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秦汉对于国家治理方式的探索，经过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混乱阶段，至隋重新迎来了国家的统一，可惜，隋朝只存在三十七年，属于短命王朝，当然，它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改变了南北朝混乱局势，在统一国家方面作了治理方面的很好的探索，从正反两方面为唐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管理经验。之后，而从唐朝开始，经过宋、元、明至清，中国古代治理方式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有变革，在曲折发展中逐渐走向成熟，而成熟也伴随着保守和约束性的管理越来越严重，因而从总趋势上看，中国古代各朝代在发展中，其*制专**集权得到不断强化，社会政治活力也越来越受到制约，末期，古代封建王朝虽有过如康雍乾的较强盛时期，但最终不可避免走向腐朽和衰亡，皇权*制专**毕竟已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推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
在从唐至明的发展过程中，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朱棣等，在治理方式上各有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有其治理方式的鲜明特点，值得探讨和研究。他们在治理方式上的革新值得重视，而他们为维护集权*制专**而进行的统治方式，也是值得了解的，可以从反面两面的经验吸取教训。
第一，唐太宗“仁义为治”“勤廉务本”的治理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成了繁荣盛世的代名词，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唐朝贞观年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成就，在经济上，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采取一系列推进农耕发展的积极措施，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实行救灾恤贫政策，并改变之前“重农抑商”的倾向，扶持商业，农商并举，创造了经济发展上史无前例的繁荣局面；在政治上，唐太宗任用贤能、虚心纳谏、勤政节廉，着力改革管理制度，推行清明政治，创造了开明的政治局势；在外交上，唐太宗重视修缮与周边邦国的关系，重视民族自治，免去四方珍贡，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提高了唐王朝的威望。
李世民
李世民治下的唐朝，出现了之前所没有能见到的繁荣景象，“贞观之治”在当时社会，在周边国家，以及在后世各朝代都有重大影响，“贞观之治”常常作为治理国家的典型案例来分析和借鉴。那么，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贞观之治”呢？李世民在治理方式上有什么重要措施和特点呢？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课题，下面分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李世民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实施了“仁义为治”“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
唐朝是在隋朝覆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世民亲眼目睹了隋朝灭亡的过程，他对于隋朝失败的教训心里是最清楚的。
隋朝建国时，隋文帝是很有作为的，他锐意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统一国家的积极措施，政绩显著，但是，隋文帝在晚期疑心重，杀功臣，废原太子，改立杨广为太子，造成朝局不稳。而杨广继位之后，好大喜功，建洛阳，修长城，挖运河，建宫殿，搞了太多的大项目，广征民工，滥用民力，导致了大量民工死伤，民怨极大，加上征高丽等战争，过度奴役民众，超过民众承受能力，所以，民众被逼得没有生路可走了，只有*反造**了。
而面对起义的民众，隋炀帝没有改变治理方式，反而采取残酷*压镇**的措施，比如，在*压镇**杨玄感之后，*杀屠**了三万多人，杀戮扩大，民怨极大，这残酷的杀戮彻底把民众逼向绝路；此外，隋炀帝还滥杀忠臣良将，致使隋朝不但因民众起义而根基大动摇，而且也让朝中官吏失去了信心。隋炀帝听不进忠臣的谏言，对违背他意愿的大臣，他大肆杀戮，比如，高颎、贺若弼是开国功臣，对隋朝的建立有大功劳，但因对隋炀帝的荒唐行为提出谏议，便被隋炀帝杀了。显然，过度奴役民众、杀害功臣良成了隋朝败亡的两个重要原因。
隋朝的失败教训一直是唐太宗李世民引以为戒的政治经验，所以，他一登基便积极吸取隋炀帝过度奴役民众、滥杀无辜的深刻教训，坚持“仁义为治”的治理原则，把坚持“仁义”作为他的治国理念。李世民不仅朝中大臣们有仁义之心，而且，对于民众也是以仁善之心来对待的。
