊，不入民藉，不雪州县，自耕自种，自成体系，极不利于管理。军人、家属居地流移不定，“竟无乡里之号”。隋将军户划归州县，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军府依政区所定，政区内设军府，有利于中央集权，减少了不稳定因素，所以很受军户欢迎。
从资料上看，军府称行台省或总管府，大约有四十余个。总管府有道总管府、州总管府之分。府下设镇，镇下设戍形成军户驻地。据统计仅幽州总管府下就有50余镇 ，镇内修障塞，布兵防御。府、镇、戍形成聚落通名的又一源头，带有军事性质，这是普通聚落通名所没有的。开皇十年，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置军府，原军府驻地多演变成聚落，通名的军事性质也不复存在。通名的复杂化被肯定下来。隋炀帝继位以后，总管府大多撤销，其公廨田也悉属州县，镇下诸防主及副官掌同诸镇，镇的数量日益增 加。为了标新立异，大业二年，隋炀帝“遣十使并省州县”，这样，隋代地名管理开始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以并省为手段，以“使”地名职官，以改州立郡为目的，形成新的特点。州被改为郡，对县进行调整，地名景观再次发生较大变化。据统计，政区地名景观经并省 改之后，郡总数为190，县总数为1255。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洫、涉碛碱卤、丘陵阡陌皆不预焉。东、南皆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形成郡县制实行范围。隋之盛，极于此也。
在并省州县、废州置郡过程中，以国为名者皆去之。并对行宫划分了等次，将京都诸坊改为里，聚落景观发生实质性变化。国变为家庄，寺变为场、观变为坛、坊变为里，通名景观呈现出新的色彩。政区地名管理思想的这些变化造成了沿革的复杂化，特别是更改专名的政区，识别起来具有了一定难度。如秦兴县改为方维县，新州改为梓州，楚州改为渝州、西允国改为神泉县，汉昌改为苍溪……很难从地名上感到两者为一实体，也看不出名称上有着某种联系。所以，人们使用地名时，不仅要记住新名，而且还要记住旧名，新旧并用使地名有了过渡期。再加上析置、并省，隋代地名景观等于进行了一次新的命名和构思。这固然能消除割据意识影响，但也说明地名管理稳定化还需一定时间。只有彻底克服命名更名上的主观随意性，地名才会稳定，发挥出自己稳定的功能。[9]
在专名、通名同时更改的实践中，隋代部分地名的音节也发生了变化。如豫州改为河南郡、宋州改为梁郡、郑州改为荥阳郡等。音节大多由双音节变成了三音节。三音节郡名形成隋代后期政区地名的一个特点，并区别了前期。前期州的音节多为双音节形式。据统计，炀帝所更郡名三音节的就多达175个，而双音节的只有15个。府受到重视，“道”开始萌芽，也是政区管理中不容忽视的现象，因为它对唐代政区管理产生一定影响。五家一保，五保一闾，四闾一族，使州县、郡县有了基层组织形式。开皇九年，制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划划每变化一次，通名都有新的形式。585年，实行大索貌阅，核查年龄、体貌，清理出漏户164万；609年，又清查出24 万人。将其重新编制刻籍，划分户等，以等征税役，聚落中又出现了编庄。以姓氏命名称为×编庄，×编户，地名又增加了新的通名。据资料显示，隋初编户为395万户，589年为700万户，606年为900万户，17年中增加约29%。
移民也是地名管理不可忽视的因素，据说，隋代的北昭武城移民移居中亚地区后，仍以昭武为姓，示不记本也，所建有康国、安国、石国、钹汗国、米国、曹国、何国、穆国。这些地名记述着移民的回忆，形成一定时期地名管理的特征。州郡县、州县、郡县制显示着不同时期管理者的不同思路，反映出管理者的不同追究求与向往。隋代政区管理的这种变化无疑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更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供我们研究与借鉴。
2、改国为州县，规划城内名称，整顿同名州县，统一区划建置
