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落 第
5.3 重新出发
湖北财院的“前世（身）”是老湖北大学----区别于现在的湖北大学，再往前是从中原解放区迁来的中原大学；“今生（身）”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革文**中老湖大停办，到1970年代初复办时暂称湖北财经专科学校，至承办我们那届“商业部政治经济学师资班”时刚改称湖北财经学院。到全面改革开放完全恢复办学规模后又改为中南财经大学，成为财政部直属的几大名校之一。而弃之不用的老校名湖北大学则被武汉师范学院接过去了。后来在全国高校合并潮中，中南财大又与另一所部属（司法部）高校中南政法学院合并，合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参见图5-3）。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校名，远不如老校名湖北大学（简称“湖大”）来得正宗，也不像合并前的校名可以简称为四个字的“中南财大”。既然是财经与政法联合，湖北大学也回不去了，何不借昔日西南联大之光就叫中南联合大学，简称中南联大？
图5-3 当年入读的“湖北财院”“中南财大”已变身为如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年制师资班主要开设《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工业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课程。我都是第一次接触。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商业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老师一比，我立马感到自己的明显差距。我过去也算读过一些书，可突然发现唯独对经济类知识涉猎极少，甚至连粮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公共课也因外出参加小麦赤霉病防治给错过了。我后来一直想，我从小对经济知识的排斥会不会与自己父母从事的财务工作有关呢？是不是在许多孩子的“叛逆”本能里也包括对父母职业的排斥？看来一切都得从零起步、重新出发了，遂借用毛主席在《忆秦娥·娄山关》里的佳句来自勉：
…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然而我还是得感谢这次被动而又懵懵懂懂的“转身”。首先开讲的《资本论》就将我吸引到了陌生而又浩瀚的经济学世界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讲人王老师的理论水平与讲课风格。我前所未有地记满了整整十几本课堂和读书笔记，将三卷本的《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合并到了《经济学说史》）通读了几遍，上面做满了密密麻麻的勾画和批注。讲授《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夏老师则以研究和著述见长，后来成了非常知名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讲授”与“研究”这两种能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而事实上不论在哪所高校，课讲得好都不如论文写得好受重视。讲授《工业经济》的是这一领域的全国知名权威李老师，他的授课通俗而又接地气，对各种层级的受众都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以至多年后我报考了他的博士研究生。
图5-4 笔者(第2排左1)“恶补”专业知识得到某种认可
那不仅是我“恶补”专业知识的一年（参见图5-4），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全班60多名同学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带来了不同的见闻和人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唐山及天津同学刚刚过去的大地震亲历，北京同学或多或少带有的“皇城根”文化，（某些）广西同学的典型南国人特征，维族同学一边听老师用汉语讲课一边用维语做笔记的“功夫”，内蒙同学的大草原下乡经历，浙江同学（除湖北外人数最多）的特殊普通话口音，与贵州同学从重庆到武汉的一路同行… 同学中也有许多像我一样曾做过文学梦，有的在文学知识和阅读质量方面让我自愧弗如。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为此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阅前所未及的旦丁、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大小仲马、歌德以及《荷马史诗》《牛虻》《红与黑》《呼啸山庄》《 约翰·克利斯朵夫 》《飘》等名家名著。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尽管当时只能读到其部分单行本）则成了“我之最爱”。我能在半年多以后写出和发表几篇小说，与这段经历多少有些关系。
一年的大学师资培训助我走上了中专学校的讲台。可还没等我上完一个学年的课，这所学校就回归商业部（*革文**前的粮食部此时已合并到商业部）并恢复大学建制更名为武汉粮食工业学院了。而它借用的“湖北省粮食学校”招牌则由省粮食局收回重办。重办的粮校位于汉口胜利街310号，为区别于前者（顺道街粮校）以下称“胜利街粮校”。考虑到自己尚无大学学历，我便主动申请参与到新“湖北省粮食学校”亦即“胜利街粮校”的筹办，离开了那所曾经招收我、留用我、送出去培养我并吸纳我入*党**的母校。
到胜利街粮校后继续讲授政治经济学课。但我也深知自己只是刚刚入了学科的门。要成为一名“经济学人”没有若干年的专业积累和系统训练是不行的。于是我又报考了一所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业余大学经济学系，经过4年比较系统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个转科学子在知识结构和积累上的不足 ， 算是初步完成了“懵懂转身”后的学科知识基本建设。