比如，唐初仍有盗贼出没，当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时，有大臣主张以严酷的刑罚来对待盗贼，而李世民则认为，盗贼的出现是因为民众在经济上承受不了，迫不得已才去行盗的。他引用孟子的话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那么，民众犯罪该怎么办呢？“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参看《孟子·滕文公上》）
不难看出，孟子的主张正是李世民所赞赏的，在李世民看来，民众之所以会偷窃，是因为赋税太重，劳役太多，加上腐败官吏贪婪，盘剥民众，让民众无法再生活下去了，所以，他们才会不顾廉耻去行窃。因而，要防止盗贼出现，朝廷应节省费用，减少赋税，任用廉洁官吏，让民众能吃饱穿暖，而民众有吃有穿的，也就不会当盗贼了，没有必要用严酷的刑罚。
李世民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以宽仁待民，这避免重犯隋朝在治理方面过度奴役民众的重大错误。
与仁德治国密切相关，李世民主张慎用刑法，他坚持“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反对滥用刑罚。
李世民十分重视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把以德治国看成是唐朝根本性的治理原则，而且，他还强调：“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在李世民看来，德治是主要的，而刑罚是辅助性的。
当然，“德主刑辅”并非不重视法律，李世民对唐朝立法是非常重视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以《贞观律》的名称颁行于世，《贞观律》成了唐朝的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
只是，在唐朝的法律中，特别是在《贞观律》中，废去了很多残酷的刑罚。比如，废除斩趾酷刑，以增加奴役替代；减少旧律中的重刑条款，处罚比之前轻了；缩小了族刑、连坐的范围；对于死刑的判决强调复奏等。再如，贞观五年，唐太宗认为：“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下旨规定将前定死刑三复奏皇帝核准改为京城五复奏、州县三复奏，并严令：若“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此外，行列诏敕要求：“据法合死而情有可矜者，宜录状奏闻”。唐太宗重仁政，重德治，把仁德理念纳入唐朝法典中，坚持“德主刑辅”，对礼法结合的治理方式作了积极碳四，施行宽仁治世的治理思想，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李世民的仁德治理思想是与他重视民本理念紧密相关的，他心中存有百姓，这在封建帝王中，是比较少见的。比如，李世民赞赏和接受了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魏征对曾李世民说：“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贞观政要·论政体》）李世民听了非常赞赏，把魏征的观点作为治国的要领经常提醒自己。
其实，这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的另一种说法，李世民本来就很推崇孟子思想，因而接受魏征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是非常正常的，在李世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这也是能成为贤君的重要原因。
此外，李世民曾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又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参看《贞观政要》）李世民一直坚持“抚民以静”的管理原则，注重“与民休息”，这与他心中存有百姓是有密切关系的，他重视民主状况，关心百姓生活，所以，他推行了一系列富民措施，为唐王朝奠定了牢固的政治根基。
据《贞观政要》记载：“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治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自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贞观之治”的繁盛与李世民的仁治政策是分不开的，多点德治，少点刑罚，这是李世民的治理特点之一。
其次，李世民坚持廉洁自律，重视兼听纳谏，创造了开明的政治局面。
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最能廉洁自律的帝王之一，他善于自省自检，反省自己的失误之处，并能及时取长补短。
此外，李世民从谏如流是史上闻名的。李世民曾强调过，治国无他，纳谏任贤即可。他把纳谏比拟为照镜子，认为人要照镜子，而忠臣即是国君的一面镜子，常听忠臣谏言，能戒骄纠错。
李世民竭力鼓励和虚心听取忠臣、直臣的进谏。史书记载，贞观时期，有30多位大臣多次向唐太宗进谏，其中，魏征的进谏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而且，魏征的谏言非常厉害，经常谏那些李世民不喜欢听的。除魏征之外，其他大臣如刘洎、岑文本、王珪、褚遂良、马周、虞世南等也都敢于面折廷争，向李世民提出中肯意见，甚至对他提出批评。
魏征剧照
唐太宗虚心纳谏，对大臣的谏言认真思考，反复观省，他曾对司空裴寂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总联**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联怀也”。（《贞观政要·求谏》）