到了隋代，版图上有大批以国为名的地名，极不利于管理，而且也保留着割据思想，不利于国家统一。为了保持长治久安，维护国家统一，从开皇初年就开始“改国令为家令，自余以国为名者皆去之”。如襄国开皇九年改为龙冈县，宕昌国开皇十八年改为良恭县，光迁国开皇初改为迁州。国改州、改县、改城形成初期地名管理的一项内容，使版图上减少了大批国名。隋炀帝时，又将所剩以国为名的地名改掉，用家代替。国字地名基本消失。据史书载，所绝国名有伏俟国、且末国、鄯善国、赤土国、真腊国、婆利国、高昌国、康国、安国、石国、女国、龟兹国、疏勒国、于阗国、钹汗国、吐火罗国、挹怛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国、穆国、波斯国、漕国、附国等。或建为郡县，或建为镇戍。
城市规划进一步加强，有了区域名称。如京师东市称都会、西市曰利人。东都都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丰都市周围八里、12门、建120行、3000余肆、400余店，通远市周围六里。京都诸坊改为里，皆省除里司。如雍州城文帝时设坊设市，有坊160，有市2；炀帝时改雍州为京兆郡，改坊为里，有里160，有市2；州、城、坊、市与郡、里、市构成隋代雍州及京兆郡阶段性地名通名夏，反映着城市命名的理想与追求。洛州城也是如此，于大业三年改为河南郡，城建5门，为上春门、建阳门、永通门、长夏门、建国门，设里130，设市3。市成为具有商贸专业性质的场所，成为专业地理实体通名。“淮水北有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市已被广泛使用。宫是城市内的建筑通名，也已经广泛使用，如大兴城内就有长乐宫。长安城内有仙都宫、福阳宫、太平宫、盩至城内有宜寿宫、仙游宫、文山宫、凤凰宫。普善城内有仁寿宫，虢城内有安仁宫、凤泉宫。宫区别了农村聚落 ，“临道建店设，求利”改变着建城建市的观念，曾形成风气。邳公苏威认为此举“乃求利之徒所为”，会导致事业污染，非敦本之义，于是奏高祖约遣归农。有顾依旧者，所在州县寻附市籍，仍撤销旧店，并令远遁，限以时日。这就造成了城市过于集中，影响了道路繁华。总之，隋代城市地名有了自己的时代特色。[10]
加强地名管理的重要方面就是整顿同名州县，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从事命名更名的地名学者。如令狐熙，他就曾提出许多更名方案，如“以州县多有同名者，于是奏改安州为钦州，黄州 为峰州，利州为智州，德州为州，东宁为融州，上皆从这”。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命名更名一般要经过调查、制定命名方案、奏改，要经过“上”批复，才能分布执行。这些程序可以避免乱更名、乱命名，使名称起到标识作用。也说明隋代已经结束了任意更改地名的管理混乱局面。但是，在命名更名上有目的推崇三纲五常，也使地名的意念性增强。为了旌表齐闾，号其所住为孝终里。颂孝成为时尚，“士雄少质直孝友，丧父，复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其庭前有一槐树，先甚繁茂，及士雄居丧，树遂枯死。服厥还宅，死树复荣。高祖闻之，叹其父子至孝，下诏褒扬，号其所居累德 里”，孝之为德至，发展了颂孝观。“送葬之日，会仲冬积雪，行四十余里，单缞徒跣。会葬者千余人，莫不为之流涕，后甘露降于庭树，有鸠巢庐。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其庐吊慰之，因改居村名孝敬里，里名为和顺里”。
孝成为命名更名主题，更名命名思想的这些变化不能不影响管理，甚至造成分歧。刘炫认为：“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大小之官，悉由吏部，其繁二也”，这既是加强管理中出现的必然性，也是难以克服的矛盾性。刘炫对此则认为今不如昔，“齐氏之州不过数十”正是他的观点。他没有看到废郡是州增的主要原因，而是强调齐氏立州，观点难免不带偏颇。整顿同名使一些地名的沿革复杂起来，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广博知识，才能识别。“驾登太行山，诏问赜，何处有羊肠坂。赜对曰，按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县有。帝曰不是。赜又答曰，按皇甫士安撰《地书》云，太原北九十里有，帝曰是。说明地名管理者已经在注意重名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赜与诸儒撰《区宇图志》250卷，辽东之役后辽东郡县名皆赜所为。
