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苦上班久矣。而如今，一大批年轻人突然发现， 上班痛苦的症结也许不在上班本身，而在于他们上的是个“动脑子的班” 。
之所以内耗，是因为你干的是脑力活，工作和休息不能被完全分开，当你下了班也在想工作，这一想，就等于没下班；
之所以卷，也是因为你干的是脑力活，当工作成果无法被计件衡量，那就要加无效的班、做漂亮的表面工作，要不怎么能辨别出来，谁比谁干的多？
之所以怀疑工作的意义，同样是因为你干的是脑力活。写了一百份策划，在落地之前都是纸上谈兵，你也说不上来你的工作是否真的被谁需要。
谁能想到，多年前，一份白领工作还是体面和轻松的代名词， 而现在，“再也不想干动脑子的活儿了”正在成为一大批年轻人的“工作应激症状” 。中产不中产、体面不体面都无所谓了，他们甚至不惜抛弃写字楼里吹空调的生活，转而把体力活当成心灵避风港。
想干体力活的人太多，都形成了组织。在豆瓣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一大群年轻人正排队走下新中产列车。
他们从旁人眼中高薪、体面的行业中离开，只为从零开始，学习做一个蓝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体力活都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前面加了一个“轻”字。 强度要让人感到劳作的充实和愉悦，但又不能真累着 。
也不能得不到尊重 。保安、卖场理货员、清洁工等工种首先被剔除出“轻快活”的范畴。因为“这些属于低信任度工作，特点是监管者多、工资低、工时长，既无自由又无钱更没有尊严”。
三百六十行在这里不再分高低贵贱，只分体力付出是否适度、氛围是否轻松、干一份活是否就能拿到一份钱。
给樱桃包装盒套塑料袋、开保洁车、在屠宰车间打包冷冻羊腿、宠物美容师等，就是大家心目中公认的完美工作。
这样的工作确实不好找，所以组名叫“探索联盟”，而另一层含义是，这群年轻人是主动从社会惯性中逃逸出来转向另一种可能性。
一位念大五的口腔医学生一边在医院做牙医助理实习，一边在小组里发帖——《我真的蛮想做保洁的》。
985毕业、私企主管、互联网大厂3年工作经验，这些在高薪行业竞争中的有利筹码，如今被更多转行做蓝领的年轻人，用来标榜自己跨越观念鸿沟的勇气。
但也有勇气回答不了的问题。
比如，多轻的体力活才算轻体力？是不是太低估蓝领工作的难度了？轻体力活是作为心理恢复的临时工具还是一个长期目标？
甚至有很多人觉得，这群年轻人只是把“既要又要”的矫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投射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蓝领工作上。
3年前，嘟嘟在便利蜂断断续续地做过3个月的店员。她形容自己以前的工作是“可以轻松窝在办公室的编辑”。
“但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什么都很没意思，要我天天挖空心思去想读者想看什么，我真提不起兴趣。”
当时正值疫情第一年，被铺天盖地的消极新闻环绕时，嘟嘟开始怀疑，自己绞尽脑汁写出来的那些观点和生活方式，是否还有意义？那些字面上的东西都太悬浮了，她想尝试一下“纯粹服务于人”的体力工作。
当时，便利蜂的时薪为22元，嘟嘟的白班为10个小时，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在便利蜂的店务系统上打卡后，就要一直呆在一个塞满保温柜、烤箱和微波炉的五平米空间里，根据系统的提示准备便当、包子，或者关东煮。
跟着不断响起的门铃声，她条件反射地重复：“欢迎光临便利蜂。”
一开始，嘟嘟觉得这份工作带来了短暂的治愈感，因为便利店的数字化系统承担了所有的脑力计算，她只需要听从指令就行。
“在成为店员的头几个小时，我一直在改变站姿缓解腿酸，觉得自己肯定撑不下去，不到半天后，我发现自己其实好得很，手和脚一刻不停地活动，几乎不用思考，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嘟嘟倒掉没卖完的临期食品
有人主动从体面行业退役，也有人在离开自己曾经最擅长的领域，只因为对行业前景失去了信心。
在新西兰南岛的夏末，21届俄语毕业生小可正在车间里给樱桃盒套塑料袋。跟她一样想用体力工作逃离既定轨迹的人比比皆是。她身边的工友来自马来西亚，之前是华为外派巴林的员工。
那位工友告诉她，自己曾经“做文书工作，赚很多钱，但没有地方花，顶多周末去趟迪拜。虽然看到前辈都很光鲜，但觉得一直这么干下去太无聊了。”