李世民鼓励大臣进谏，对大胆进谏者经常给予奖励。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曾巩曾说：“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曾巩《书魏郑公传》）在曾巩看来，唐太宗的之所以能胜过在他之前的历代君王，是因为他能屈己而虚心纳谏。君王能虚心纳谏，忠臣才敢大胆谏言，朝廷才能正风气，扶正气，朝中才能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其政治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再次，李世民重视构建君臣和谐关系，培养清廉的官吏队伍。
在中国古代有不少朝代，立朝前，君王与文臣武将的关系非常和谐，能合力与对手争天下，心比较齐，力能往一处使，可是，立国之后，帝王与开国功臣们的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矛盾不断增加甚至激化，于是，皇帝便使用严厉的措施来对待功臣们，比如，对功臣大开杀戒，刘邦就是这么干的。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在继位之后，不但没有与功臣名将们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他在位期间，君臣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君臣能和谐共处。
显然，李世民能够与文臣武将建立比较融洽和和谐的关系，这是能创造“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失败的教训，在从谏如流、自觉自省的同时，注重与文武大臣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他能让臣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他又能闻过则喜，对言过者不责罚，不治罪。
唐太宗与君臣的关系，表现出少有的和谐关系，君臣如鱼水关系，李世民曾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贞观政要·求谏》）君臣能够肝胆相照，李世民说：“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同上）当然，君臣皆应尽责尽力，治理好国家。李世民要求：“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同上）
历来，帝王与武将的关系是最难处理好的关系，帝王立朝之后，屡屡发生杀害将帅的事，然而，唐太宗却能与武将建立很好的关系。唐太宗与唐朝大多数的开国武将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特别是与李靖的关系，堪称为史上最好的帝王与武将的关系，他们互相信任，经常在一起讨论军事战略，史书记载了他们君臣两人的对话，其气氛和谐融洽，令人赞叹。
此外，在唐太宗的带领下，贞观年间的大臣们清廉简朴，朝中大臣多数是勤廉的官员。其中，清廉官员的典型之一是魏征，他一生节俭，家无正寝，让唐太宗不得不令其限期盖上正厅，并赐予魏征白色褥子和布被。其他官员如中书令岑文本，家处潮湿之地，家中竟连帷帐都没有，有大臣劝他该为子孙谋一份产业，改变家里的状况，岑文本叹说：“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同上）再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清廉简约，死时因居宅弊陋，竟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唐太宗知道后，下旨为他造了一座庙，让后人能有地方祭祀他。
唐太宗注重以权力部门的制衡关系来保住官员的廉洁自律，贞观元年唐太宗曾对王珪说：“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国亡**之政也。”
这其实是在治理方式上设置了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关系，以形成纠正机制，既能避免决策失误，又能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唐时，门下省的封驳权力是很大的，即便是皇帝下的旨，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将被认为是违制的，下属政务部门可以不承认。显然，这种制衡机制对于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对于保持廉洁的管理团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重视吸收人才，注重量才用人。
贞观年间，李世民十分重视人才的聚集和使用，在吸引人才的制度上，他完善科举制度，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打开方便之门，同时，他注重量才用人，合理运用人才。
其实，早在李世民掌管亲王府时，在他的麾下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才，玄武门之变之所以李世民能胜太子李建成，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秦王府的人才完胜*宫东**的人才。
