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早上好！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论色彩与人格的形成》。
色彩是环境的温度，而环境的温度是形成人格的基础。我们置身于某个环境，或感到舒适，或感到烦躁，或感到阴森恐怖等等，这些感官感触，首先来自环境里的色彩，色彩是有温度的，同样的物件，因为色彩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温度。我们一般把颜色分为三种色系，即暖色系、冷色系、中间色系。比如，青、蓝、绿、紫我们把它们分在冷色系。而黑、白、灰我们一般分在中间系。红、橙、黄、棕等色，我们称之为暖色系。
人们喜欢某种或者某几种颜色，是因为这些颜色会带给其舒适、愉悦、兴奋的感觉。反知，不喜欢某些颜色，是因为看到这些颜色会产生莫名会失落、消极、忧伤、甚至恐惧等感觉。
有了这些基本的认识，我们对应某个人在服饰、家电家居等生活用品上某些颜色选择的偏爱上来观察，基本可以分析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通过研究表明，色彩不仅仅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成长，甚至与整个民族文明发展也是息息相关。比如巴西人对黄色的钟爱，意大利人法国人喜欢蓝色，阿拉伯人喜欢白色等等。
我们去欧洲，看欧洲教堂里的灯，基本上都是暖光，他们教堂里一般都不怎么喜欢用那种很新很亮的灯。他们认为，灯光要越老越好，年代越久的灯，发出的光越柔和，新的灯，发出的光，太过浮夸，光亮的炫人眼目。欧洲人对于光线色彩的理解和我们老祖宗理解不谋而合，我们老祖宗认为，亮堂堂的光太过耀眼，这种耀眼的光往往泛着不让人踏实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贼光。消除贼光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经过岁月沉淀。唯有经过岁月沉淀，在光阴中慢慢打磨出来的灯，光线才会变得更加自然柔和，变得雅静，变得温暖人心。
欧洲人对待家里的家具、摆设饰品，传承着这样一个理念——新的不如旧的。越是有年份的东西，越是觉得尊贵，所以欧洲人家里一套家具，一把椅子，一个花瓶，以传承用几代人为荣耀。这一点，现代中国人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大部分人认为——东西越新越好。房子修缮，最好是推倒重来，家具、家电肯定是全换成当下最流行的新款。所以，目及之处，几乎所有的城市改造，都是大建特建，拆旧建新，毫不保留。
英国人之所以被世人公认为绅士，一方面是因为其特别注重社交礼仪和衣着打扮，比如男士在公众场合对待女士那种彬彬有礼的态度，出席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等，还有一方面是只要有点经济能力和品味的英国人都喜欢在家里摆几样古董，他们认为只有*物文**最能够表现一个人的身份和涵养，才显得有文化和品味。
一件古董代表一个时代的文明。一个看似简单朴素的盘子，外表精美的杯碗，雍容华贵的大花瓶，每一个这样的物件，无不立体向今人展现着过去时代的人文情怀和历史烙印。爱古董，爱*物文**，爱的应该是背后其的文化传承。现在好多人也说自己爱古董，爱*物文**，不过，其爱的只是*物文**的价值，此价值就是价格。有个*物文**专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烦的就是有人上来就问，这东西值多少钱？我一般会回答说，一文不值，一件历史厚重的艺术品，张嘴闭嘴就是多少钱多少钱，多俗啊！”
有人收购*物文**，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待价而沽，有人收购*物文**却是为了收藏，甚至于不是私藏，而是替民族而藏，替国家而藏。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倾其一生收藏*物文**。其收藏说价值连城绝不为过，单其收藏的被誉为中国书法史“祖帖”、中华第一贴——《平复帖》，其价值就无法估量。当年张伯驹先生为收藏此贴，耗尽家产，费尽心力，好不容易获得此贴，自己人却被土匪绑架了。土匪向张家索要300万元*币伪**，否则，撕票。这可急坏了其夫人潘素，夫人好不容易托人和张伯驹先生见了一面，先生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没有钱来救我，但家里的那些东西，可千万别卖，我死不要紧，那些东西可都是国宝呀！即使我的命没了，也算是为国之瑰宝捐躯，只要国宝尚存吾土，我死而无憾。”
解放后，《平复帖》被张先生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而今的《平复帖》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永久成为一件传世国宝。
*物文**是一个时代文明的缩影，而色彩是时代文化韵味。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特有文化气质，都有自己时代独特的色彩偏好。
唐有唐三彩，其色彩饱满圆润，雍容华贵；宋代瓷器喜欢天青色，讲究内敛淳厚；元有元青花，元青花这种蓝色其实蒙古人喜欢的色彩，我们汉人对蓝色一直都不怎么感冒，以至于明代在继承元青花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不同的色彩，这种对于艳丽色彩喜爱的趋势，到了清代，民国，体现的淋漓尽致。清代人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有多喜欢？从黄色这一种颜色被皇家独揽*用御**，民间使用即为违法这一做派就由此可见喜欢的程度。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瓷器色彩饱满艳丽为一大特征，这一喜好传承到而今，我们现在依旧可以看到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上喜欢大花大朵，大红大紫，特别是我们使用的床品，几乎都是这些颜色的图案。
我们也曾经有过一段时期颠覆过这一喜好，如其说颠覆，不如说*倒打**。在这么一段时期，全国人民几乎都不由自主选择了一种色彩——灰蓝色。
据说，当年张爱玲从上海搬去香港，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不喜欢当年大街上千篇一律的布衫灰蓝色。她喜欢穿紧身鲜艳的旗袍，这样不仅可以展现出她曼妙的身姿，而且特别明显的就有别于大众的审美。张爱玲忍受不了清一色灰蓝而远走香港，但同时期的苏青却如鱼得水，她收起那些曾经喜爱的鲜艳衣服，穿上灰蓝色布衫，手举旗帜，高呼着口号，活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而今的中国，是盛世的华夏。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喜欢的色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当今中国人，除了喜欢心目中那顶永远都不过时的中国红之外，对于色彩的喜爱，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偏向简单化。
简单即美，极简即美，这一理念深入人心。
人们喜欢的简单，不再是曾经刻意追求统一的统一，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五彩缤纷，色彩斑斓。
从摈弃花俏到喜欢上简单，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当今社会生活节奏纷杂繁复变化快，在物质文明日渐丰富多选择的环境下，意识里更倾向于选择安静，选择简单。这种对色彩选择上的简单，是真正意义上简约而不简单。
这种对色彩选择上的简单，不仅重新定义着中国人对美的理解，也重新定义着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贡献，重新定义着现代中国人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