“樱桃从果园摘回来时是一桶一桶的，搬到流水线上后，有机器根据不同的个头分类，进入不同的水管。我们会把有伤口的、有擦伤的、屁股开花的樱桃挑出来，保证进盒的是饱满圆润的。工作时间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时薪约97块钱人民币，没日没夜没周末，樱桃季结束前一周，厂子一共包装了1485吨樱桃。”
公平的待遇和诱人的时薪，让小可的工作为很多年轻人所眼馋。同时， 那种成为流水线上一个没有感情的步骤，把工作和个人理想完全分隔开来的感觉，也让小可不用去真正面对职业选择上的迷惘。
按照小可的说法，从毕业起她就没有“正经工作”。先是在北京做志愿者，然后又去三亚和青海做义工，后来在外贸公司也短暂待过一段时间。
这种主动游离在“系统”之外的作风，一方面取决于小语种专业艰难的就业状况，另一方面也和俄语相关行业的没落分不开关系。
还在大三的时候，这种失落感就在小可心里留下了种子。“那时我去俄罗斯交换过一年，感觉这个国家挺土气，还有点死气”， 而圣彼得堡的繁华与落魄小城市的对比更是让人感到割裂。
在上海做咨询工作时，小可又通过猎头账户，看到了学长学姐的简历，“很多优秀的人都慢慢远离俄语相关行业了”。
面对我对小可“像个游击队员”的调侃，她倒很看得开：“没办法，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穷途末路了吧”。
“饿了的时候会直接吃樱桃”
这种行业状况对个人的裹挟，很多时候，也不能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而幸免。
今年30岁的UI设计师眷眷，从去年9月开始在麦当劳打兼职，为的就是缓解对职业前景的焦虑。
起初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契机，眷眷形容：“有一天坐在工位上，产生了一种恶心想逃离的冲动，二话不说就冲进了楼下的麦当劳面试兼职”。
每天上班前去麦当劳打一小时零工，类似于一种劳动冥想 。通过一份高成就感的劳动，先对自己的大脑前额叶进行按摩，然后再投入到压抑的8小时互联网打工生活中。
离开麦当劳之后，眷眷一直在零碎的做些兼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找不到兼职，就注册了美团众包开始跑外卖，在过年期间就在附近的商场里做秩序安全员。
打零工当然不可能突然就不焦虑了，但也确实给眷眷提供了真实的情绪价值。
“我自己在家容易乱想，到处找兼职也是想换换脑子。虽然这种体力活对我职业规划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我都不想做职业规划了。”
作为互联网行业一手创造的岗位，UI就业的洪流也开始分叉，从曾经的「30天UI设计师入门」，变成了「30岁UI设计师转行」。
一面是小某书上铺天盖地的大厂实习攻略、简历贴金技巧，一面是已经在围城里的人，现在只想用轻体力活，给自己个喘息的机会。
“想去摆摊卖烤红薯”；
“想做牧师”；
“看了高速收费站发卡员的工作，感觉不错”。
有时候你很难分辨，轻体力小组里一些异想天开的设想， 到底是阶级壁垒导致的信息差，还是脑力工作创伤带来的幻觉 。
事实上，保安、保洁这些看似闲散又没压力的工作，往往只能兼具体力繁重和没有尊严。
炒粉表情包——只能象征性地按摩一下工作群里僵直的气氛
除此之外，在轻体力活探索小组，服务业也比大厂更亟需祛魅，连锁咖啡店是避雷贴的常客。
繁琐的操作流程、严格的管理制度、超高的客流量，让那些上市咖啡品牌，无法为白领们完成踏入蓝领行业前的受洗。
你确实不再需要24小时携带前公司分配的MacBook了，对于服务业来说，榨*你干**的剩余价值，8小时就足够了。
上市咖啡店不止会被做空，还会把你也做空。
在连锁便利店打工的肖途也同样不好过。
“得益于”便利店的智能管理系统，肖途每天的工作内容，小到加热餐食，大到门店利润核算，全都得由系统来安排、监督、考核。
“打扫店铺时，要一手拿着平板电脑，一手拿着抹布，每打扫完一处，就要拍照上传系统。在这里摸鱼太难了，店里所有的广播设备和平板电脑都是系统监控的一部分，无处不在的摄像头，24小时360度地识别着员工工服的运动轨迹，只要3分钟识别不到，就会发出预警。”
“虽然我干活不用动脑，但我总是在想，这个坏东西，怎么老在操纵我？”
如今，很多一线城市的体力工作已经被异化成为系统的机械臂。 本来是想下沉到真实的生活实景，与真实的人发生互动和交流，结果感觉自己更不被当人看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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