李世民善用人才，在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用房玄龄、杜如晦以出谋划策；让尉迟敬德冲杀在前，并在他杀了李元吉之后，又让他进宫“护卫”李渊；让不愿直接参加杀戮的秦叔宝护住秦王府等，将人才合理使用。李世民登基之后，用魏征做谏臣，用战神李靖、李勣征战四方，用戴胄处理朝中琐碎事务，善于使用人才，让各位官员在其岗位上各司其职，人尽其才。李世民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对于李唐王朝的发展繁荣无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最后，重视友善邦交，实行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
唐朝是比较开放的朝代，唐朝在创立过程中，与西域边陲各国交流接触也比较多，同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也比较有包容思想，所以，在李世民执掌皇权的贞观年间，可以说是实行了非常开放包容的政策，而且，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开元年间。而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在文化交流方面表现得特别显著。
当时，唐朝与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文化交流活动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表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
首先，华夷和汉蕃通过交流互动，在习俗风尚上不断交融，并互相吸取对方的优秀因素。在当时，唐王朝呈现出文化艺术上多姿多才的风格。特别是在节日，长城的文化艺术活动可谓盛况空前，*会集**规模非常大，多民族的艺术表演在长安舞台上盛放，灯火嘹亮，歌舞升平，百戏竞演，热烈非凡。
其次，随着唐朝与各邦国友好交往的不断增强，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不断增加，外国留学生、商人、外交官、宗教人士、学者、药师、画家、乐师、杂技魔术师等，都进入长安，互动交流，平等交往，和谐共处，活跃而欢乐。
再次，随着唐王朝与各国交流融合的加强，各国文化艺术大量引进中国，比如西域各国的音乐、印度的宗教艺术、胡人的服装、拜占庭的建筑等，都在长安城应用和或传播，长安城成了各国的艺术展览大平台。
最后，在唐朝，宗教信仰自由，宗教的活动和交往非常活跃，大唐人可以选择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流派，无论是儒教、道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可以选择，甚至可以同时信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宗教，宗教理论在长安的传播是很活跃，也是很自由的，长安城有各种各样的寺庙、道观、教堂等，宗教活动很繁荣。
盛唐景象
总之，唐朝是中国古代非常注重对外交流的一个朝代，是开放和繁荣的朝代。从贞观时期到安史之乱前，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国家，贞观、开元盛世，令历史上很多大政治家表示赞叹，也使世界上研究中国历史的杰出学者们非常赞赏。有一次，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在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中国古代文明时曾有过精彩的对话，池田大作问汤因比：“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中国，假如让你选择在古代生活，你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哪一个时代？”汤因比回答说：“若是有机会选择，我会选择在唐代！”池田大作又说：“你首选的居住地，必定是长安！”显然，无论是池田大作还是汤因比，都对中国的唐代和唐代的长安非常赞赏，长安让他们很神往。
当然，唐朝的强大，长安的繁荣，贞观、开元出现盛世，都与李世民所开创的有效的治理方式分不开，唐朝中期之前对于国家的治理方式，值得研究和借鉴。
第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重文轻武”、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赵匡胤是通过掌兵权来掌握皇权的一个典型人物。起先，他在后汉时投奔当时的枢密使郭威，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在经历了多次征战之后，赵匡胤受到了后周世宗柴荣的欣赏和信任，由于赵匡胤在征伐南唐时屡建战功，表现出精明的军事才干，柴荣病重时，出于对赵匡胤的器重和信任，同时，也为了制衡其他军事将领，柴荣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成了后周的重要将领。柴荣去世之后，赵匡胤执掌后周的主要兵权。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受命抵御北汉及契丹联军，出兵途中，在他的弟弟赵光义等身边将领的支持下，发动了“陈桥兵变”，并返回京城逼迫后周恭帝禅位。同一年，赵匡胤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建隆，建立了宋朝。
