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东泽**说过地主阶级的国家强迫农民缴纳赋税，还强迫农民进行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国家官吏，和主要用于*压镇**农民的*队军**。
清朝初期的赋役制度还是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税额，“丁役”就是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每年按丁向政府无偿地负担一定的徭役。
清朝初期的这一赋税制度渐渐显示出了很多弊端，不仅影响着政府财政的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阶级矛盾的发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对赋税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革，经过多次试错之后，康熙帝推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法令，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之后的摊丁入亩制度打下了基础。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背景
清军入主中原后，因为长期的战乱和自然灾害频发，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流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很多田地因为长期没有耕种而荒芜，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当时国家政局不稳，军事上不同势力之间彼此割据混乱，清政府的统治趋近于瘫痪的边缘。
清朝的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要想顺利统一中原地区，肯定会面临着种种困难，他们意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固，不仅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掌控整个国家。
赋税制度作为统治体系的重要一部分，备受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为了建立和完善赋税制度，清朝统治者对之前的赋税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为了收买人心，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进行赋税的立法与改革时都会以轻徭薄赋作为思想与手段，清朝亦是如此。
清王朝在确立了统治地位后，以轻徭薄赋为思想前提不断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的。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地方的缙绅地主在赋役方面能够获得优待，甚至免除，在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征收摊派的过程中，他们又能够凭借自己的特权进行逃避，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清朝初期这种情况还在延续。
顺治即位之初，就颁布了有关徭役赋税方面的新法令，取消了缙绅地主的有关特权，对地方上的政治势力进行了严重地打击，弱化了地主阶层的实力，为赋税改革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出现提供了政治基础。
清军入关后，政局不稳，各种格局力量混乱，清王朝想要统一全国并不容易，要想尽快完成全国的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要加强军事力量，就需要庞大的军费支持。
当时，清政府的财政不平衡情况十分严重，日常的赋税收入远远不够政府的各项支出，军费支出更是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个问题的存在也加速了清政府的赋税改革，加速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
此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清朝初期时，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增长呈现出了极大的不协调性，土地数量的增长速度远没有人口的增长速度快，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对土地有着迫切的需求，但他们渴望拥有土地的愿望却难以实现，如果赋税制度不改变，人民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进行改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
清朝初期，为了更大程度上地恢复和发展经济，康熙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有关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效促进了康熙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出现，也为后来的摊丁入亩制度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基础。
康熙帝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延长起科年限。
顺治年间，统治者将荒地的起科年限由之前的三年延长到六年，但由于种种原因，户部在执行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按照六年年限来执行，原本荒芜的土地，在新开垦三年后就开始征收赋税，对之前开垦过又进行复垦的土地，在复垦后一年就开始征收赋税。
这样的起科年限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和压力，也严重打击了农民耕种田地的积极性。康熙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于1671年将土地的起科年限延长到了四年，两年后又将其延长到六年，这缓解了农民的压力，极大地鼓舞了农民耕种土地的热情，也增加了国库的收入，缓解了国家财政困难的问题。
康熙帝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扩大蠲免。
康熙帝认为蠲免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不断实行蠲免政策，突出自己的仁政理念。他几乎是年年蠲免，有时候连着蠲免好几年，并不断扩大蠲免的范围与数目。
清朝初期，在人口统计上，存在着严重的人口瞒报问题，康熙也意识到随着政局逐渐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民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但是耕地的数量却没有办法增加，如果按照目前的人丁额加征钱粮是不合适的。
他还意识到要想解决人口瞒报的问题，获得真实的人口统计数据，就必须要改变对增加的人丁加征钱粮的方式进行赋税征收的方式，于是对赋税政策进行了调整。
1712年，康熙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要求全国各地对人丁登记造册，并将人丁固定在钱粮册内，让官员核实之前登记在册的人丁数额和现阶段征收的钱粮额，将这两部分数据作为固定征收额度与标准，对于新增的人丁，不再征收钱粮。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颁布的第二年，康熙又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明确了以后征税中人丁税收的具体数额。
为了保证“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顺利实施，康熙在1717年颁布谕令，明确指出既然在赋税征收的过程中，对新增的人丁不再加征，那么就要停止州县官员对增加人口的议叙，如果发现有州县官员以增加人丁为由私自加征钱粮的，督抚要对此负连带责任。
经过一些列措施的实行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顺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改进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在法律上对不增丁赋进行了保障，确保了税收的稳定性，同时对没有土地或者拥有土地比较少的农民有着一定的好处。
在税收制度改革之前，地主阶级人口多，但缴纳赋税和劳役比较少，甚至被完全免除，普通百姓家里人口少，而且土地数量少，甚至没有土地，但是却要缴纳更多的赋税，严重失衡，不仅不能保证税收的稳定，还很容易激起阶级矛盾。
如果能够认真严格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话，虽然农民的丁额赋税没有减少，但丁额赋税的数目是固定的，也算减轻了他们的压力，从而免于逃亡，生活安定。
对康熙朝的统治者来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实行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农民耕地种田，稳定赋税，减少社会矛盾，巩固统治。
从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实施到1722年的十年时间里，人口数量、耕地数量以及税收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相比，人口增加率近150%，土地增长率达到了110%，税收收入增长率为44%。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虽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稳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很多漏洞，所以并没有达到统治者预期的效果。
因为各地区人丁与土地情况复杂，有一些农*意民**识不到土地的作用，将土地出售，但人丁依然存在。
在编审人丁的时候，有很多大户人家都谎报了人丁的数量，为了凑够总数额，当地官员就把贫穷人家的人丁全部纳入统计中，征收赋税。
这样以来，就导致了很多生活富足的人不缴纳赋税，坐享其成，贫困的百姓交不起赋税，从而外出逃亡，成为流民，并引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熙在1716年下诏，规定在土地买卖的过程中，人丁的税收要随着土地一起变动，如果不能严格执行，就要受到处罚，这个法令很好地解决了卖地留丁的问题，并开始在广东率先推行摊丁，开启了“摊丁入亩”制度的改革。
经过几年时间的试行和改革完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在不断改革和完善。1723年七月，刚登基不久的雍正帝推行了“摊丁入亩”政策。
此后，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半个多世纪里，除了盛京因为人口流动过大，户籍没办法稳定外，全国各地都完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对清朝社会的发展和统治的巩固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结语
清朝赋税制度的改革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出现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是在具体的的思想、政治、军需和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却没有动摇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解决自清初以来存在的赋役不均的情况，所以只实施了十年，统治者便对其进行了改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