从所接触的材料看，当时行政区划的调整大致形成了置、升、改、分 四种。“置”一般在旧城辖域内设立，如在梗阳城置清源城，在宜春泉附近建宜春郡。“升”一般为低区划改建高区划时使用，如火井镇改为县时用升不用置，洪雅镇改洪雅县时也是如此。“改”大多用于政区辖域不变名称改变时，如苞城县改为殷城县，枞阳郡改为同安县都用“改”。“分”用于一分为二时，如晋阳县被分为晋阳县和交城县使用了分。
置、升、改、分，规范了管理，并引起了职官的重视。一大批精通地理，命名造诣很深的官吏出现了。在行政区划的表述上，其术语逐渐统一。废和省都有撤销的意思。废常用于撤销建置后停止使用的名称，比如顺政郡撤销时写作开皇初郡废，是说郡撤销但郡下建置不变。而省则有降级保留的意思。如丰利郡后周省郡入上津郡，实际上将丰利郡改为丰利县后入上津郡。其述语有着细微差别。废有时写作并废、寻废，都与时间有关。并废为同时废，寻废为建后不久废。
“置”是建立、设立的意思，一般指原来没有而新建的。有旧置、同置、析置之别。旧置用于时间不清的设立，如旧置赵平郡、建置年代不太准确清楚。同置用于几个政区同建的记述，如魏置安宁郡、兴安宁、绥德、安人三县同置就是如此。析置是将一政区划为两政区，一改区名用旧称而另一改区用新称的记述，如西魏置安武郡，后析置安武县，郡、县同地分级管理，县由郡地中析置。
如合并都有合并的意见，如用于原政区名称不变，但版图扩大时的记述，如开皇初废洮阳郡将洮阳县入美阳县，美阳县名继续使用，但版图扩大包括了洮阳县地。并则不同，常用于几个实体的相加记述，版图虽扩大，但命名却随便，或组合旧名，或都不用旧名而取新名，如并赤石、甲、临江三县入黄土县。并有时与入合用，如并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六县入鸣沙县，并绥远县入焉(指绥远县与达化县合并)。并入合用时强调实体变化，具有入的表述特征，但语义相对宽泛一些。
改和更也是同义异用的述语，如开皇初汛潭改称临潭，岷州大业初废除建县，更名为临洮县。一个用改，一个用更，改用于建制不变名称改变时，更用于建制变化名称用新名时，如十八年通义县改美俗县。两者略有区别，但都着眼于名称，而不强调实体，改有改曰、改为两种用法，大体相同。
统和领都有管辖的意思。前者强调概述，不需写出具体实体，如房陵郡“统县四”，清化郡“统县十四”，没有写出具体实体，只写出实体数量，含有上级辖下级的意思，属于概述性用语。领也表示上辖下，如后魏置安阳郡，领安阳、乌水二县，要写出具体实体，属于实述性用语。两者略有区别。不同类地理实体记述时用有，如张掖县又有临松县。后周废，有屺山、有盐池、有弱水……一般在政区中记述自然实体、社会实体、专业实体时使用。“有”即包括、含有之意，所记述实体间为并列关系。《诸州图经集》《区宇图志》和《西域图记》代表了隋代地名研究和管理的成果，绘图、志文使图文并茂，丰富了地名学表现手段。《诸州 图经集》根据诸州风俗、物产、地图编成，共一百卷，能显示出地名微观分布，为前期成果。《区宇图集》为山川、郡县、城隍分布著作，1200卷，均附有地图，在地名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此为隋后期成果。《西域图记》是裴矩所撰，能够反映大业年间风俗、山川、险易 资料。图再现地名间位置、关系，有利于把握西域宏观概况，说明西域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
民族语、汉语交汇分布在隋代已十分突出，并形成融合的交错特征，已经初步奠定了中国地名景观的区域特征。纳突厥启人可汗居于塞内，筑大利城处其部落，使塞内形成汉、突厥杂处，语言交融区。权在边五年，诸羌怀附，贡赋岁入，边境地区形成汉羌杂处语言交融区。其他民族与汉人交往也形成相应语种分布区，使中国地名既有统一趋势，又有区域特征。语词甚至有了双语并用结构形式，又有区域特征。如拥思茫水便是双语并用语词，反映出民族交往，地名交融现象。一般民族语用于专名，汉语则用于通名。都斤山、独洛水、临羌城、波罗枟洞都具备这一特点，形成中国地名的基本形式之一 。
综前所述，可以看出，隋代地名管理很具时代特色，反映了长期割据后的统一过程特别是前后两期管理思想的差别，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命名流派分化和发展的情况。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种承前启后的过渡，继承了前代的成果和经验。在这种过渡中，地名管理将进入新的层次。所以我们应该重视隋代地名管理的研究和探讨。
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