赵匡胤成了皇帝之后，在战略上，他采纳了宰相赵普关于“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征战策略，相继灭了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势力，逐步实现了全国大部地区的统一，赵宋王朝的政权逐渐得到巩固。
赵匡胤登基之后，实行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那就是“杯酒释兵权”。他相继罢去京城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以巧妙的政治手段，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擅的局面，从军事上巩固了宋王朝。
赵匡胤画像
赵匡胤确立了宋王朝“重文轻武”、集权*制专**的治理方式。
首先，赵匡胤吸取历史教训，极力保证皇帝对兵权的彻底掌控。
五代的混乱局面和军事角逐过程让身为后周重要将领的赵匡胤倍感兵权的重要性，五代之后，赵匡胤夺得了政权，这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兵权对于政权的关键作用，他知道，没有兵权就没有皇权。
南宋范浚曾论述说：“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范香溪先生文集》卷四）赵匡胤自身的经历更让他深刻地感受执掌兵权对于掌握政权的重要性。他之所以能实现“陈桥兵变”，之所以有机会“黄袍加身”，就是因为他掌控了兵权。他心里非常清楚，只有完全掌握兵权，才能真正巩固皇权。
宋朝建国之初，赵匡胤曾与宰相赵普讨论朝代的更替和王朝的存亡问题，而谈及关于后周之后如何避免宋朝成为短命王朝的问题时，赵普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司马光《涑水记闻》）赵普说得很明白：“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其实，赵匡胤对赵普的建议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他自己抢了后周的政权，正是因为他手里有兵权，而为了不让宋朝再成为后周之后的短命王朝，最根本的措施当然是集中兵权，掌控*队军**，巩固和强化皇帝*制专**统治机制。赵匡胤登基之后一直坚持着牢牢掌控兵权的根本策略，其实，皇帝掌控兵权，这是赵宋王朝的立国根本。
其次，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来掌控兵权，这一方式比刘邦斩杀开国功臣的方法要高明得多，这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功臣功高盖主的问题。
赵匡胤没有通过残酷杀戮的方式来掌控兵权，而是在酒宴上以温和的方式来解除开国武将们的兵权。在把酒言欢时，巧妙地劝说武将们把兵权交出来，这把矛盾冲突控制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来加以解决，这是解决帝王与将帅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宋朝立国之初，赵匡胤便以他的谋略顺利地从开国将军们手里取来了兵权，使北宋王朝一开始便让皇权与兵权得到高度统一，把兵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里。可以说，在皇权*制专**体制下，赵匡胤解除功臣兵权的办法算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再次，赵匡胤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着力改革*队军**的管理制度。
宋朝立国之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宋王朝的*制专**统一政权也逐步得到强化，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赵匡胤对晚唐、五代军事将领们的割据状况是非常清楚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赵匡胤对*队军**推出了革新的措施：
（一）在总的原则上，强化皇权*制专**，加强军事集权，削弱大将兵权，以文臣御武事，以募兵制作为主要的兵员的征集和管理方式。
（二）由皇帝直接掌控*队军**，皇帝独揽*队军**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让将帅们无法独自使用*队军**，防止军权旁落，规避将帅*反造**。
（三）将兵权一分为三，即“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职官》）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负责调发全国*队军**，设枢密使、枢密副使。“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统全国禁兵和厢兵，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等，其地位低于枢密院长官。
枢密院与“三衙”分别掌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率（帅）臣在平时统领同驻一地的各司*队军**，即同驻一地的*队军**平时要受三衙和率（帅）臣双重统辖。战时，*队军**受枢密院调发，由皇帝临时派遣统帅（率臣）领都部署、招讨使等头衔，率兵出征，事已则罢。
显然，赵匡胤是吸取自身“陈桥兵变”的深刻教训，为防止将帅*反造**，严格把兵将分离，将不专兵，兵不属于将，而兵部只掌仪仗、武举和募兵等事务。
如此一来，管兵权、发兵权和指挥权是分立的，管理*队军**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办法领兵*反造**。
赵匡胤剧照
最后，赵匡胤着力于纠正五代十国“重武轻文”的现象，但却矫枉过正，“重文轻武”政策为后期宋王朝带来了很大的消极作用。
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武将凭实力统治国家，是真正的重武轻文的时期，而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就一直在寻找办法控制武将的权力，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办法就是利用文官来牵制武将。其实，这是吸取历史经验，晚唐时李唐王朝逐渐衰落，与之前的潘镇割据和之后太监掌兵权等是有关系的，赵匡胤借鉴唐朝衰亡的教训，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他认为以文官来牵制武将能避免宋朝重蹈唐朝失败的覆辙。用文官来制约武将的权力，使武将没有犯上作乱的可能性。
可是，宋朝“重文轻武”并非对宋朝统治者都是有利的，其实，是有利也有弊。
宋朝刚刚建立时，赵匡胤的统治秩序尚未稳固，如若将帅的兵权太大，皇帝便难以掌控，皇权统治会受到威胁，皇帝的位置也就坐不稳了。所以，宋朝立国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大肆削弱武将的兵权，对于巩固皇权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是防止武将*反造**的非常重要措施。
但是，宋朝在其长期发展中，并没有能根据实际的历史状况来改善治理方式，而是固守着赵匡胤“重文轻武”的治理方式，如此一来，武将的权力被严重削弱，管理*队军**的各方面兵权被分化，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作用，领兵的不懂兵，懂兵的不能领兵，兵将不一心，将领没有决断权，宋朝*队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在与外邦进行军事对抗时，宋朝*队军**不堪一击。
显然，在宋朝后期，“重文轻武”的政策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宋朝军事力量的发展，抑制武将的政治措施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队军**毫无战斗力，宋朝的国力也随之逐渐衰落。
宋王朝成于军事也败于军事。
第三，朱元璋、朱棣去相权、设内阁以及强化内廷宦官机构的*制专**统治治理方式。
朱元璋创立了明朝，着力于强化皇帝的*制专**权力，明王朝*制专**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而朱棣又把明王朝的*制专**政权推向新的高度。明王朝*制专**主义的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
在明朝创立初期，朱元璋便开始对丞相制很反感，后来，他找机会清除了丞相胡惟庸，并乘机废了丞相职位，把原来隶属于丞相的权力划分至六部，而六部长官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实际上，是朱元璋亲自兼任宰相职务，亲自掌控六部。
丞相被废除了，朱元璋既是皇帝，同时又兼管六部事务，将中央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起来。朱元璋确实是够狠的，中国古代延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被他下一道圣旨便给废除了。
当然，从明王朝巩固皇权*制专**的目的来看，废除丞相制对朱家王朝是十分有利的，朱元璋此举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不过，这种解决方式是极端的，也是暂时的。
没有相权的干预，皇权*制专**更集权了，*制专**更强化了，皇帝更有威严，管事不受受制衡。可是，皇帝要管的事也太多了，除皇帝的政事要管，五部的事务也要管理，地方报上来的事务也要管，事务太多，政务难理清，皇帝常常力不从心。
而且，朱元璋还在地方废除行省，设“三司”，以分别掌管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政事务，而“三司”不是独自理政的地方官员，而是朝廷派驻省里的直属官员。“三司”互不统属，三分权力，互相牵制，遇有重大事宜，需“三司”合议，并将合议结果上报朝廷的院部决断，这实际上是上报到皇帝那里了。这一管理方式大大加强了皇权对于地方的垂直统治，但却又大大增加了皇帝管理的事务。虽然说这一管理方式有利于解决唐以来藩镇揽权过大的弊病，但要实行好是非常难的。皇帝太繁忙，于是，明王朝便利用八股取士为帝王培育执行*制专**管理的官僚队伍，设立了内阁，协助皇帝管理朝中事务，力图强化皇权的*制专**统一。
其次，明朝在外庭中设内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以解决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所造成的繁忙问题。
明朝的外廷主要是指由内阁、六部、地方巡抚、太守等所组成的文官管理系统，是政府的主要管理机构。丞相被废除之后，明朝不再设丞相府，皇帝凭一己之力很难胜任直接管理六部的繁杂事务。于是，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时，便设立了内阁，内阁设置三个大学士，其中内阁首辅大学士是领头人，但阁臣们主要做的是秘书、顾问的工作，没有实权。显然，内阁与丞相府完全不一样，只有议政权，没有决策权，内阁大臣只有“票拟”的权力，只能把建议上报给皇帝做决策，当然，如果皇帝比较弱，内阁首辅也有相当于丞相的权力，比如高拱、张居正等，也是权力很大的。
朱元璋剧照
明王朝的内阁在其发展过程中权力不断在变化，内阁首辅一旦有机会，便会在使用议政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争夺决策权和行政权，后来，一些首辅如张居正等其实有了丞相的权力。不过，明朝的内廷、外廷实际上既是互相对称，又是互相牵制的。比如，外廷有内阁，内廷有司礼监；外廷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内廷有锦衣卫、东厂、西厂；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等，后来是总督、巡抚；而内廷有派往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内廷、外廷构成两个权力系统，他们相互制约，互相监督，
内庭的司礼监和外廷的内阁之间互相制衡。内阁有议政权，但是却没有决策权；而司礼监有决策权却没有议政权。外庭的内阁首辅和内廷的司礼监，各自掌控着所属的权力体系，而*制专**皇权却自上而下地利用这种制衡关系来达到保证最高权力的安全和驾驭百官的目的，皇帝既是这一制衡机制的设置者也是这一机制的收益者。而这种牵制才是皇帝所需要的，这能确保皇帝牢牢地掌控着决策大权。
再次，明朝强化内廷宦官机构，赋予宦官特殊权力。
不仅如此，王朝皇帝还不放心，除了设置内、外庭互相制约之外，皇帝还强化了特务机构，并特准他们滥用权力，以此来强化*制专**统治。
明朝初期便建立起内庭宦官制度，而且随着内廷不断发展，宦官机构的人员数量也一直在增加，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宦官的机构设置越来越强大，宦官数量越来越多。明洪武年间，明代的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基本形成定制。
朱棣画像
在内廷中，掌控着最高权力的是司礼监，他既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拥有非常关键的三项职权：
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这一职权让司礼监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官员，掌控御前信息的上传下达，而且，官员是否能见皇帝也是由他做主；
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但在各宦官机构中处“第一署”位置，位列“二十四衙门”最前，而且，实际上处在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位置上，整个宦官系统皆由他来管，权力很大；
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特别宦官系统中的特设机构，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也常由司礼监来掌管。
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他的权力是最大的，因为宦官属于内廷，所以，司礼监号称“内相”。比如，万历初年权倾朝野的冯保就是掌印太监，是司礼监的掌权者。司礼监还兼领东厂提督和兼管派往地方负责监察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使得他的权力可以延伸到朝廷各处和地方官府衙门，有着超强的权力。
明代曾经有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四个机构。锦衣卫是由拱卫司改变而来的，其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首领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明代主要的特务机构一般称为“厂”“卫”。厂、卫都直接隶属于内廷，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们拥有特殊权力，有权对所有皇亲国戚、官吏和百姓进行监视，并能秘密审讯，设独立刑狱，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是皇帝最得力的耳目和爪牙，但他们之间常常互相牵制，东西厂不和，内行厂曾有过比东西厂更大的特权等，厂卫之间的互相制约有利于皇帝对厂卫的掌控，以保证厂卫成为皇权*制专**最有力的统治工具。
明代特务机构实行最恐怖最血腥的侦查方式，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成了明王朝罪恶腐败的体现，这大大侵害了百官的积极性，残害民众，窒息了*场官**的活力。其实，厂卫权力的膨胀是君主*制专**空前强化、*制专**制度走向腐朽的表现。厂卫的疯狂标志着明朝皇权*制专**正走向大衰落，这预示着明朝灭亡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